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華達（Agnès Varda）2000年的紀錄片作品《艾格妮撿風景》（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可以說是她電影生涯中的一次巔峰，似乎也帶動她作品風格的一次轉向，建立了接下來20年她拍攝紀錄片的獨特創作模式。而在2002年的續篇《艾格妮撿風景，兩年後》（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 deux ans après）中，華達又更意識到了自己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蒐羅著身邊屬於人物的、藝術的、自然的各式風景，其實最底層的原因，是害怕掉落、害怕錯過、害怕遺忘生命中珍貴的種種，而這龐大的恐懼感則來自於，她人生中所面臨過最痛苦的失落：丈夫傑克・德米（Jacques Demy）1990年因愛滋併發症死亡。於是，透過影像的細碎捕捉與堆疊重整，她必須要留下那些曾經有過的心情與體悟，並藉著創作分享，讓這樣的情懷與思考有了存在的重量。
2008年，當時滿八十歲的安妮華達或許是覺得自己年歲已大，可能沒辦法再繼續拍片了（她說恐慌像是火車頭般向她撞來），於是仿照她用亡夫傑克德米的回憶筆記所拍成的《南特傑克》（Jacquot de Nantes, 1991），以自己的生平經歷與創作作品交錯，輔以她新投入的裝置藝術概念，完成了像是要總結其人生的紀錄片《沙灘上的安妮》（Les plages d’Agnès），在這部電影中，她採取了更多「撿風景」式的跳躍拼貼，讓敘事的時間空間像是隨興之所至般恣意來去，推著觀眾掉進她腦內不安份的回憶中，近乎眼花撩亂地團團打轉。
但她顯然沒預料到自己還算是身強體健地又活了精彩的十年，不只四處趴趴走撿風景，完成了一組五集的訪友、訪藝術、訪舊時舊事的紀錄影集《安妮芳蹤處處華達》（Agnès de ci de là Varda, 2011-），還與年輕的藝術工作者／視覺藝術家JR合作了入圍奧斯卡的作品《最酷的旅伴》（Visages villages, 2017）。而在邁入九十高齡時，又在她女兒羅莎莉（Rosalie）的督促下推出了這部《安妮華達最後一堂課》（Varda par Agnès, 2019），以講座的方式搭配她特別挑選出的作品與訪談片段，重新回顧一次她的創作與人生。
但這「最後一堂課」當然不只是將《沙灘上的安妮》尚未能收錄進去的那十年，拿來做增篡補遺而已，兩者的目的其實是截然不同的，《沙灘上的安妮》明顯的意義是對內的，華達大費周章地設計執行各種裝置及行動藝術，呈現她的狂想與記憶，透露的似乎是一種恐慌與畏懼，想牢牢緊抓那些就快要遺失、就快要淡忘的一切，藉著實際存在的物與拍攝紀錄的像（如一開場海灘上的鏡子魔法），撫慰自己惴惴不安的心。但到了《安妮華達最後一堂課》時，那意義卻是明顯對外的，對外坦述、對外揭露、對外表白，因此，她在開場白中就直接地談起了電影創作對自己來說最重要的意義，那就是：靈感、創作與分享，在《沙灘上的安妮》裡，絕大多數時間，她都熱衷於那些曾帶給她靈感的往昔人事物，而在《安妮華達最後一堂課》中，她更在意的，卻是分享創作過程中的各種想法，她在電影裡所刻意搭建的結構骨架，以及豐實內容的思想血肉。
而造成這明確轉向的原因，或許來自華達對於死亡態度的改變。原本，創作本身便涵納著一種抵禦死亡的衝動，但到了九十歲，她似乎已經真正如同片中她曾為《南特傑克》受訪時所說的，不再想要抗拒時間或暫停時間，而是想要融入時間之中。願意去面對死亡、直視死亡。所以，在這部夫子自道的紀錄片前半段，多屬於劇情片的那部份，她選入了大量關於死亡的片段，像是《五點到七點的克萊歐》（Cléo de 5 à 7, 1962）中哀嘆死與孤獨的歌曲、《無法無家》（Sans toit ni loi, 1985）一開場的屍體［女演員桑德琳・波奈兒（Sanderine Bonnaire）說，華達將自己的死亡投射在女主角身上］、《幸福》（Le Bonheur, 1965）坦承之後突來的悲劇、《獅子、愛、謊言》（Lions Love (... and Lies), 1969）電視裡傳來的死訊、《紀錄說謊家》（Documenteur, 1981）沙灘上莫名的偽裝死亡景象，當然更重要的是《南特傑克》中逐漸步向死亡的傑克・德米。死亡是令人戰慄恐懼、無法理解、無法體驗的，但有時似乎也只有不迴避地看著死亡，才能理解生命的意義。
而到了後半段以攝影、裝置藝術與紀錄片為主體的部分，除了她曾在《沙灘上的安妮》為之灑下玫瑰與海棠的一張張逝去藝術家舞台劇照外，還有紀念二戰被佔領時期「義人」們義舉的千人塚藝術展，以及充滿喜悅色彩與花樣裝飾的滋咕咕（Zgougou, 華達的愛貓）墓地。在短角，兩兄弟邊推著車邊觀看已故父親的年輕身影；在諾曼第，早逝攝影師的青春姿態在傾倒的碉堡上隨浪潮幻滅。死亡不再是黑暗的無底深淵，不再是灰淡的耗損殞落，也可以充滿著美、充滿愛、充滿色彩。此時，華達不再如「沙灘」般倒著走凝視她眷戀難忘的來時路，而是懷著滿滿笑意、回憶與信念地看向不斷逼近的終點。
在這最後一堂課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華達接續著在「沙灘」中，揭露以十三段推軌鏡頭構成主人翁的肖像畫後，再度為她金獅獎得獎作品《無法無家》解謎，她說，那十三個推軌鏡頭，都是從空景開始，隨著慢慢移動，人物（女主角莫娜Mona）走進入到畫框中，然後不久又離開了銀幕，最後鏡頭停止在另一個景物上，而下一段推軌鏡頭，就會從這個相似的景或物開始，拉出另一段生活境況。這確實是非常精彩的巧思，它揭露出了我們理解生命時無法避免的片段化與片面化，永遠無法釐清眼前一切從何而來，也自然無法確定何以為終，但生活猶如無盡流動的長河，到了像是盡頭的地方，一轉個彎又急速地流洩下去，死亡就是終結嗎？或許是，也或許不然。
安妮・華達在2019年3月29日因癌症病逝於她位於巴黎達格雷街（Rue Daguerre）的住所，離這部片在柏林影展的首映也才剛過一個半月，可以想見，在拍攝及剪輯這部最後的作品時，死神或許早已在她身旁徘徊許久，疼痛與虛弱也應該時時折磨著她，但在片中，她的瀟灑豁達、泰然自若卻反而是歷來少見的。「先走囉！」這最後一堂課，當然可以視為她告別的遺言，很親切、很直接，也很周到，因此教人心痛難捨，但轉個念頭，這未嘗不可以視之為她的一段開場白，為她所帶來（留下）的眾多作品，指出一條入門的途徑，在她轉身離去後，接下來就該是我們盡情去探索、去思考、去聯想、去享受的時候，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從她的作品裡找到啟發、獲得靈感，然後再去創造、分享，安妮・華達便不曾真正離去，而只不過是在我們前面，先走了幾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