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會留意這些人、這些題材，我會說：因為我自己的生活也沒有很主流。」
在李駿碩的電影作品裡，常能看到孤獨與連結、疏離與靠近、溫暖與沉重這些元素同時存在。《濁水漂流》拍無家者，《眾生相》描繪在交友軟體與城市之間移動的同志角色，似乎都關注那些不被看見的人，在城市縫隙裡掙扎的人們。面對這樣的形容時，導演指出其實這樣的看法與自己的感受並不完全一致。
「我沒有覺得自己很邊緣啊。所以當有人說『電影這些人物是不是比較邊緣與不被看見』的時候，我就會想：咦？ 因為我就是一個會約炮的 gay 啊，眾生相裡的主角是一個寫作的人，我們可以看得到他寫作的場景，我就覺得這是我的生活。或許別人從外面看起來會覺得主角活得邊緣，但我沒有這樣主觀的覺得，可能客觀上是。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會留意這些人的話，我會說因為我自己的生活也沒有很主流。我當一個導演當了8年，你可以客觀地說『有點離地』吧，因為我真的有一點。如果我要去理解 ordinary people——有『正常工作』的人怎麼生活的，我是需要做一點 research 的（笑）。」
至於為什麼作品會拍這些故事，他把原因回到自己的訓練背景。
「我是念新聞的嘛，念新聞就是這個訓練——要有一個『尋找故事的 instinct （直覺）』。你自然會對那些不被看見的人有感覺，會養成觀察他們的習慣。」
「《眾生相》就是從自己出發，拍我和我男友的故事」
對導演李駿碩來說，《眾生相》與《濁水漂流》最大的不同，是它從非常私密的地方出發。「眾生相是從自己出發，寫自己的事，我和我男友的事。我平常也很常在朋友面前講：『我男朋友在美國，他是黑人。』這部片的起點是我熟悉的生活，而不是像《濁水漂流》那樣，需要花很長時間做田調。」
《眾生相》片中男主角不停更換名字，不斷用上一個人的名字去見下一個人，像是在逃避什麼，又像是在試著尋找另一種可能。他對這個設定的回應很簡單：像是對「創作本質」的比喻。
「我們就是把自己放進別人的生命裡，看他們是怎麼生活的。」
「你說主角好像一直用旁觀者的角度看別人、用別人的身份去面對下一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安排？他在渴望什麼？我會覺得，那就是我工作的本質啊。寫劇本也好、演戲也好，我跟我男朋友（他是演員）都是把自己帶入別人的生命，去幻想那個身份怎麼生活。這整個設定比較像對『創作工作本質』的一個比喻。」
這個想法其實源自他的生活經驗。「所以我好多時候在交友軟體上真的很常用其他名字。比如 Joe、Jay。我為什麼用 Joe？因為我前男友的名字有一個叫 Joe 的（笑）。這些名字就變成我在 app 上約炮時用的名字。寫劇本的時候，有一場戲我就是很隨意地用了某個炮友的名字，寫一寫覺得這可以再發展，就這樣寫下去，變成現在劇本的樣子。」
「主角的性格裡包含我對別人的生命好奇、我喜歡跟他們多聊一點，這些故事、這些『營養』，最後都會放進我的寫作裡。」
「我跟香港人約的時候，有時候我以為對方不知道我是誰，可是約完之後，他們會說『我知道你是誰』。我就會說：『謝謝你剛才沒有講。』因為如果一開始就說『導演你好』，我就不會回他了。
他知道我是誰，但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就沒有安全感啊。如果一開始就在 app 上跟我說『導演你好，我看了你的作品』，我就不會回（笑）。有時候去三溫暖也會被認出來，但通常大家是最後才跟我說。」
