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識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是個愛特伍狂粉，不過我在喜歡一本小說時，通常是貪食這位小說家所有的作品，很少主動搜尋作家本人的真實生活，更願意和作者保持一點距離。
只是，當我在許多描述瑪格麗特・愛特伍的頭銜中，發現「社會運動者」幾乎和「小說家」一樣不可或缺時，再對照她的創作中絕不可能被忽略的對現實的批判，我也會忍不住有點好奇：這兩個身份，究竟是哪一個成就了哪一個？
《使女無懼：瑪格麗特愛特伍》這部紀錄片，或許正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因為她是瑪格麗特・愛特伍
真正的社運人士會為了理想奉獻一輩子，我並沒有。
在紀錄片中，愛特伍這麼說。「我常被找去代表這些人說話，是因為我沒有正職工作，去講話並不會危及我的生計。」
我很喜歡她這段話，那是一個真正關心世界的人才會有的思考方式：愛特伍並不覺得自己做了多麼了不起的事，不打算誇大她的文字帶來的力量，即使我確實認為，像她那樣能夠用故事將世界往好的方向推一把是很重要的。她同時意識到有許多正在做實事的人，可能並不像知名作家那樣，擁有這麼巨大的話語權，卻身陷更多現實考量之中，而他們在那樣的條件下仍然追求公平正義，毋寧是值得尊重的。
愛特伍不被聲勢迷惑而能不卑不亢地說出這段話，令我心折不已。而在整個紀錄片中，也可以看出她確實將自己當成一個很平凡的人，讀書、結婚、生子，喜歡拔雜草，偶爾淘氣地穿戴誇張的帽子衣服和裝扮，衣服丟進洗衣機之後就趕緊上樓去再寫一個章節，喜歡和家人朋友一起搭著小船賞鳥⋯⋯。
但我們也從紀錄片中看到，她的父母親獨特的教育態度，讓她從小的視野與思考空間就不同於當時的女孩。我有個無從證實的想法是，幼年教育所拓開的寬廣空間，很可能是造就她常使用不同角度觀看世界並尋找解釋的最初源頭。畢竟一個自小就馴化於社會標準的孩子，長大後或許有機會掙脫，但要這麼自然地質疑與探尋，確實是需要一些自小的養成。
而這或許解答了我一開始的疑問：她是因為關心社會所以寫出這樣的小說，或者因為她是個小說家所以更敏銳地觀察社會？答案或許是：因為她是瑪格麗特・愛特伍，因此她擁有足夠的敏銳去看見尚未被具體指出的扭曲，並且用非常棒的故事重現那樣的扭曲。
不說其他，單單是《使女的故事》這本小說，就是在1985年出版的。在那個比起此刻，對女性的箝制更加全面、更加理所當然的年代，能夠寫下這樣的故事，並非跟著時下潮流或單純逆著潮流走就能辦到。
況且那並不是她第一部探討這個議題的小說，也不是最後一本。
用「殘酷」的作品，對抗殘酷的世界
這部紀錄片中，我最喜歡的部分莫過於她在不同場合展現的幽默感——這幾年我對幽默感被弱化為「可以很快地說出好笑的話」非常厭煩，因為那樣的好笑經常是利用某些人盡皆知但並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在利用的同時也加深這個刻板印象，但愛特伍不是。
她在街頭發表關於警察突襲同志澡堂的短講時說：「我的朋友告訴我警察突襲澡堂，我心想：整潔儀容怎麼就犯法了？」；1990年上映的《使女的故事》電影版導演回憶起他們在拍攝吊死使女的一幕時，來探班的愛特伍對導演說：「我的天啊，你們做這種事會有報應的。」
她在描述有個出版社擱置她的稿件兩年後，在她聲名大噪時為了與她重新取得合作機會，藉口之前的稿件是因為有個女職員因懷孕變笨，所以忘了從抽屜裡拿出來而因此擱置，帶著笑的清爽語氣，不明說卻讓人人都感受到這個藉口有多刻板、多方便，以及多糟糕。
我盡量克制自己，不要小粉絲似的拚命摘錄紀錄片中愛特伍的妙語生花，紀錄片裡的她，經常在淡然的一句話中，同時包含了直指荒謬的幽默感，以及對待世界的寬容與溫柔，而這兩者在她身上是互為因果的，或許就像她同時關心社會與小說家的身份那樣。
幽默是在殘酷的世界支撐人心的力量，而「好笑」，可能很單純的只是好笑，甚至更糟，會讓世界變得更殘酷。
在愛特伍年輕時參加的談話節目錄影中，主持人問她：「有的人認為妳的作品具有殘酷性，這說法是否合理？」「生命是殘酷的嗎？」愛特伍笑著說，她的手勢像花一樣，往上綻放，再綻放。「是的。」主持人同意。
那我的作品為何不能殘酷？
我們都同意世界有多殘酷，然而在這樣的世界裡，我們在紀錄片中看見愛特伍書寫著她向友人坦承「我寫得會怕」的小說，略帶搞笑地用宛如說鬼故事的口吻，輕聲道出哈佛大學中有一個女孩不能進去的圖書館——她的小說是映照世界的鏡面，更美，但同樣殘酷，而我們該慶幸的或許是，用小說來映照如斯殘酷的那個人，是幽默而寬容的瑪格麗特・愛特伍，因為殘酷的世界，唯有這樣的特質才足以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