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部關於藝術節的紀錄片，而是一場關於行動的記錄。」導演文珹灝這麼說。
《製造第五屆水泥公園現場藝術節》的誕生，不是出於一場規劃完整的拍攝計劃，而是來自一連串突如其來的現實撕裂。疫情封控、藝術家集體感染、空間被關閉、行動被監控，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都實驗空間「罰站」的主理人 B.A.T. 突然失聯，成為文珹灝按下紀錄鍵的起點。
一場「記錄失序」的拍攝行動
2022 年 11 月，B.A.T. 原訂將參與第五屆水泥公園藝術節，但就在活動開始前夕，他從上海傳出失聯的消息。這個消息像是打破平衡的第一道裂縫，也讓藝術節的氣氛迅速轉變。疫情已經讓許多藝術空間關閉，幾乎所有受邀藝術家也陸續染疫，失序成為現場的日常。
「當時大家都陽性了，半殘不殘地來現場拍攝，連美術組都要輪流拿起攝影機。」文珹灝回憶。他們並未意圖拍成一部片，初始只是生活紀錄，是現場的一種本能回應。許多素材來自參展藝術家的手機，也來自劇組日常的影像碎片。當B.A.T.長時間未出現，那些看似零碎的畫面開始彼此串聯，組成了一幅更龐雜的現實拼圖，關於集體焦慮、對行動自由的追索，與青年藝術家們如何在疫情年代的反思與情緒。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對導演而言，B.A.T. 的失聯不只是「事件」，而是一次私人的撞擊。「我以前遇過相似的事情，我知道該聯繫誰，該怎麼應對。我們甚至還在陽性狀態下，一邊找人，一邊繼續拍。」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在中國的當代藝術環境裡，行為藝術總是踩在邊界上。「這到底是藝術，還是觸犯社會條例？你無法定義。但我知道，我不希望這部片為這些持續被監控的人帶來更多風險。」
因此，在《製造》的拍攝過程中，文珹灝選擇捨棄了許多帶有高度指涉性的畫面與語句。他說，與其用對白與旁白直接指向，不如讓影像自己說話。「片裡沒有封鎖現場、沒有方艙，但你會知道它們的存在。你會感受到，它們就是鏡頭外的現實。」
白旗與邊界：是投降還是反抗？
半年後，B.A.T. 重拾部分生活的自由，他說他想出國，也想試探自己在中國還擁有的活動邊界。文珹灝當時和呂德生等人正在籌備越南的「東興國際現場藝術節」，便邀請 B.A.T. 前往越南，一來確認他能否自由活動，二來也與因疫情闊別兩年的台灣、香港行為藝術家們重聚。
在這次旅程中，B.A.T. 在中越邊界的入海口發起了一場名為「投降」的行為藝術。漲潮的黃昏時刻，他頂著暴雨、逆著潮水，扛起白旗朝邊界河的彼岸前行，直到海水幾乎淹沒身體。他游到界河中央一艘錨定的漁船，插下白旗後靜靜折返。人們雖然可以經由這條界河游向對岸，卻不被允許跨越。而舉白旗向彼岸行進的動作，是 B.A.T. 對於「投降」的詮釋。
而尤歡站在幾乎及胸的水中，手持一台快要失靈的小攝影機。那是一個震撼到無以名狀的瞬間。「我們那時候，不顧一切地拍。現在的我和尤歡，可能再也沒有辦法重現這種模樣。」文珹灝說。對他而言，那不只是藝術行動的紀錄，而是一種青春與反抗的封存。
疫情之後：對死亡的凝視與對藝術的轉念
疫情的時間軸上，很多生命不再回來。尤歡罹患肺癌，在接受肝臟切除與放射治療後逐漸穩定。和水泥公園團隊熟識的行爲藝術家李濤，則選擇了自我結束生命。
「我開始對死亡更敏銳。很多畫面不是主線，但我還是留下了它們，因為那是一種真實。」文珹灝說。
過去的他，拍片可以不顧一切，哪怕是穿越風險也要拿到畫面。但如今，他說：「我現在拍片會想，劇組的安全呢？被拍的人呢？我們這一群人，還能活下來嗎？」
這不代表他不再拍，而是換了一種態度。他說，這次的紀錄片是他拍得最有「電影感」的一次，不只是記錄事件，而是用影像的節奏、結構、美學去回應一個時代的身體感。「我不要拍新聞。我想要有電影調性的紀錄片。」
真正有價值的，不只是作品，而是人活著的方式
隨著疫情過去，B.A.T. 回到成都，繼續他的行為藝術實踐；尤歡也在肝臟切除手術與放射治療後，身體逐漸好轉。在經歷那段封閉、失語的日子後，他們依然選擇用身體發聲——相信藝術不應向審查低頭，也不該被現實的框架馴服。
就像那面白旗，揮舞的不只是投降的姿態，更是對自由的執著與召喚。那一刻的風雨無法吞沒他們，正如藝術與行動的交會，也從未真正中斷。
《製造第五屆水泥公園現場藝術節》不是一部完成式的作品，它更像是一場延續中的行動，一種藝術介入社會的實驗，一份見證當代中國青年創作者在夾縫中活出的檔案。
對導演文珹灝而言，真正值得被記錄的，不只是作品本身，而是那些身處風暴中的人們——他們如何堅持創作，如何選擇活著的方式。
劇照、照片提供／文珹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