我介紹自己雖然不會用本名，也不會每一次都用上一個人的名字。而是在寫《眾生相》時這樣設定，我把很多自己的性格放在男主角裡，這個性格裡面包含我對別人的生命好奇、我喜歡跟他們多聊一點他們的生命經驗，這些故事、這些『營養』，最後都會放進我的寫作裡。
「有時候啊，性很美好的時候，你會覺得『人生好像不會比現在更好了，我可以死掉了。』那種上天堂的感覺，其實和死亡也是很接近的。」
「如果你問我性與生存慾望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死的慾望，是否可以藉由性來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我會先把『同性戀的性』跟『異性戀的性』分開講。 異性戀的性，文化上一直都被賦予『繁殖』的意義，是生命延續的符號。生與死之間的關係，我們從小知道，性是為了繁殖，是為了下一代，不管是生物課、宗教（我在基督教學校長大）、或是像儒家的「合兩姓之好」思想，都是往這個方向賦予它意義。（註：「合兩姓之好」出自《禮記・昏義》：「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其意指婚姻結合兩姓家族，上可共同事奉祖先，下可延續子孫。此思想因此將異性戀的性行為，確立為延續家族命脈的繁殖功能。）
而同性戀的性，是有死亡意義的。那是文化上給我們的一個符號。有一個性的 physical （物理上）的思考是，有時候啊，性很美好的時候，你會覺得好像『人生不會比現在更好了，我可以死掉。』上天堂的感覺，那個感覺其實和死亡也是很接近的。
我們這一代的同性戀性經驗，是在 90 年代的背景下長大的，那時候還是有 AIDS 的陰影。
所以對我們來說，『同性戀的性』一直跟『死亡』畫上等號。
我們成長的年代，大人會跟我們說：你要是同志，就會得絕症、會死、會死得很慘。這是一個文化給我們符號。而在身體層面上，那種感覺也是真實存在的。如果用藥較多，那種快樂是非常 physical、非常直觀的。」
『拍完這部片覺得可以死、也可以活』的狀態是什麼？
「我會說：那比較接近『很滿足』。我覺得我在這個年紀，拍了這部跟我的時空狀態很密切的一部電影，我很滿足。是一種『此生無憾』的滿足感。所以我在柏林世界首映時在台上說了這句話，是用快樂的心情說的。但是文字寫出來，好像沒有這樣的感覺。（笑） 」
「我想補充一句：法語有句諺語 『 La petite mort 』，意指性高潮後的感覺，直譯是 『小小的死亡 』，我的理解是一種極致的滿足、喜悅，同時有失去、消逝的感慨，也呼應性與生死的關聯。」
「現在活下去的動力啊？我會覺得人生還有很多不同的快樂，我也好奇自己十年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也許活久一點，再看更多電影，很多想法都會再改變的。到那時候，我可以再告訴你。」
「所以當電影可以帶來思考死亡這些東西的時候，我都會有很多感受，舉例來說 —— 《After Sun》 的爸爸年齡和我拍這部創作時的年齡差不多，好多人在看《After Sun》的時候會思考，那個爸爸是不是同志？ 他覺得自己活不過四十歲，甚至覺得活到三十歲已經是奇蹟，我覺得那是一種同志的 mentality 。也因為這樣，我們這一代的同志跟死亡是很接近的，但是我不知道下一代會怎麼樣。」
當我們聊到不同世代的壓力時，導演補充：
「每一個年代都有每一個年代的壓力，每一個年代也都有每一個年代覺醒的 moment。我在上大學的年代，每一年都有社運。可是我覺得這其實沒有非常特定是在我這個年代的東西，社會就是不停地改變。」
