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鄭宜修的父親鄭武松因殺害母親而被判死刑，多年來在獄中等待行刑，而他同時成了被害與加害者家屬。這起家庭悲劇成了紀錄片《我的爸爸是死刑犯》的起點。導演李家驊讓三位極刑犯的子女在鏡頭前相遇，他們談論那些難為外人所道的陰影與生活，也試著在共同的創傷中尋找能被理解的出口。
「我真的受夠了」，李家驊笑著回憶 2019 年完成《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心情。那部片讓他幾乎耗盡心力，也讓他一度起念不再碰觸這個議題。然而今年，他又推出續作《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對他而言，這部片既是延續，也是一場未完成的補課。
李家驊回憶，《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上映後，有一位加害者家屬對他說：「我以為這輩子不會有人願意理解我們的事」，這份信任讓他自覺無法推辭。「而且其實我一開始想拍的就是加害者的子女」，李家驊補充道，但當時多數人仍未成年，為了保護他們，只能先轉而拍攝父母。過了四年，他終於實現最初的構想，也再次面對這個耗人心力的議題。
讓對話自然發生
在拍攝過程中，李家驊時常感受到自己與受訪者之間存在隔閡。「這些家屬早就見識過媒體有多厲害」，而身為導演，他始終是個局外人。「這些事件影響了他們整個人生，要在短短幾年的相處就讓他們敞開心防、把這些最深的東西說出來，太難了」。
因此，他決定不急於安排採訪，而是讓三位家屬先彼此熟悉。一次又一次的聚會、聊天，讓導演的存在逐漸模糊。「他們在受訪時可能會語帶保留，但在和彼此聊天時，會自然流露從沒說過的心裡話，有次對談甚至拍了超過十個小時」。
對李家驊而言，紀錄片並非只是鏡頭聚焦的瞬間，而是一段長期建立關係的過程。從最初的拘謹、警惕，到能彼此調侃、交換近況，這些「非正式的時間」都是影片中最真實的片刻。三位家屬談起父親的罪行、自己被社會排斥的經驗，沒有煽情的配樂，也沒有刻意引導的訪談。那種幾近平靜的交流，卻構成了身為「加害者家屬」這個隱密的身分才能共感的加密語言。
有一次拍攝，三人在陽台上談起死刑存廢的看法。導演和攝影師選擇退到遠處，只拍下他們的背影。「那是一場外人難以介入的對話，但我們需要讓這樣的聲音被聽見。」鏡頭裡的微妙距離，也成了他與主角之間既靠近、又無法全然理解的象徵。
李家驊觀察，三位受訪者雖都支持死刑，但當談到自己的父親時，語氣仍會有所動搖。「他們會上網和人吵架，質問別人憑什麼叫自己的家人去死。」這種矛盾在導演看來，正像是台灣社會在面對死刑議題時，永遠在理性與情緒之間拉扯。
跨越身分的矛盾與理解
在三位受訪者當中，又屬鄭宜修的身分最為複雜。他同時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家屬，母親死於父親之手，這個事實讓他的一生被迫在矛盾的情感裡行走。李家驊說，「宜修很想念媽媽，也知道爸爸做錯了事。但他接受的教育、性別觀念，讓他對於是非有自己的一套掙扎和理解」。
在拍攝過程中，鄭宜修常陷入自我對話的狀態，他試著理解父親，也努力不讓自己重蹈覆轍。當他提到與前妻的爭執時，他說父親的事件讓他警惕自己需要冷靜下來，也讓他對「暴力」這件事有了更複雜的感受。而他的父親鄭武松也曾對導演說過，他最害怕的，就是兒子走上和自己一樣的路。
這些對話讓李家驊更堅定地意識到，討論死刑不該只停留在廢存與否，更應該回到前端討論「為什麼人會走到那一步」。他感歎道，「如果性別教育、情緒教育做得好，很多悲劇其實不會發生」。
讓影像成為討論的起點
李家驊坦言，自己始終帶著社會運動者的意識在拍攝作品。「身為創作者講這樣的話可能有點傲慢，但我確實有這樣的使命感」。
「我沒有想要說服誰，」他說，「死刑支持與反對兩邊都太『鐵板』，我只是希望能稍微打開一點。」對他而言，理解對方的理由，比爭論更重要。「我想理解支持死刑的人的情感理由，說到底也許我們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都是希望犯罪率降低、希望受害者家屬能過得好」。
然而，推廣這樣的片子並不容易。李家驊笑說，這類題材沒有光鮮的宣傳點，「但我還是想讓更多人聽見他們的聲音。受訪者把幾年的生命交給我，我有責任讓他們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
回歸日常節奏
從《與惡的距離》到《八尺門的辯護人》，死刑議題逐漸進入主流討論，觀眾能接受的灰色地帶變多了。但李家驊也觀察到，「大家被劇情觸動後，情緒性的批評還是很多」，他苦笑道，「我覺得社會現在還沒有變好，但我願意相信有著緩慢的改變」。
他提到，旁人常下意識地把案件家屬們的生活想得格外戲劇化，「但他們煩惱的事，和你我其實也沒什麼不同，就是洗衣機壞了得修、要不要換車這些瑣事」。也是那些細微的日常提醒了他，人生不會因一次悲劇而被定義，也不該被永遠貼上標籤。
拍攝結束後，李家驊再次花了些時間讓自己抽離，回到剪接室、回到自己的生活。「其實我們都一樣，只是想要好好地活下去而已」，李家驊在採訪最後這樣說著，像是為這部作品下了註腳。當鏡頭收起，被記錄的人仍得繼續前行。沒有誰在電影結束之後擁有戲劇性般的「重新開始」，因為生活從未真正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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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宋映萱
劇照／李家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