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搬弄：班農的王者製造地圖》劇照

“ 有時我認為班農像個「終極壞粉絲」，他會帶著道德和倫理判斷看電影，且看起來從中得到完全錯誤的教訓。”
 ──── Alissa Wilkinson ^[1]

本片主角史蒂芬班農是何方人物？正值美國總統大選烽火綿延之際，我們該如何看待班農，以及他得以興風作浪的當代政治歷史和媒體情境？

一個右翼份子、愛看片的影迷，哈佛商學院畢業，曾在高盛銀行工作，當過好萊塢製片和導演，曾參與主導惡名昭彰的右翼網站Breitbart News，在2016年操盤協助川普首度競選美國總統的選戰，並一度進入白宮獻策逾半年之久，大力推動川普的穆斯林旅遊禁令和美墨邊境築牆政策。一個曾在美國政壇高度知名的風雲幕僚，2017年底開始積極插手歐洲的政治佈局，遊走在各國政要之間，大力推動保守派基督教右翼民粹主義（populist）和國族主義（nationalist）運動，自視為一場重大革命的先鋒......

 

政治與表演，高明或者冒牌？

本片導演Alison Klayman並非第一位拍攝班農的影人，紀錄片導演Errol Morris在2018年曾推出紀錄片《American Dharma》，一對一與班農深入訪談。Morris在本文引言那篇與Alissa Wilkinson的訪談中曾這麼形容班農，「他有點類似（伊力卡山導演的電影）《登龍一夢》（A Face in the Crowd, 1957）的主角，除了在該片裡，主角確實是個無足輕重的存在（non-entity）。」

《登龍一夢》的主角，是阿肯色州一個入獄的流浪漢賴瑞羅德（Larry Rhodes），被一個地方電台節目製作人瑪西亞（Marcia Jeffries）相中，憑藉著他的演藝才華和口快急智的個人風格，加上媒體推波助瀾，一夕之間將他塑造成明星，引來粉絲追捧，並在經紀人的引薦下一路前往紐約，開創自己的電視節目，甚至幫一個正在參選總統的參議員站台，積極踏入政界。但一次錄影現場幕後的言論曝光，終於引來各界的憤怒，招致聲勢直墜。

無論放在美國或台灣的政局，這劇情是否聽來熟悉？

《全球搬弄：班農的王者製造地圖》劇照

“ 自我欺騙、幻覺、謊言、瘋狂想法，參雜些許所謂『第四轉折理論』的成分，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我不會說，第四轉折理論完全是個胡扯，但也相去不遠了。” ^[2]

Morris在訪談如此評價班農。Morris對於有人口分析論者以「80年為一個循環」的世代角度，用以解析、推測美國歷史和政局的論調，十分不以為然。不教人意外地，班農也常套用這套世代分析的看法，遊說、鼓動（共和黨）的選民們看重每個人的關鍵任務，彷彿在這歷史的當口，必須由他們行動，擔起改變歷史的英雄使命，「神的天意必須透過人的行動去完成」。

 

拍攝紀錄片，有助揭露真相亦或助長人物形象？

紐約時報的影評Richard Brody曾撰文，認為本片把幾場關鍵的衝突，譬如2017年發生在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鎮（Charlotteesville）的「團結右翼集會」（Unite the Right rally）後續引發的暴力事件，僅當作新聞過場，而沒有更大力地批判，恐怕有「無意間為班農添加了榮光」（Inadvertently honors）之嫌。^[3]

但這觀點或許小看了觀眾的判讀能力，片中固然貼身呈現班農各種自我展演的公私場合，但其實並不乏其伎倆遭遇挑戰，而凸顯出一個政治人物自我重複、形塑自身魅力之際，卻布滿矛盾與漏隙的時刻。

「憤怒文化（outrage culture）、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聽起來比較像是你在靠攏的方向。」導演Alison Klayman一度在片中對班農說道。而如果導演這番精準的質疑聽來仍屬溫和（或許出自完成拍攝的耐心和毅力），《衛報》記者Paul Lewis對班農可就沒在客氣了，記者在一場訪談裡犀利地批判班農的「狗哨政治（dog whistle politcis）」手法────亦即以編排過的暗示性語言，向特定族群輸出訊息，隱隱然地催生敵意，甚至煽動仇恨。片中留下了這個針鋒相對的片段，十分精彩。