「可是發生了，卻沒有『真的改變』的感覺，這是很深刻的。因為我覺得上一個年代，好像至少還有一點制度上的改變。像美國六〇年代的民權運動，都有很實際的改變。但我們這十多年，好像沒有一個明確的制度變動，甚至會覺得有機會開倒車。歷史就是一個 cycle。可能這種 cycle，就是每個年代的人到了某個年齡，都會經歷的事情。」
「在美國可以同婚、建立家庭，但恐同暴力也更嚴重。你擁有更多自由，也同時面對更多暴力。自由沒有客觀標準。」
當我問起導演《眾生相》裡那句對白——「第一次聽到有人想留在香港，是因為自由。」——對導演而言，自由是什麼？
「我覺得自由有很多層面。在客觀上不自由的地方，有些人還是覺得自由；在很自由的地方，還是會有人覺得被困住。比如被家暴困住，那就是不自由。」
「自由除了是一個社會、法律上的定義之外，其實更多時候是主觀的感受。所以你在一個不自由的地方，也還是可以用很自由的方式生存。譬如說，我在拍這部電影時，我覺得很自由，那是用錢買來的自由。相反地，有些人在非常自由的地方、拍預算很高的電影，卻不覺得自由。今天很多人覺得香港創作不自由，可是我拍《眾生相》時是覺得很自由的。」
「所以自由的感覺真的很主觀。雖然我有一半時間在美國，但美國其實也沒有那麼自由。比如每次入境我都會擔心會不會被扣查，這也是一種不安全。我和男朋友在美國住的社區，治安不好，每天都有槍擊案。反過來看，我在香港的時候，每天從旺角走路回家都不用擔心。」
「如果我在美國凌晨兩點回家，我男朋友會問要不要出門接我。過了午夜十二點會覺得不安全，那也是一種不自由。美國理論上是一個最自由的地方，卻還是會有這些狀況。」
「在美國可以同婚、可以建立家庭，這些權利很多；但美國恐同的暴力也比較嚴重。你可以擁有更多自由的權利，但同一時間也會面對更多的暴力。沒有一個真正客觀的自由標準。」
「我們這一代的同志，其實和毒品、和死亡的距離都比較近」
當我問導演「人在面對死亡之前，是否會更接近最真實的自己？」時，導演想了想，說：
「如果要說為什麼《眾生相》和《濁水漂流》裡都會出現輕生的慾望，或做出那些行為的人，我會說：其實很多都和毒品有關。那個『死亡的慾望』並不是重度憂鬱症的那種，而是因為你在用藥，身體和死亡的距離被拉近了。」
他接著解釋：「Overdose（用藥過量）很多時候不是『我想死』，而是介在『意識的決定』和『潛意識』之間的東西。你不是要結束生命，而是用多了一點藥。你在用藥的時候，其實會知道自己的身體有一個極限，可是你不知道你距離那個極限還有多少步。那種『不知道會不會跨過去』的感覺，就是接近死亡的原因。」
「尤其在同志圈裡，我看過很多人用藥，也看過很多用藥時的狀態。我的感覺是：如果一個人在用藥時仍然是善良的，那他的本質也真的是一個善良的人。有些人用藥後會變得暴力、暴躁；有些人會有點悲傷，但仍然溫柔、不會傷害別人。」
在我們談完所有關於性、關於死亡、關於什麼是自由與創作後，
導演說：「我們這一代的同志，其實和毒品、和死亡的距離都比較近。」
或許，並不是一開始我以為的『想死的慾望』，而是因為性、主觀上的不自由，以及用藥的極限，讓死亡在某些時刻顯得更近了一些。
「但我從來不覺得《眾生相》是絕望的，對我來說其實是喜劇」
導演緊接著補充：
「雖然我們距離死亡很近，但是電影的最後還是很有希望。因為我更在意的是：人如何在不公義的世界裡維持善良、保持希望。」
「我其實一直覺得《眾生相》是喜劇。」
「在柏林放映的時候，大家都笑了。因為我的生活本來就帶著一點幽默呀。」
至於為什麼要拍成黑白？
他笑著說，這幾乎已經變成必答題了，很多採訪都會問。除了我色盲的因素之外，真正的原因其實在《吊吊揈》裡，大家可以去 Giloo 上看就知道了！」
採訪 / 撰文：施俞如
攝影：陳藝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