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好萊塢（Hollywood）成為美國電影工業的代名詞開始，其他各國電影工業也出現各種「萊塢」之說，包括印度「寶萊塢」（Bollywood）、巴基斯坦「洛萊塢」（Lollywood）、奈及利亞「奈萊塢」（Nollywood）等。
2017年，法國紀錄片導演索妮雅．珂蘭倫（Sonia Kronlund）在坎城影展的平行單元「導演雙週」推出了她的首部紀錄長片，隆重向世人介紹了一個過去不為世人所知的新「萊塢」——沒萊塢。純粹就是「Nothing」，意味著此地沒有電影工業，什麼資源也沒有——歡迎來到阿富汗。
《沒萊塢天王》（Nothingwood, 2017）帶領觀眾來到了這個位於西亞的山之國，此地給世人的第一印象往往盡是戰火與貧窮，幾乎是第三世界的代名詞。其實阿富汗也曾有過承平時期，但隨著王室在1973年遭受罷黜，該國便陷入無止盡的政治紛亂與戰爭威脅，先是蘇聯入侵引發的九年戰爭，又因信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組織塔利班崛起，使該國長年淪為人權煉獄。
在此背景底下，一位天王誕生了，他名為沙林．珊辛（Salim Shaheen）。在本片的開場，一群阿富汗男人簇擁著這個福態的男子，他像是在市場叫賣似的高聲詢問眾人想不想觀賞他的電影，全場一陣歡呼。緊接著，電影開始放映，所有男人舉目望向銀幕，無不聚精會神。而這個鏡頭基本上交代了本片的兩個母題，一是電影的力量，二是不存在的女性。
顯然，放映中的電影品質之拙劣，完全可被直接歸類進B級片的範疇。可見身兼男主角的沙林．珊辛在劇中裝模作樣的神態與極其廉價的動作場面，還未論及電影的美術、攝影、調光等技術，顯然付之闕如。令人質疑它是否能被視作一部電影。
但若願意暫時拋開一切標準，只專注盯著觀眾的熱切神情，或許會為自己的「電影護家盟」理念感到慚愧，沙林．珊辛的作品雖非曠世傑作，不過作為極少數在阿富汗耕耘電影工作的製片、導演、編劇兼演員，其作品確實是阿國人僅有的精神食糧。匱乏的製作水平，也只是恰恰反映了阿富汗的電影發展現況。
只是塔利班對電影藝術的嚴加打壓，並未令沙林．珊辛停下腳步，也從未令他的觀眾卻步⋯⋯這使得珊辛的電影之於他的觀眾，幾乎等同耶穌之於古羅馬時期的基督教徒。
阿富汗與電影結緣時間甚早，以促進現代化著稱的君王哈比布拉・汗（Habibullah Khan）早在百年前就在宮廷內放映電影。據史載，1923年至1924年期間，該國就有對公眾放映電影的記錄。1945年，阿國人也終於有自製的電影作品問世。經歷一段穩定時期，直到90年代的內戰時期，國內電影發展停擺，人才紛飛，否定電影藝術的塔利班在上台之後，更大肆破壞戲院與相關機構。背後故事詳見紀錄片《膠卷救援任務》（A Flickering Truth, 2015）。
只是塔利班對電影藝術的嚴加打壓，並未令沙林．珊辛停下腳步，也從未令他的觀眾卻步。一名受訪的年輕人便稱珊辛的電影教會了他所有的處世道理，哪怕光是窩藏他的錄影帶就會慘遭塔利班暴打一頓，也願意忍受。這使得珊辛的電影之於他的觀眾，幾乎等同耶穌之於古羅馬時期的基督教徒。珊辛的B級電影與他本人，幾乎成為了名符其實的Cult（邪典），帶有點宗教性。
影史上，冒著生命危險拍電影的劇組所在多有，略可分為事先知情與不知情。知情的，像是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的幾部代表作，好比《陸上行舟》（Fitzcarraldo, 1982），沒有參與者不清楚參與拍攝的重重風險。
然而，沙林．珊辛所位處的狀態又與前例大相異趣，身處在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他不必遠赴南美洲的叢林，每天的電影攝製都可能使他送命，卻天天面臨立即性的死亡風險。對此，珊辛很清楚，卻刻意忽視之，作為虔誠的穆斯林，他認為壽命早有定數，掌握在真主手中，凡人何須在意？
導演索妮雅．珂蘭倫詳實地記錄了這個阿富汗電影天王的姿態，作為阿富汗最受百姓歡迎的巨星，他既無睥睨一切的傲氣，也從不忸怩作態。雖然沙林．珊辛深知如何在說詞上討好民眾，每到一地就說那是她母親的故鄉，幾乎可稱之為政治手腕。但他對待自己的電影，態度始終誠懇如一，甚至有些過度自信，好比以出產爛片聞名的艾德．伍德（Ed Wood）。但沙林．珊辛獲得了主流認可，艾德．伍德望塵莫及。
針對性別的討論，也是電影的主軸之一。阿富汗的傳統穆斯林女性必須以布卡（Burqa）面目蒙面，但在沙林．珊辛的電影，女性卻得以獲得些許解放，可用真面目示人。他那氣質陰柔的御用演員阿里（Qurban Ali）甚至曾扮演被要求披上布卡的阿富汗女性，上節目抱怨夫家不是。反以男性之姿，成為女性代言人。
事實上，導演索妮雅．珂蘭倫得以獲得拍攝的「通行許可」，也完全是沙林．珊辛所賦予。片初，當珂蘭倫擔心自己的女性身分會招惹麻煩時，珊辛直率地回覆道：「你是一個男人。」女性從來沒有拋頭露面在阿富汗街頭行進的權力，一個男人以電影的名義，使之享有了這個「特權」，這才是本片表面不可見卻最為奇幻的壯舉。
《沒萊塢天王》呈現了一個男人對電影的執著與熱情，以及電影這門藝術——無論作品優劣是否達到所謂的普世門檻——是如何可能對一個民族文化形成影響。然而，亦誠如導演索妮雅．珂蘭倫所言，拍攝此片，是因為長年來報導阿富汗各種慘絕人寰的事件之餘，她發現或許得以換個角度，從娛樂角度思索此地的現況。
跟隨著沙林．珊辛的腳步，觀者一路將會見到的是親切友善的阿富汗人與山麓美景，以及珊辛那品質低劣的B級片——多是英雄主義掛帥。本片終究不可能如實呈現阿富汗的現狀，珊辛的電影亦然，可說反過頭來指涉電影作為最具影響力的傳播媒體，也有著遮蔽和痲痺的作用，透過電影，飽受恐怖主義影響的阿富汗人，無論男性與女性，都得以暫時逃離現實，獲得喘息。而這也幾乎說明了沙林．珊辛之所以崛起的根本原因。
（本文原載於《放映週報》第611期：線上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