《全球搬弄：班農的王者製造地圖》劇照

跨境自我推銷之旅

《全球搬弄：班農的王者製造地圖》（Brink），以2017年秋季班農進出白宮的歷程作為開場，順時序地記錄了他兩年間的政治遊說之旅。他先以策士（或者掮客？）之姿為共和黨員助選，隨後穿梭歐洲各國政要之間，多場餐敘、媒體訪談，右翼政黨間的「運動陣線」儼然成形。

片末，2018年11月，川普進入一半總統任期時的美國期中選舉（midterm election），民主黨在眾議院拿下過半多數席次，而片中班農主要支持的共和黨候選人，Lena Epstein和John James，皆在參眾兩院的改選中敗北，作為收尾。

這貼近人物、聚焦在特定行業的敘事結構，不難教人想到美國梅索斯兄弟的「直接電影」經典之作《推銷員》（Salesman, 1969）。幾個賣聖經的普通男人，年紀和經驗不等，總是開車出發，時常外宿，定點進入社區開發客戶，登門拜訪，向民眾推銷一本50元美金左右的「全彩圖精裝本改版」聖經，並提供三種方案選購：現金支付、貨到付款、教堂貢獻方案。影片不僅耐心描繪了男人們勞動時的處遇和挫敗，也帶觀眾一窺他們的拜訪對象：普通人家、尤其是移民後裔的生計困難，在鏡頭前透過談話和神情一一顯現。

《全球搬弄：班農的王者製造地圖》劇照

然而兩片最大的差別是，這些推銷員時常難掩自我懷疑與放棄之情，且不擅精算在鏡頭前如何呈現自我，他們缺乏班農那種自戀、自我感覺良好，以及顛倒是非，岳飛打張飛的歪曲佐證、口語遊說特質，論「實質影響力」以及各種政治紅利，絕對遠不及班農。在Errol Morris眼中，班農不同於《登龍一夢》主角，因為他是「菁英階級的產物」（a product of the elites）。他巡迴各地，四處兜售、推銷、宣傳國族主義、民粹的「想法」，重複搬演煽動著各種「讓OO再次偉大」、「對手攻擊我們，因為他們要奪走我們的OO」的話術。

或許不教人意外的是，班農也提到蘭妮萊芬斯坦，「我對『宣傳』（propaganda）這詞抱持著正面的看法。」他面不改色地說。「如果是蘭妮會怎麼剪這部片呢？」這裡指的是他自製的《川普上戰場》（TRUMP@WAR）這部為了助拳共和黨期中選舉的政宣片。

如果當代政治與媒體社會，凸顯的是幾個關鍵字：標題文化、吸引力、狂熱、粉絲現象、自我認同，那麼本片頗切實地提供了一個經典案例，帶我們思考這一波波政治浪潮的起退，哪些修辭和心理暗藏其中，匯聚、挾帶了足以大幅震盪全球的火藥，以及下一波衝突再來時的因應之道。

如果我們關心的是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看重族群的認同如何存異且能彼此欣賞、創造更豐富生活底蘊的可能，本片也提供了不少足以警示（警世）的貼身觀察，帶我們循線凝視，那些討伐異己的火藥、鞏固同黨的火炬，如何在我們未必親眼見證的舞台與舞台之間，想方設法地傳遞出去。

 

[1] 詳見Alissa Wilkinson，〈Errol Morris thinks he may have assumed too much with his Steve Bannon documentary〉，《Vox》，20191105。
[2] 關於「第四轉折理論」可參考葉家興〈凜冬將至？美國分析師的「第四轉折」世代預言〉：文中葉家興指出，美國的人口世代分析師史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豪威（Neil Howe），在1991年的著作《世代》（Generations: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Future, 1584 to 2069）將美國建國前後500年歷史劃為7個型態反覆的循環（Saeculum）。每一個循環的四個轉折，分別是重生（high）、覺醒（awakening）、分解（unraveling）、危機（crisis），就像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而在他們兩人的分析中，前三次循環的第四轉折（危機、冬季）時期，分別發生了獨立戰爭、美國內戰、大蕭條與二戰，而目前則處於千禧循環的第四轉折。
[3] 詳見Richard Brody，〈Another Documentary Inadvertently Honors Steve Bannon〉，《The New Yorker》，2019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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