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U創造出的奇觀能帶來多少刺激？我們仍舊是坐在電影院的旁觀者，明白自己六小時後就可以全身而退。或者類同我的觀影體驗，在六個小時之後，彷彿與演員一起成為倖存者，那這項計畫或許成功將暴力的恐怖植入觀眾心裡。超級人類
首先，DAU系列也被外媒譽為蘇聯版的實境秀「愛之島」（Love Island）。確實，在素人演員、沒有詳細劇本的情況下，拍攝能順利運作，是透過導演創造出與世隔絕的仿蘇聯小鎮，面試各色各樣的人物，組合成一個模擬社會，讓他們成為「蘇聯公民」，在小鎮中扮演與自己原先身分相近的人設。
除此之外，為確保演員依循蘇聯制度建立起來的管理模式生活，違反規定將會遭受懲罰。同樣地，實境秀 / 真人秀運作方式，亦透過導演與攝制組設計出的監控、規則，去逼出「人性的真相」。
《DAU：退變》劇照
在赫爾扎諾夫斯基創造的平行時空中，導演就是站在規範設立者的位置，嚴格地執行遊戲規則，也確實讓集權統治下，人類服從權力時近似宗教狂熱的瘋魔心理，以及科學與理性之脆弱，一一逼現。但是，《DAU：退變》中，演員們被給定的角色畢竟與現實中的身分還有一些差距，他們徘徊於如何真實地在扮演角色時又是自己[1]。唯一被賦予的角色，與現實世界中的自己，可以不費氣力地無限疊合，可能就是扮演「超級人類」新納粹份子馬西姆了。
弔詭的是，馬西姆在進入片場之前的主張與事蹟，就已經是他在影片中演出的樣子，他並非在蘇聯制度統治，以及科學家的實驗中，逐漸成為去人性的「超級人類」。遊戲規則反而保障了他在平行時空自由行使暴力卻能免責的權利[2]，真正會受到影響的是他被他在片中殘暴對待的其他人。如此一來，《DAU：退變》大費周章呈現「超級人類」在機構中行使暴力，卻對於制度如何改變、滲透人類意志，缺乏深刻地揭發與反思。
獨裁者
DAU計畫過於依賴演員真實身分與角色貼近，降低表演成分，在這場類實境秀的社會實驗中，反而恰好成為削弱揭露真相力道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當赫爾扎諾夫斯基面對影評人指責飾演娜塔莎的演員遭受的性虐待時，簡單回擊：「我不在乎，她是個妓女，我是在妓院找到她的」。
在評論者與他探討、協商藝術倫理時，前述條件反而成為他在暴力之前迴避、開脫的路徑，更加讓這個電影的規則制定人，無限靠近獨裁者本身，彷彿電影史上已經發生過的倫理問題的討論不曾存在。
即使飾演娜塔莎的演員事後表示，他們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連在實境秀「愛之島」中，只需在鏡頭前按照規則談戀愛的參加者，都在參賽期間受到精神創傷（甚至參賽後自殺），我們或許會困惑，為什麼問題發生時，他們明明有選擇，但離開拍攝會那麼困難？
《DAU：退變》劇照
更何況，DAU計畫的參與者，長達三年生活在導演掌握了合約與懲處機制的工作環境中，在嚴格執行的遊戲規則裡，在手持攝影機靠近，明確知道自己正在被拍攝的狀態下，受雇者能保有多大程度的自由意志，在鏡頭前行使喊停？也是值得懷疑的。
畢竟，觀眾僅能看到導演與剪輯師的最後呈現，只靠攝影師于爾根·俞格斯手持攝影機跟拍、介入，並不像實境秀有隱藏攝影機二十四小時監控，演員的能動性實難討論。雖然導演聲明，演員們是且與赫爾扎諾夫斯基一起工作的前員工也表示過，他在片場簡直像個暴君，一個真正的獨裁者。
