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庫門打開，一個超級高大的白人在那裡等我們，那就是 Patrick 。」
在加拿大的冷冽空氣中，這幕畫面如同電影開場。車庫內， Patrick 正向一群年輕人交代營隊規畫、簽署文件，而在他背後，牆上貼著一張巨大的 Larry（徐耀群）海報。在那一刻，導演王一訢感覺到海報上的 Larry 彷彿正凝視著他們——這群繼承了他未竟之志的人，正準備踏上他沒能走完的路、繼續做他沒有完成的事情。
台灣作為地殼變動頻繁的島嶼，山勢格外陡峭，地質年輕且破碎。對全球的攀登者來說，台灣可說是極限的試煉場。但對 2000 年代的台灣攀登者來說，他們與世界有著技術的斷層。「在 2000 年代，我們的攀登技術落後世界的前緣大約三十到四十年」，王一訢說。在這樣的時代， Larry 徐耀群為了精進自己隻身遠赴海外學習，也因此認識了畢生摯友 Patrick ，兩人並肩登上無數山峰。
2022 年，台灣開展「種子計畫」，致力於培養新一輩登山者。 Larry 回台擔任導師，卻意外在玉山北壁嘗試新路線時墜亡。不過計畫並未停滯，Patrick 跨海接下了這項培訓工作，帶領台灣年輕攀登者學習各種技巧、前往加拿大訓練，而《重返巔峰北壁》的導演王一訢作為種子計畫的成員也以此為契機結識 Patrick 。
Mt.Rhondda 上的鐵盒子：一切的開始，也是時空的錨點
「登上 Mt.Rhondda 后，我看到 Patrick 從石頭跟雪底下捧了一個鐵盒子出來，寫了一張字條放進去。當時有種觸電的感覺，好像有一些事情連在一起了。」在加拿大的眾多山頂，都有著這樣的鐵盒子。它們像是舊時代的社群軟體，亦或是存在於荒野中的雲端硬碟，承載著數十年間攀登者的登頂留言。盒子裡，從最初寥寥幾張字條，到如今已是一疊厚厚的故事。
橫跨兩三年的拍攝，當電影接近定剪，王一訢再次與 Patrick 登上朗達峰，他們將攀上玉山東峰的紀錄字條放入盒中。這是一個儀式，像是對著大山與故友說話，「等到紀錄片拍攝得差不多後，我們又再次登上朗達峰，把攀上玉山東峰的路線和紙條放進鐵盒子，像是告訴Larry，我們順利走完了。」導演說道，今日若是再次登上朗達峰，還能看到過去和 Patrick 一起留下的紙條，紀錄著很多有趣的故事。
「後來 Patrick 跟我說想來台灣爬玉山東峰北壁，所以初衷很簡單，就是希望幫助我的老師、我的朋友完成他的願望。」王一訢補充道，「 Patrick 聽到有人想要記錄 Larry 的故事，他是開心的。但我自己猜想，他也會遲疑或猶豫為什麼是我做這件事情。拍這些紀錄片的過程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我們要跟第一線的角色建立很成熟的信任關係，這個過程不可能是從 0 直接到 100 。我覺得我知道 Patrick 希望看到什麼，而他也相信我會用正確且善良的方式完成，信任是最最重要的。」
在攀登者與導演之間切換
「這不是第一部記錄台灣高山的電影，但這是台灣第一部以「高山攀登」作為核心的冒險紀實影像——有著更驚險的畫面、更強烈的視覺。台灣過去並沒有很成熟的冒險文化或鼓勵人們去做沒人做過的事情，以爬玉山北壁為例，韓國或國外的朋友來看到北壁，總會說在我們的國家這些北壁大概都被爬過一輪了，但在台灣（地質更破碎、更年輕）這件事情可能才剛開始有人在嘗試。」從事極限運動的人數本就稀少，同時也是記錄者的更是寥寥無幾，「攀登的人少，會想要拍攀登的人就更少。很多時候去到法國、日本，可以得到跟台灣高山一樣的攀登體驗又安全很多，但在台灣你很容易能拿到一個『首攀』紀錄，多少還是會覺得是很好玩的事情，畢竟爬到那裡往下看你會感受到：我居然是第一個站在這裡的人，那個感動是不一樣的。」
從導演的話裡，能感受到那份對於攀登的熱愛，而這次紀錄片的拍攝也並未動搖他的熱情。「追求攀登上我完全沒有變，但我不會說攀登者的身分在我心中大於導演。不過要說好這個故事，得要跳出攀登者這個身分才有辦法好好說。」生性低調的王一訢也說，他現在要做的事是要讓更多人理解冒險是什麼、攀登夥伴的情誼是什麼，「我得站在面向大眾的角度。比較像我在攀登者的身分外，多了一個導演或說故事的身分。」
