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過程中，我試圖釐清這一股從未在過往任何觀影過程經受過的不舒適，究竟所謂而來？在過去極少因藝術作品悖德而覺得被冒犯的狀態下，為什麼我感覺被這部影片挑釁了？挑釁
進影廳觀看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iy）與伊利亞．（Ilya Permyakov）合作的作品《DAU：退變》（DAU. Degeneration, 2020）之前，已經略略聽聞DAU系列是如何的「惡名昭彰」。此系列釋出的第13部影片《DAU：娜塔莎》（DAU. Natasha）在柏林影展放映時，有觀眾憤怒地提前退場，並引發女性主義者大力批評影片中對女演員實施的性暴力，也有影評人不滿其凌亂的敘事與剪輯，指責該系列電影概念遠遠凌駕於藝術性之上。
不過，這部充滿爭議的影片在柏林影展，雖然評審意見分歧極大，還是獲得了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它並非一面倒的差評，甚至被譽為具顛覆性的神作。外媒稱DAU系列的製作是「史達林式楚門的世界」（Stalinist Truman Show），或將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在片場如實重現蘇聯社會怪狀的野心，比喻為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經典名作《索多瑪的一百二十天》，以及後蘇聯的尤多洛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也經常與拉斯逢提爾等人從前提出Dogme 95並置比較。
無論如何，目前DAU系列釋出的兩部作品《DAU：娜塔莎》、《DAU：退變》，從電影放映時長、製作、拍攝手法，與宣傳、展覽方式掀起的巨大爭議，已經成功引發了評論人針對藝術倫理的界線、電影本質的真實與虛假，進行劇烈地辯論。
書寫過程中，我試圖釐清這一股從未在過往任何觀影過程經受過的不舒適，究竟所謂而來？在過去極少因藝術作品悖德而覺得被冒犯的狀態下，為什麼我感覺被這部影片挑釁了？
底線
完整體驗過《DAU：退變》的觀眾，也許多會與《衛報》影評人同感。在觀賞六個小時令人難以想像的瘋狂實驗性巨著之後，可能到撰寫評論之前都還不確定自己應該怎麼看待這部電影。我在夜色中走出《DAU：退變》特映影廳時，其實是帶著自己也不太明白應該怎麼理解的憤怒與創傷經驗離開。
是因為片末，我被迫目擊真實世界中為新納粹主義份子的馬西姆．馬克辛斯基維奇（Maxim Martsinkevich），在電影中興奮地當眾宰豬而震驚嗎？但是，影史上拍攝動物屠殺的影像，《DAU：退變》並非首創。我們在《現代啟示錄》不是早就看過一場血淋淋的屠牛祭天的儀式？或者《冰毒》結尾長鏡頭中吊掛的牛體慢慢被肢解，《原罪犯》崔岷植生啃章魚，金基德在《漂流欲室》活剝青蛙皮，觀眾應該越來越難被虐殺影像刺激。電影產業的動物權問題，已經長久、反覆地被檢討，不少導演事後澄清沒有動物傷亡，純屬電影效果，或者隨機取材，並非有意殘害動物（如趙德胤說明屠牛的場景是碰巧遇到）。
《DAU：退變》劇照
但無論好萊塢AHA的監督落實程度如何？檢查尺度應該如何拿捏？即使拍片現場動物權爭議的仍舊未有定論，但我們應該持續思索的提醒是：為了達到影像給觀眾的視覺衝擊，為了成就電影藝術，有什麼是不能犧牲的？有哪些底線不能跨越？
那麼，再往下推想，觀賞前述電影，目睹虐殺畫面的不舒適，遠不如觀看《DAU：退變》下半場時被引起的不安；原因可能就在於，觀眾或許可以期待電影虛構的本質，能讓暴力畫面透過各種技術造假，我們希望我們的眼睛被電影藝術欺騙，再再不濟，也相信演員虐殺動物時，是為了完成表演，並沒有滿足了角色任務以外的私慾。
犧牲
然而，DAU系列真正引人注目的原因，在於它從製作、演員、拍攝到劇本都較劇情片更「逼真」，近似紀錄了一場龐大而漫長的社會實驗，有不少影評將這個計畫比喻為爭議性極大的「史丹福監獄實驗」。
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放棄了原先拍攝蘇聯傳奇科學家列夫．朗道的傳記，2006年改於烏克蘭卡爾夫廢棄泳池，1:1複製蘇聯社會現實各種細節，搭建出12000平方米的擬真蘇聯小鎮，募集400名素人演員與超過10000名臨演，在小鎮內嚴格遵照蘇聯1938年至1968年的生活規則，開啟長達兩年的拍攝項目，累積700小時的35厘米膠片素材。
《DAU：退變》劇照
