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地下樂團在 80 年代末期開始出現，Double X被稱為「台灣第一組地下樂團」。但是，台灣第一部樂團紀錄片是哪部？可能是《爛頭殼》（2001），或是《瑞明樂隊》（1997）。 但，相較於濁水溪公社的傳奇地位，「瑞明樂隊」在台灣樂團史上名不見經傳，沒有任何錄音更不會有人看過演出，甚至正式團名也沒有，他們只出現在已經消失的瑞明山莊，以及紀錄片導演吳耀東所拍攝的影像之中。
「瑞明樂隊」就像吳耀東所說：「瑞明不是一個樂隊，瑞明是一種精神。這是至今我最愛的習作。我的哥們。」1996 年，他只是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第一屆的學生，因為要完成作業，於是拍攝了身邊最熟的「學長們」，也就是我們在《瑞明樂隊》看到的 4 位年輕人。他們不是專業樂手，白天有各自的工作，晚上則在外雙溪河畔的廢棄農舍「瑞明山莊」裡面練團卻永遠彈不完一首歌，或多或少對於未來有些徬徨。
今年，46 歲的吳耀東以新片《Goodnight & Goodbye》獲得 TIDF 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獎項。第一部作品《瑞明樂隊》又被重新被人挖掘出土。他坐在正播放著美國獨立樂團Beach House新專輯的咖啡廳，跟我們說因為需要片名而取的「瑞明樂隊」，他笑著說：「因為樂隊比較酷啊！那時候台灣全部都叫樂團，樂隊是中國那邊的用法。」
吳耀東與「瑞明樂隊」仍保持著聯絡，大家都已成為中年大叔，人生各自有變化，拍片的拍片、出國的出國，或是在體制底下混得不錯。我們問他會不會再續拍呢？「不可能了啦！」他說。
你是怎麼認識「瑞明樂隊」的成員？
團員中有兩位念輔大，貝斯手楊棟樑（董娘）當時已有在校內玩團，吉他手戴崇源（學長）跟他是同班同學。我在輔大的時候認識了這些「學長們」。當時我一年級，他們已經三年級了。我們是在攝影社認識，雖然他們日間部，我夜間部的，可是合得來啦！然後他們都住學校附近，我有時候會去那邊喝酒聊攝影。
當時是怎麼接觸到比較搖滾的音樂？
我跟戴崇源特別熟，音樂的養分很多來自於他，他從高中開始聽西洋音樂。我很俗，高中還在聽Billboard。大學是一個轉捩點，那時候是所謂的「90 年代」，水晶唱片也有好幾年了，他們常跑校園來賣CD，所以我開始接觸到這些音樂。水晶唱片的路線算是比較田野、民謠，或者是抗議的，從朱約信、陳明章到早期的伍佰。那時候開始有很多的藝文活動，我記得還跑到板橋舊酒廠參加後工業藝術祭。因為我那時已經認識濁水溪公社了，我知道他們會表演，大家最後都亂成一團，還被他們的餿水還是屎潑到⋯⋯
之後就越走越偏，我們都只聽地下樂團了。然後也聽很多陳昇。《瑞明樂隊》就有出現陳昇的〈南風〉，大概他們也喜歡吧。後來魔岩出了「魔岩三傑」，紀錄片裡另外一首中文搖滾歌曲應該是竇唯的〈黑色夢中〉。鼓手韓立剛很喜歡竇唯，所以拿他的歌來打。因為國外的音樂總是還有點距離，可能對這些練團的來說就是copy歌。團裡面最會彈吉他的鄭兆庭（阿伯），你看他吉他就知道是聽重金屬。五字頭的這些人，他們在後期是比較被重金屬影響，所以「瑞明樂隊」基本上是copy一些重金屬的歌曲。
那麼「瑞明樂隊」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呢？
韓立剛也很聰明，他讀東吳大學，後門進去就是瑞明山莊，之前就有一些學長在裡面了。因為深山裡面又不會吵，他們就搞起了練團室。同時在利用練團室的有好幾組團，不過都是比較地下的樂團。當年MTV還是Channel V有一集，伊能靜帶了大批工作人員去瑞明山莊，那邊弄來弄去就把韓立剛搞得很不爽。
其實「瑞明樂隊」一下子就不見了。他們常常在吵哪一個人練團沒到，所以永遠是湊不齊的狀態，然後jam不出一首歌。
所以拍攝《瑞明樂隊》的動機為何？那時候也沒想說拍完怎麼去處理吧？
《瑞明樂隊》是我在南藝大研究所第一年的習作，那是我第一次拍攝紀錄片，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我只知道照相機變成攝影機，那時候也不愛用腳架，我拿攝影機進去就被罵了，更何況架好給你拍⋯⋯也不會訪談，何況是那麼熟的人（笑）。
李道明老師給我們看過吳文光的《流浪北京》。《流浪北京》好像也是在拍 4 個人，我也是在拍 4 個人，北京的一些藝術家跟這些人又有點像。「拍那麼粗糙也OK耶！」、「原來紀錄片是這樣。」所以就更放膽地去做。最後再回去剪接處理的時候，反而覺得這些東西還蠻有趣，因為就是以前老師講的那些事情：「憑什麼拍？」我那年拍「瑞明樂隊」也一直被他們質疑「憑什麼拍我們？」反正就很坦白地把這些東西袒露在陽光底下。
後來獲得「台北電影獎」肯定，也被評審質疑。因為「台北電影獎」要頒給具有台北精神的作品，那什麼叫「台北精神」？「瑞明樂隊」這些住在台北郊區的邊緣青年就能代表嗎？所以《瑞明樂隊》沒有被討論到那麼徹底；我們都經歷過那個年歲，那個年歲就特別容易虛無，所以就是把那虛無與疏離給拍出來，他們表現也大概是那個樣子。
最後，你怎樣回去看「90 年代」？
我也不是在關注或是讀很多書的人，你們講了我才會知道什麼「90 年代」。當然你現在聽到更多人在講，你就會知道原來那時代是那樣。對於當初二十多歲的我們，那當然影響很大。我一個學生憑藉著腎上腺素也跟人去街頭拍抗爭，當時最熱的就是陳水扁選台北市長，我們哪知道後面政治、經濟的原因或理論，也沒有意識到什麼叫狂飆的 90 年代。長大了以後才慢慢知道，原來自己好像活過了那年代。當然跟「瑞明」這票人當時在一塊也有關係，而不只是成為循規蹈矩的人，所以才會有這些作品出來。
好險我是跟「瑞明樂隊」一直在一起才沒有走歪。從他們已經畢業，我還在大三大四去了瑞明山莊，再到南藝唸書拿了他們的片子得獎，第二年拍了《在高速公路上游泳》也得獎，回來很高興要跟他們分享然後被潑冷水。所以我也沒因為得獎就飄飄然。
總之，我覺得瑞明那種精神是真的。
採訪／王信權、鄧兆旻
文字／王信權
攝影／羅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