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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2

陳又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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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難那時:記憶中噤聲的930事件

「我們逃難那時候⋯⋯」

在我家,媽媽說的不是三隻小豬、龜兔賽跑這類的童話故事,而是輾轉住到別人家,那家人如何慷慨施捨,在她上學的課本夾了鈔票、救濟其他難民、最後仍是家道中落⋯⋯這些故事沒有道理可言。等到我長大以後,才開始有了更多細節,問她那些沒有親戚可以投靠的難民有多少,「大概可以睡滿一個小公園。」我母親一家從印尼加里曼丹鄉下到了城鎮,再到了首都雅加達,但也有人搭船去了上海,總算回到華人的地方,卻在幾年後遇到文革。這幾年,在中國的親戚透過印尼的親人連絡上我母親,原來他的女兒嫁到台灣,在許多人眼中是個陸配了。看得出來日子很辛苦,但為了來見失聯已久的親戚,她們帶著大紅袍茶葉、干貝等昂貴的伴手禮。

我採訪其他印尼華僑和他們的孩子時,他們都記得這場逃難,有人是當地望族,讓家僕與收買的警察守住家門,保護當時軍事強人蘇哈托的政敵,讓對方順利逃往新加坡⋯⋯簡直像是《冰與火之歌》的情節,但要不是我問起,他們可能也不會跟其他台灣人說。

殺人一舉》是紀錄片導演歐本海默在2012年上映的作品。經由他的鏡頭,我才發現這場逃難有個官方的名字:930事件,因為在1965年9月30日,發生了一場流產政變,其後蘇哈托開始反共大清洗,結果不論是印尼或華人,有許多工會、知識份子和反對政黨,因為清共的名義被殺害或失蹤,估計有五十萬到三百萬人受害。

導演想找到這些受害者,但就算過了五十多年,還是沒人敢出面受訪,因為那些加害者至今還是他們的鄰居,有權有勢,被社會當做英雄來看待。還有人想為自己殺人的輝煌記錄拍片,告訴大家他怎麼用鐵絲絞緊受害者的脖子。這場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屠殺,我卻從來不曾聽印尼的親戚談論,就像紀錄片中的人們從不過問。

在蘇哈托統治的三十二年間,禁止華文學校、華文報紙,華人全面採印尼文姓名,不得擔任公職。近年來,鍾萬學在眾所矚目的情況下做了雅加達市長,最後卻因為種族衝突而下台。顯然種族仍然是在印尼難以跨越的障礙。我的表弟不會說他父母的母語(福建話、客家話),而我也不會說印尼語,彼此只能用英文溝通。問他是否有印尼朋友,他也說沒有,從小讀天主教學校,住在有柵欄的社區,去買個東西也能發現當地市集分為華人和印尼人的店家,好像中間有一條看不見的界線。

2014年的《沉默一瞬》,終於有一個叫阿迪的驗光師出面,去質問現在做威做福的兇手。但他的哥哥死了,母親很沉默,父親失智了,大家都說過問這些事有什麼用呢。更糟的是電影上映後,導演被印尼政府禁止入境。露臉的阿迪也不知道後來的情況如何,我只知道印尼的農民組織很強悍,也只能祈禱這份強悍足以保護他。

印尼許多有關當時的文件被隱匿、毀壞,就像台灣的政府機關沒有義務或規定提供這些文件,所以真相始終未明。2007年時人權委員會首次展開調查,2012年公布了第一份報告。2014年參選的總統佐科威,對於印尼的轉型正義始終沒有正面回應,直到2017年,美國中情局的文件顯示,當時美國政府確實提供了支持。2007年開始,每週四在印尼總統府前,有1965年930事件、1988年學生運動等的受害者及家屬,帶著黑色雨傘和罹難者照片發動「週四集會」,要求政府調查、公開侵害人權的歷史。但今年的總統大選,印尼人民依然只有兩個選擇:尋求連任的佐科威和蘇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顯然軍事力量大於人權的重要性。

我們在家看了紀錄片,我媽一貫像她平常一樣邊做家事,邊看影片。(她沒空也沒興趣在電影院中連續坐著六個小時。)她說她記得小時候不是這樣的,但紀錄片地點的是棉蘭,並不是她的家鄉Andjongan,她逃了幾十年,也從未與加害者對質,很難說誰才是對的。然而今年秋天,我們說要重返加里曼丹老家,外公過世多年,外婆也失智了,其他親戚紛紛說那裡沒什麼好玩,沒有漂亮的沙灘、華麗的購物中心和好吃的食物,那裡對他們來說,可能比任何一個國家還遠,遠得像是生命的盡頭,他們眼中還是藏著深深的恐懼,以及歷史傷痕。

臺北三重人,任職媒體。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碩士。2010年起,陸續獲得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冠軍、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劇本佳作、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並入圍角川華文輕小說決選、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等。出版有小說《少女忽必烈》、《準台北人》、《跨界通訊》、《新手作家求生指南》 。網站:dali1986.wix.com/yuchinchen
。Blog:少女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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