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艾格妮撿風景》（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或譯《拾穗與我》）是很享受的過程，不鋪陳預設的題旨，而是追隨好奇，由受訪者帶領，感受生命與事物，如安妮華達說，「真實世界永遠比編寫的劇本更令人驚奇」。千禧年前，年已 70 的安妮華達在巴黎艾加基內大道咖啡館，看見有人在菜市收攤時「撿食我們丟棄的東西」，「靈感在生活中，不請自來」1，這是拍片緣起。
當時小型數位攝影機（DV）正興，才拍完大片《101夜》（One Hundred and One Nights，1995）的安妮說，喜歡這種單手可持的小攝影機，讓她重回早期拍片的自由狀態，可以親近不被社會看見的邊緣人或「他者」，與他們親切交談；也可以一隻手拍自己的另一隻手，剪輯自己的影像。私密影像介入的紀錄片，也成了安妮華達獨特的電影樣貌。
經安妮兜拾，在藝術、社會、法律、資本主義、環境與倫理道德間，辯證撿拾／丟棄、有用／無用犀利觀點，如行雲流水、書寫創意自由的散文，一路發現撿拾世界的趣味寶藏與浩瀚。
「要撿光、不要浪費」
電影從搜尋「撿拾」（glaneur）意涵開始，世人駐足巴黎奧塞美術館，觀賞 1857 年米勒（Jean François Millet）著名的〈拾穗者〉（Les Glaneurs），三位婦女謙卑彎腰撿拾遺落的麥粒，是普遍同情撿拾者的意象。
一位受訪的農婦說「拾穗是秋天的精神」，「要撿光、不要浪費」，電影帶入伯頓（Jules Breton）1859 年豐收的〈拾穗者之歸〉（Calling in the Gleaners），搭配受訪者分享傍晚疲憊回家，大夥喝咖啡笑鬧，及伯頓 1877 年尊嚴挺立的〈拾穗者〉（The Gleaner）婦女。
「撿拾」從謙卑、同情轉為歡慶豐收、獨立自尊，呈現不一樣的撿拾精神樣貌；撿拾者在安妮的鏡頭裡，也從社會邊緣／客體的存在，成為主體姿態。
安妮採訪撿拾者有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單獨或結伴，步行或開車；失業貨櫃車司機、 吉普賽人、單親媽媽、愛心餐廳員工，米其林年輕主廚也是天生的採集者。公路奔馳，到大型馬鈴薯場、勃艮地省葡萄園、果園、包心菜圃、生蠔場⋯⋯。從農場、曠地到城市垃圾箱，撿食為裹腹，撿拾者的面貌、動機和意義各異，丟棄的理由也今非昔比。
機器取代人力收成，田裡不再遺落麥粒，卻因市場以量制價，或求賣相、包裝「好看」，凡生產過多、大小、形狀不合「規格」，沒有商業價值，就像「又醜又笨」的人，「無用處」、「沒價值」。一車一車「無用」的馬鈴薯被傾倒丟棄，一樹樹多餘的果子、葡萄，任其自滅。
現代人生活也受市場機制結合文明的衛生觀念制約，過了或接近「有效期限」食品，一律成了垃圾；但「有沒有壞，聞就知道」2，撿拾者在食物壞掉前烹煮，吃不完的，分享鄰人。也有撿拾者如城市遊俠，以百分百拾荒生活行動宣示意義，抗議社會體制「浪費」，關切回收物和生態問題。
「廢物是靈感的來源」
市場機制、規定荒謬，但撿拾、回收，違法嗎？
有地主不信任採撿者，「不想好心」3讓人撿拾。律法專家解釋，農場裡，日出後、日落前，已收成，准許窮人或有興趣者撿拾；丟棄不要，回收者可重新擁有，不是偷竊。安妮關心體制不公與環境剝削，電影也翻轉「廢棄」、「怪醜」、「無用」意涵，歡慶再生利用的創意與生命力，思辨中，忍不住想隨電影的嘻哈、爵士起舞。
「我們的垃圾是他們的寶物」，拾寶哪有不開心的？孩童邊撿馬鈴薯，邊嬉唱吃馬鈴薯歌；廢棄葡萄園，採摘的一家人敲打剪刀伴奏，唱剪刀舞。「回收物是存在的，有生命的」「是它們的呼喚，讓我們相遇」「給他們一次機會」，成為貴重物品。
「廢物是靈感的來源」，大型垃圾場、路邊的電視、冰箱皆有「堪用」之處，「無用」的廢物成為無價的藝術，藝術家以廢棄物創作、砌石工撿破爛堆成圖騰高塔，兼具教育與藝術意義的「我美麗的垃圾桶」展覽，教兒童回收，玩耍、欣賞「舊」的回收物，博物館裡讓廚房垃圾登進藝術市場，「回收物是遊戲的終點，也是藝術的起點」。
如安妮模仿伯頓〈拾穗者〉尊嚴挺立的婦女，扛著稻穗，然後將稻穗換成DV攝影機，安妮也是撿拾者，不需為溫飽拾穗，她撿拾影像，創作藝術。安妮打破（或連結）紀錄片客觀與敘事電影主觀邊界，紀錄訪談外，加入自己的撿拾經驗、感受、絮語。
以手圈拾來往疾駛公路的卡車，玩耍趣味影像；剪輯失誤、無用的影像成「鏡頭蓋爵士之舞」。路邊賣舊貨的「新發現」賣場，發現融合米勒的謙卑與伯頓的自尊〈拾穗者〉畫作，當下拾走，對正拍「拾穗」的華達而言，怎不是一種呼喚和相遇？畫作呼應電影原名「拾穗者與我」，描繪各式拾穗者外，還有「我」——一個獨立撿拾的女子。
「沒有指針的鐘，正適合我」
不同於主流社會追求「新」、「貌美」、「年輕」，她拍田裡彩色的包心菜、鮮活的植物，也喜歡拍食物腐爛、 殘骸、 發霉 、殘屑，正視時間／生命痕跡。她拍自己的稀疏灰髮、手背皺紋，嘲諷變老的自己，恐怖如野獸，但卻特別；撿拾怪醜、不符「規格」的心型馬鈴薯、無指針的時鐘空殼，如藝術品般鄭重擺設。
安妮說，「沒有指針的鐘，不見時光流逝，正適合我」。安妮觀照自己「變老」的私密書寫，以多情、幽默回應社會鄙視的廢棄、老、舊、無用，正是女性主義對資本主義父權社會的美醜批判 。
電影中的人物不是明星，多是社會不見、或歧視的邊緣人，透過分享撿拾經驗，讓觀眾看見豐富多樣的生命魅力。如喜歡種葡萄的心理分析學家，發展釀酒第二事業；年輕生物學碩士在市場收攤時邊撿邊食，平日賣雜誌支持無家者、晚上無酬教移民法語。安妮曾在受訪中說，電影中分享自己的經驗，是為回饋慷慨、誠實對她吐露的受訪者。在意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平等交流，也見安妮華達的生命態度與電影拍攝交融。
撿拾的風景壯闊，看安妮華達以超凡創意功力綴拾，如從沙翁美術館收藏倉庫搬出的艾杜安（Pierre Edmond Alexandre Hédouin）〈躲暴風雨的拾穗者〉（Gleaners at Chambaudoin）。風起，情境與畫作、當代現實與歷史互映交織，又能與安妮及受訪者快樂、親密交流，看這部電影很享受。
註1：見《安妮華達最後ㄧ堂課》。註2：片中ㄧ位以撿拾垃圾箱食物為生的受訪者言。註3：安妮華達在本片的旁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