不止記錄山，而是記錄「冒險」本身
「那是沒有人登上過的岩壁，岩石也是鬆動的。」當初在拍攝規畫上，導演與攝影團隊最初的想像是參考《赤手登峰》（ Free Solo ），以垂降方式搭配具有優秀畫質的專業攝影機進行拍攝拍攝。「但攀登的狀態不一樣，登上北壁的過程不如攀登許多人踩踏過的花崗岩，落石風險太高。」因此改成導演自行拍攝，不過他也提及幸好有空拍機的協助，依然捕捉了許多精彩的畫面，科技在某種程度上，補足了人力無法到達的位置。
除了實務操作上的困難，他也曾面對懷疑的聲浪與壓力。「攀岩是我的本，我希望做這樣的事能幫到登山者們，但其實也常受到領域內的人質疑，最煎熬的反而是面對這些人。」雖然過程中曾被質疑能力與目的，王一訢卻認為情有可原，盡力調整自己的心態。「我得要踩住自己的線，盡量用最善良的方式剪出來。」在剪輯室裡，畫面永遠可以更有戲劇張力、更具衝突性，但對於造成傷害或影響的可能性，導演決定降到最低。「有些東西我們會讓他退後，所有的內容都會跟當事人討論，這是我花最多心力的部分。」
不過王一訢也很高興的表示拍攝過程還是有許多令他感到開心與幸福的事，「 Patrick 說，在 Larry 過世之後，他都沒有為自己攀登過，因為最棒的夥伴不在了。但在跟我們去爬完玉山東峰後的這兩年， Patrick 說他又重新開始為自己攀登了。」一訢導演表示以私人的角度來說，這是最開心的——完成了朋友的心願與自己的初衷。「在這個階段性的旅程後，他願意為自己攀登了。甚至後來帶他到台灣的龍洞攀岩， Patrick 也提到這是兩年來第一次不是工作的登山旅程。真的很開心，我覺得我做到我該做的事情了。」
沒被放進正片的那顆，最喜歡的鏡頭
兩三年的拍攝期留下了大量的素材與回憶，我最好奇的一點其實是導演認為最可惜無法放進正片的鏡頭。「我最喜歡的一顆因為不太契合現在說故事的邏輯而沒有放進正片。我們當時在一片大草皮上訪談 Connor（ Larry 的朋友），卻因為下大雨而轉移到另一個地點，沒想到拍攝到一半後發現訪談者身後有公共廁所的標誌。 Connor 說一切很完美，這就是 Larry 開的玩笑。」對台灣新生代的攀登者來說， Larry 是一個指標、先驅者，但對社群中的夥伴們來說，Larry 是愛開玩笑的。無論任何危機的環境，他都會以輕鬆詼諧的方式緩和大家的情緒，永遠都能感受到他的幽默與耐心。「這是我們說 Larry 故事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訪談。」這樣的插曲，反而讓 Larry 在巧合中變得立體且生動，除了大眾甚至導演自己原先心目中那樣有距離感的領導者形象之外， Larry 也是一個親切且有趣的朋友。
「 Larry 其實很低調，我以前對他的認識也不多，也從來沒有親眼見過 Larry 這個人。我其實跟看電影的觀眾一樣，一開始對於這個人的認知是零，這也許也是這部片特有的角度，我跟觀眾一樣本來都是不認識 Larry 的人，卻受他影響很大。 Larry 走的那天是我第一次跟朋友完成訓練要嘗試挑戰新的路線與山峰，在路上看到他走了的新聞，對我來說是滿衝擊的。」王一訢回憶著，「我準備了那麼久、要參加一個計畫，甚至明年還要去加拿大訓練，結果這個馬上要訓練我們的人走了。我覺得這也是我想要做這個故事的原因。」
下山之後，冒險旅途仍在繼續
《重返巔峰北壁》已經走到定剪，對於這部電影，導演認為最核心的部分是 Larry 和 Patrick雖然不同國族、文化背景迥異卻因為登山與冒險成為一生摯友，「我希望大家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可以閉上眼睛，想像一張臉，那是你最好的朋友，想著他進到這個故事裡面。」而走出戲院之際，導演更希望觀眾帶出影院的是希望和繼續走下去的勇氣，除此之外，導演也希望《重返巔峰北壁》能夠走進校園，在更多年輕人心中埋下冒險的種子以及更開放的想像力，覺察到世界有更寬廣的探索方式，「你的想像力會更多。多了想像力不代表就得去做，但有豐富的想像力對這個世界是很重要的。」
採訪、撰文／魏思涵
劇照／《重返巔峰北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