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如何看待一座美術館的？帶有距離感的神聖殿堂？對不同的人而言，美術館可能代表著不同的意義和面貌。由美國紀錄片大師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執導，紀錄片《歡迎光臨國家畫廊》所呈現出來的美術館極為人性化，在導演的鏡頭語言下，呈現出美術館裡的百態人生，繪出一座文化機構的面面觀。
在倫敦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y）拍攝完成，這部片長三小時的電影沒有完整的時間軸，敘事結構是由畫作與人所交織而成，「對話」是本片最重要的精華。懷斯曼捕捉了研究員、策展人、教育企劃組、導覽員與修復師等人的工作日常，從多重面向整理出美術館的組織結構。懷斯曼的電影向來以「機構」為主題，透過其中的各種人物，刻劃人與社會、國家間的多層關係。如同他的其它紀錄片作品，《歡迎光臨國家畫廊》是從一座國家級美術館中觀察人與其行為。
一座美術館的基本責任為典藏維護、研究、展示與教育，缺一不可。到了當代，教育推廣變得比以前更加重要。美術館該如何保持其獨立性，卻同時向大眾打開雙臂？古典大師的作品如何在當代與觀眾產生對話？這些都是美術館在當代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也是本片開頭便拋出的問題。在這部片中，藝術作品並非唯一的主題，其中活動的人才是懷斯曼所關注的對象，不論是館方人員還是觀眾，他們彼此間的對話正是讓美術館「活起來」的關鍵。
懷斯曼在片中穿插了許多導覽員對畫作的解說，他們的生花妙語替作品增添了生命，更提醒著我們作品意義並非絕對，個人的詮釋同樣能完整一件藝術作品。「繪畫沒有時間，不像電影或小說，所以繪畫才要試著凝結現實。」片中一名導覽員這樣說明一幅古典靜物畫，他指著畫中的螃蟹以及去皮的檸檬，淘淘不絕地闡釋存在於繪畫中的時間感。乍似談論深奧的現象學理論，其實隱約地講述兩件事：首先，藝術品並非如其本質上如此靜止，它們會因為「關係」而產生「對話」；其次，在美術館裡，每一幅畫都有故事，而每一個故事皆來自不同的說故事的人。
藝術品修復同樣承載來自不同時間點的敘事。當修復師以顯微鏡鑽研畫作細節，他們細究的不僅是繪畫的過去，同時要思考的是當下與未來。片中，維拉斯奎茲（Velázquez）專家Dawson Carr和Larry Keith在一幅描繪兩名廚房工作女子的畫作前，分享他們的「修復之道」：所謂修復，並非只是對過去技術的瞭解，更需從不同的方式去試圖理解畫家的想法。「修復的一切都奠基於對於材料的了解、歷史根據、繪畫間的對照，以及哪些跡象顯示出畫家會混合顏色好符合他所用的底色。面對複雜的案例，所有的決定都需要理由。」
兩位修復師鉅細靡遺地延伸分析維拉斯奎茲的底色使用，並強調他們在畫面上所加強的地方，都是在亮光漆的那層。畫作一旦被清洗過，就得上亮光漆，他所修復的就是那層亮光漆，而這層可能很快地在後人再次清洗修復後消失。他們強調修復的目的並非恢復原狀，而是嘗試讓我們有機會了解畫作，「現代修復的基本原則，是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得能被翻轉，好讓下一代人也有辦法回到原點。」如此發人深省的修復知道是本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對談。
除了美術館裡的修復學問，懷斯曼在片中擷取了一段非比尋常的解說——國家畫廊導覽員向觀眾解析一幅林布蘭特自畫像的畫框。如何為作品選框這件事，很少會在美術館導覽中被提及。懷斯曼將這段波浪紋畫框的討論納入片子，顯示他試圖將所有致力於展示與維護典藏品的每個細節都列入觀察的巧思。從導覽員到研究員；修復師到裱框師，懷斯曼讓我們看到許多平常參觀美術館時不會看到的「日常」——這些小而瑣碎的工作細節卻是對於一座美術館營運極為重要的部分。
針對此片，許多電影評論家認為導演過於忽略對藝術品的刻畫，鏡頭總是短暫停留便匆匆帶過，如速度雙倍的投影幻燈片，一片換一片地輪迴播放，最後落在看畫的觀眾上，因而失去重點。然而，若從懷斯曼的機構觀察角度來看，便可明白鏡頭語言何以如此安排。對懷斯曼而言，畫作並非絕對的主角，其中流動的人群才是真正的被觀察對象。畫作特寫的不斷轉換，為的是讓觀片的人產生一股錯覺：是我們在看畫中的他們，還是畫中的他們在看我們？
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曾在他的散文〈淺談可見之物〉中談到人們上美術館觀畫，離去時從未失望，他認為「在美術館裡，我們遇上其他年代的可見物，它們陪伴我們。面對每天在我們眼前出現又消失的一切，我們的孤寂感減少了些。許多東西看起來依然不變：牙齒、雙手、太陽、女人的腿、魚⋯⋯在可見的實在界中，所有的年代並存而永恆，無論相隔數百或數千年。而當畫中形象非複製現實，而是一次對話的成果時，畫中物便說話了，只要我們傾聽。」
我在《歡迎光臨國家畫廊》中看到的便是凝視我們的畫中物、對我們傾訴的畫中物。數百年前留存至今的一幅繪畫得以散發其中的活力，在於畫中之物被觀看的慾望。而我們，便是那傾聽之人，也是那說故事的人，因為畫作等著在不同時代下被賦予不一樣的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