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05

張正

誰的邊境?從李立劭的「滇緬游擊隊三部曲」談起

自從 2012 年「滇緬游擊隊三部曲」第一部《邊城啟示錄》問世以來,在得知導演李立劭是土生土長的台灣囝仔之後,所有人都不免要問這兩個問題:第一,你為什麼要跋山涉水花這麼大力氣這麼長時間拍這題目?第二,這部片的緣起為何?該從何時說起?

第一題比較難,晚點說。第二題比較簡單,先回答。

雖然可能已經回答過一百遍,但李立劭修養很好,仍然控制住蠢蠢欲動想要後翻的白眼,從容溫和地話說從頭:「那一年,我去了泰北⋯⋯」

等等,哪一年?

哪一年?關於紀錄片的不可盡信之一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讀了多篇「滇緬游擊隊三部曲」的評論與訪問。關於李立劭去泰北的「那一年」,至少有三個數字:1998 年、2000 年、2003 年。究竟是哪一年,其實不太重要,但是,這麼簡單的數字問題,年代並不久遠,當事人也還口齒清晰年富力強,怎麼就出現了明顯的誤差?要是連這麼簡單的數字都會出錯,那麼,那些年代更久遠的、當事人垂垂老矣甚或離世的事件,真的有辦法準確紀錄下來嗎?國軍在 1949 年從滇(雲南)入緬,至今已逾一甲子,老兵們的口述回憶,會蒙上多少塵埃?

「紀錄片」的「紀錄」兩字,常常讓人誤讀,以為「紀錄片」一定如實記錄。

當然不是。

紀錄片就像所有形式的「作品」,即使記錄者/敘事者盡可能蒐集材料、試圖還原當時的真實,但這牽涉到有形的人力財力,也牽涉到無形的功力,尤其是紀錄者/敘事者切入的觀點。例如在寫作時間長達十四年的《 金三角國軍血淚史 》一書中,曾經親身見證歷史的李拂一老先生,為該書作序寫道:「⋯⋯柏楊先生,並未一履異域,亦未參與異域事,而摭拾不實不盡的一些資料,化名鄧克保,逞其生花妙筆,寫成《異域》一書,風行一時,但所描寫,遠離事實,亦不少曲筆,大為異域人士所詬病!」作者覃宜輝也指責《異域》:「⋯⋯該書所描寫的內容不但與事實出入甚大,而且有一些為出諸惡意的歪曲和抹黑,有損當事人的名譽和政府的聲望⋯⋯」

當朱延平導演根據小說《異域》拍成電影《異域》之後,反彈就更大了,「⋯⋯立即引來前滇緬邊區雲南反共救國軍官兵的反彈,而在該月 16 日的《青年日報》上,刊登了一個半版的大廣告,抗議該電影歪曲史實,汙衊李彌(孤軍將領)⋯⋯」(摘自《金三角國軍血淚史》)柏楊寫的是半虛構小說,朱延平拍的是商業電影,小說和電影構成了多數台灣人對「孤軍」的認識,但顯然也傷害了許多人的感情。

記錄者/敘事者的立場不同、身份不同、動機不同,同一件事成了兩件事。甚至也沒有誰說謊,只不過揀選的真實不同。

那些沒有記錄到的:關於紀錄片的不可盡信之二

而在大歷史之外,還有更多的故事沒被說出來、沒被紀錄。

我有一間東南亞主題書店「燦爛時光」,常常播放影片,而「滇緬游擊隊三部曲」百分之百切合我們書店的主題!剛好李立劭住的不遠,所以好心來放過幾次片,我也反覆斷斷續續看了幾次。每次映後座談,都會有來自泰緬邊境的朋友現身說法。他們真情流露,欲罷不能,有好多影片裡容納不下的故事要說。畢竟,即使已經拍了「三部曲」,但也只是導演蒐集的幾百小時(可能更長)材料中的一小部分。就算幾百小時的影像統統播出,仍然只是片中人物漫長一生中的少許片段。這些片段之外,導演沒有蒐集到的,劇中人物沒有說出的,還有多少?