在宣稱不安排走位、沒有詳細劇本、大多數演員為素人，且導演不給表演指導的拍攝方式下，挑戰了電影、紀錄片虛構與真實的邊界。這種讓演員長時間沉浸式「扮演蘇聯版自己」的演出體驗，大幅削弱電影的表演性，意圖重現演員在特定境遇中真實行動與選擇，近似於紀錄當代人類心靈重返蘇聯制度下生存的社會實驗。導演不否認影像中的暴力為真，面對批評，也從未表示過任何後悔與遲疑。
但是，畢竟赫爾扎諾夫斯基拍的不是紀錄片。即使將表演成分降到最低，演員們還是被導演給予了角色，在由導演與製作團隊假造的場景、規定情境與攝影機近距離跟拍的鏡頭意識中，做出反應。
因此，我們觀影時與影像之間的契約關係並不明確 [1] ，在知曉眼見為真，卻又是在導演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被引導而發生，隨著不安、憤怒而來的疑問便是：如果為了在藝術創作中傳達某種理念，這些被暴力對待的人與動物之犧牲為必然，那麼，DAU系列究竟成就了什麼呢？
惡果
無論是《DAU：娜塔莎》中飾演娜塔莎的演員，在刑求片段中被啤酒瓶真實插入下體；或者《DAU：退變》以馬西姆飾演與帶領的「超級人類」，頻繁地恐嚇、虐待演員：例如，在片中飾演認知心理學家的美國藝術家安德魯．昂德里（Andrew Ondrejcak），在現實世界裡為出櫃男同志，卻在影片中談論美國種族問題的片段，不斷被馬西姆以「玻璃」等性羞辱的語言騷擾[2] ，導演在賦予演員角色，讓角色發生關係時，應該早就可以想見會發生這樣的惡果，而這些片段，也在剪輯時被保留在《DAU：退變》裡。
《DAU：退變》劇照
片中還有一段情節，是拍攝安德魯離開研究機構前一晚，被「超人們」追捕、推打、試圖強行拖入豬圈關禁閉，據說鏡頭沒有拍攝的時候，他因同志身分受到馬西姆與其他人的毆打，使得安德魯本人受到了極大的精神創傷，採訪時無法評論他在拍攝時的痛苦經驗。
在知道馬西姆在真實世界中，作為新納粹主義領袖的各種暴力主張與犯罪紀錄之後，觀看他多次做愛後射精在女演員臀部上的特寫，也變得十分難熬。那麼，屠豬的片段令人難以直視，根本原因不僅是畫面血腥而已，更在於明白馬西姆主導了現場，逼使演員們直視宰殺過程，臉上的興奮表情，大概完全出於他實現自身虐待興趣的快感。
而在漫長且淒厲的豬叫聲中，表情扭曲，失聲哭泣的演員們，他們的恐懼與痛苦，又有幾分表演成分呢？如果沒有詳細劇本，他們在拍攝前，知道接下來有一場為精神虐待他們而設置的虐殺場面嗎？
旁觀
更重要的是，上述種種情節與畫面，也必須透過導演的意志被剪輯出來，觀眾才有機會看到。赫爾扎諾夫斯基希望我們在看完這些影像之後，引發哪些思考？
如果整個DAU計畫想藉演員在某種限定情境中的選擇，探討人類自由意志與權力機構（甚或信仰與命運）之間的角力關係，許多虛構電影、影集，如《西部世界》，同樣可以引發相近的思辨。而類似社會實驗如「史丹福監獄實驗」、「第三浪潮」，也早就顯示失控的可能與代價，而它們實施計畫的時間，遠較DAU計畫短得多。
如此一來，導演選擇執行這麼龐大的計畫，耗費這麼多時間、底片、資金與人力，冒險讓演員與動物在拍攝過程中烙下無可抹滅的身心創傷，真的揭示了我們前所未見的真相，激發觀眾史無前例的思想探索深度嗎？
我認為《DAU：退變》前三個小時，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就科學的盲目、蘇聯歷史發展進程與共產主義宗教性，叨叨絮絮進行細瑣而漫長辯論，還比後三個小時大量播送的暴力場面更具思考上的啟發性。
《DAU：退變》劇照
那麼，回到《DAU：退變》最具開拓性的部分，應該還是導演與整個攝製團隊、演員在形式上的實驗，因此，我從這個角度重新檢視這個計畫帶來的刺激，從兩個方面檢視我的觀影創傷：既然沒有詳細劇本，赫爾扎諾夫斯基也聲明演員有喊停，或者離開片場的自由，預設他們無法選擇從暴力行為中離開、反抗，是否低估了演員的能動性？另外，取消觀眾看電影時相信所見非真的心理保護機制，能夠讓我們對痛苦與暴力不再只是旁觀？
註1：YUNXI ZHANG在”Replicate Soviet: A post-socialist Heterotopia of DAU. Degeneratsia”形容DAU計畫在形式上帶來的觀影經驗是：一方面展現舞台本身，卻又反常地為觀眾保留了隱形的第四面牆，因而打破了劇場與電影空間的神聖界線。當電影的真實性變成現實，觀眾知道在電影空間擬仿的三維世界中發生的一切是真實的時候，便失去心理保護機制，也就無法產生欣賞的感覺。
註2：Maxim Martsinkevich在俄羅斯領導的犯罪集團，就主張「反同性戀」，並誘捕、毆打十幾名男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