旁觀者
最後，實境秀提供觀眾偷窺奇觀的快感，也滿足素人參賽者的表演慾。如Jenkins形容，實境秀觀眾被給予了「賦能的奇想」(fantasy of empowerment)，我們的快感來自能在觀影過程中參與判定真實性，看著非演員們從觀眾身分進入鏡頭前，出演沒有排練過的真實，給閱聽眾創造出極大的帶入感。
因此，我們會熱衷地投入品評這些與自己相近的普通人，反身思考、觀看自己在相同情境下的行動，形成Tincknell 和 Raghuram所說的「互動的閱聽人」。研究者指出，實境秀顛覆看與被看的關係，非明星的平民、邊緣人也有機會進入電視裡，且觀眾的觀看能不斷帶入自己的經驗，參與評論，影響遊戲規則，賦予閱聽人更多力量。
《DAU：退變》劇照
然而，《DAU：退變》再現的蘇聯社會，對當代台灣觀眾而言，演員並非與自己身分相近的普通人，並且是一段相對陌生的歷史環境。我們雖然能在觀影過程參與判定是否在場為真，但在有劇本梗概、演員還是被賦予角色、不是二十四小時監控、第四面牆沒有完全被打破的情況下，何者為真的判斷，其實並不掌握在觀眾手裡。
另一方面，當代閱聽人已經被大量實境秀式的真實餵養，DAU創造出的奇觀能帶來多少刺激？我們仍舊是坐在電影院的旁觀者，明白自己六小時後就可以全身而退。
或者類同我的觀影體驗，在六個小時之後，彷彿與演員一起成為倖存者，那這項計畫或許成功將暴力的恐怖植入觀眾心裡。但是，倖存者往往被恐懼包裹，心理上抗拒重回現場，也較難快速、清晰地反思所見；甚至走筆至此，我尚且沒辦法重新觀看《DAU：退變》，也無法完全釐清自己過於飽滿的情緒中混亂的思緒。
倖存者
赫爾扎諾夫斯基在《DAU：退變》中，試圖對蘇聯時期的制度，集權統治下的狂熱提出批判嗎？
然而，我在觀影時始終有種揮之不去的惡感，也就是當一個藝術創作者過度沈迷在自己的表現欲裡，作品本應能提供的更深層的反思，便容易被創作者的自滿給遮蔽。赫爾扎諾夫斯基有著強烈的蘇聯認同，而90年代後俄羅斯人浪漫化蘇聯歷史的傾向，較難反思俄國在二戰中的位置，因此，在赫爾扎諾夫斯基精心打造出的平行時空裡，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對蘇俄時代的懷舊氛圍（或許也是俄羅斯富商願意資助，有這麼多素人演員願意無償投入的原因？）。
前年，DAU團隊在巴黎租下夏特雷劇院、城市劇院還有蓬皮杜藝術中心，讓歐洲人付一百六十歐的高額票價，獲得一本蘇聯護照，進入展場選擇角色，作沉浸式的蘇聯生活體驗。如果我們將這一場活動視為電影的宣傳策略，這種樂園式的展覽方式，對DAU系列電影本身要傳達的理念，不也頗具諷刺性？
據說，赫爾扎諾夫斯基下一個計畫更具野心，他將要建立5000人的實驗城市。
那麼，我們必須嚴肅地再問一次，為了成就藝術，有哪些底線是不能跨過的？DAU計畫產出的作品所探討的，真的有創新、前衛到電影或紀錄片無法表現，必須是以這樣高成本的形式，創造出許多倖存者，才能達成嗎？
註1：飾演朗道夫的指揮家Teodor Currentzis在採訪中對記者表示；「對所有演員來說，關鍵的是如何在不作自己時同時作自己。」「你處在一個明明知道只是遊戲的環境中，但如果你不是本色出演，當然行不通。」
註2： Maxim Martsinkevich在俄羅斯多次因犯罪被捕入獄，2020年9月在獄中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