例如先前經由李立劭的介紹,我看了吳秀雀的著作《 舂辣椒的滋味 》。這本書訪問了跟著孤軍來到台灣定居的「大媽」,她們之中,不少是在部隊撤退時被「搶婚」來的,絕非無怨無悔跟著夫君浪跡天涯:「怎能不嫁呢?人家拿著刀抵著脖子⋯⋯不嫁的話頭就掉到地上了嘎⋯⋯」而這段有損孤軍形象的故事,也鮮少出現在忠肝義膽的孤軍敘事之中。

我絕不是說「滇緬游擊隊三部曲」的紀錄不可信,以我所認識的李立劭導演來說,他這部片子的誠意和力道,足以讓邊境的孤軍忠魂得以安息;而是,還有更多記錄者力有未逮不知道的、或者知道了但不方便呈現在影片中的,身為觀者,我提醒自己要存著這樣的警覺。

為什麼拍這部片子?

紀錄片可信與否的討論就此打住,也擱下不太要緊的「李立劭哪一年去泰北」,回到文章最開始的第一個問題:你並非來自泰緬邊境,為何拍攝這部片?

當年的李立劭是影視工作者,出道不久,懵懵懂懂跟著團隊去泰北拍攝節目,剛巧遇到當地華校慶祝教師節,現場混搭地擺放了泰皇、孔子、孫中山的肖像,中華民國國旗與泰國國旗穿插飛揚。這幅景象,讓李立劭感到時空錯亂。

我和李立劭年歲相近,猜想他的錯亂有兩重。

第一重的錯亂,是在異鄉遇到熟悉的文化。咦,我不是出國了嗎?這有點像我第一次在越南處處看到中文字、看到越南人熱衷於寫書法下象棋。不過這還不至於太錯亂,稍稍回溯歷史即可理解。鄰近中國的泰國、越南,原本即與漢文化交流頻繁,人們也來來去去。尤其李立劭所去的泰北,人是華人,地屬泰境,人們帶著祖宗(孔子、孫中山)來,同時也該尊重一下當地的祖宗(泰皇),權宜之計,當然就是一起拜。

第二重的錯亂,較難釐清。2000 年前後的台灣,台灣本土意識興起,「去中國化」正流行。李立劭在他鄉撞見了被當地人奉若神明的中國符碼,而這些中國符碼,是李立劭年少時接受黨國威權教育的鮮明記憶,卻也是當時在台灣不斷被攻擊的「敵人」。這份涉及李立劭自身的錯亂,肯定是他傾力研究與拍攝的源頭,然而越是深入,越難脫身,於是拍完《邊城啟示錄》之後,一路追索遷居台灣的《南國小兵(導演版)》,又再以《那山人這山事》為題,對比那些身處台灣和泰北兩地的孤軍後裔。

但是我相信,不會有定論的。那是不完全屬於誰的「邊境」,是井井有條的理想世界之外的例外之地,有國際情勢、地方政治、金錢、暴力、愛慾、貪婪等等既真實也虛妄的力量或明或暗介入並撕扯。而身處其中的人,心懷不共戴天的仇、刻骨銘心的恩、被辜負的忠誠、心口未必如一的信仰,恐怕也難以確定自己的記憶就是最真實的版本。不過,用同樣的語句來形容當年或當前的台灣,或者地球上有人群共處的任何地方,不也很合適?

我用臉書私訊問李立劭拍片的起源,他回答:「10 多年前約 1998 去拍攝節目時⋯⋯」總算有個事情可以確定。我要截圖存證。

台語不輪轉的台灣人,曾於金馬獎執行委員會當過一屆基層專員。而後進入《台灣立報》工作,2006 年擔任東南亞文字刊物《四方報》總編輯,2015 年發起「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運動,並開辦東南亞主題書店「燦爛時光」。2017 年起,擔任台灣一起夢想公益協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