「我們逃難那時候⋯⋯」
在我家，媽媽說的不是三隻小豬、龜兔賽跑這類的童話故事，而是輾轉住到別人家，那家人如何慷慨施捨，在她上學的課本夾了鈔票、救濟其他難民、最後仍是家道中落⋯⋯這些故事沒有道理可言。等到我長大以後，才開始有了更多細節，問她那些沒有親戚可以投靠的難民有多少，「大概可以睡滿一個小公園。」我母親一家從印尼加里曼丹鄉下到了城鎮，再到了首都雅加達，但也有人搭船去了上海，總算回到華人的地方，卻在幾年後遇到文革。這幾年，在中國的親戚透過印尼的親人連絡上我母親，原來他的女兒嫁到台灣，在許多人眼中是個陸配了。看得出來日子很辛苦，但為了來見失聯已久的親戚，她們帶著大紅袍茶葉、干貝等昂貴的伴手禮。
我採訪其他印尼華僑和他們的孩子時，他們都記得這場逃難，有人是當地望族，讓家僕與收買的警察守住家門，保護當時軍事強人蘇哈托的政敵，讓對方順利逃往新加坡⋯⋯簡直像是《冰與火之歌》的情節，但要不是我問起，他們可能也不會跟其他台灣人說。
《殺人一舉》是紀錄片導演歐本海默在2012年上映的作品。經由他的鏡頭，我才發現這場逃難有個官方的名字：930事件，因為在1965年9月30日，發生了一場流產政變，其後蘇哈托開始反共大清洗，結果不論是印尼或華人，有許多工會、知識份子和反對政黨，因為清共的名義被殺害或失蹤，估計有五十萬到三百萬人受害。
導演想找到這些受害者，但就算過了五十多年，還是沒人敢出面受訪，因為那些加害者至今還是他們的鄰居，有權有勢，被社會當做英雄來看待。還有人想為自己殺人的輝煌記錄拍片，告訴大家他怎麼用鐵絲絞緊受害者的脖子。這場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屠殺，我卻從來不曾聽印尼的親戚談論，就像紀錄片中的人們從不過問。
在蘇哈托統治的三十二年間，禁止華文學校、華文報紙，華人全面採印尼文姓名，不得擔任公職。近年來，鍾萬學在眾所矚目的情況下做了雅加達市長，最後卻因為種族衝突而下台。顯然種族仍然是在印尼難以跨越的障礙。我的表弟不會說他父母的母語（福建話、客家話），而我也不會說印尼語，彼此只能用英文溝通。問他是否有印尼朋友，他也說沒有，從小讀天主教學校，住在有柵欄的社區，去買個東西也能發現當地市集分為華人和印尼人的店家，好像中間有一條看不見的界線。
2014年的《沉默一瞬》，終於有一個叫阿迪的驗光師出面，去質問現在做威做福的兇手。但他的哥哥死了，母親很沉默，父親失智了，大家都說過問這些事有什麼用呢。更糟的是電影上映後，導演被印尼政府禁止入境。露臉的阿迪也不知道後來的情況如何，我只知道印尼的農民組織很強悍，也只能祈禱這份強悍足以保護他。
印尼許多有關當時的文件被隱匿、毀壞，就像台灣的政府機關沒有義務或規定提供這些文件，所以真相始終未明。2007年時人權委員會首次展開調查，2012年公布了第一份報告。2014年參選的總統佐科威，對於印尼的轉型正義始終沒有正面回應，直到2017年，美國中情局的文件顯示，當時美國政府確實提供了支持。2007年開始，每週四在印尼總統府前，有1965年930事件、1988年學生運動等的受害者及家屬，帶著黑色雨傘和罹難者照片發動「週四集會」，要求政府調查、公開侵害人權的歷史。但今年的總統大選，印尼人民依然只有兩個選擇：尋求連任的佐科威和蘇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顯然軍事力量大於人權的重要性。
我們在家看了紀錄片，我媽一貫像她平常一樣邊做家事，邊看影片。（她沒空也沒興趣在電影院中連續坐著六個小時。）她說她記得小時候不是這樣的，但紀錄片地點的是棉蘭，並不是她的家鄉Andjongan，她逃了幾十年，也從未與加害者對質，很難說誰才是對的。然而今年秋天，我們說要重返加里曼丹老家，外公過世多年，外婆也失智了，其他親戚紛紛說那裡沒什麼好玩，沒有漂亮的沙灘、華麗的購物中心和好吃的食物，那裡對他們來說，可能比任何一個國家還遠，遠得像是生命的盡頭，他們眼中還是藏著深深的恐懼，以及歷史傷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