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夠，輕輕撕開——新浪潮教母生涯首部劇情長片，早於楚浮與高達的新浪潮先驅之作——這些深深黏附在電影上的另一層皮膚，我們會怎麼觀看、理解，並且描述安妮華達導演的《短角情事》（La Pointe Courte）這部電影血肉。
或許我們會看到，電影本是一幀幀，精心編排的畫面，就像安妮華達說的，「我拍照或拍電影，或將電影放到照片去，又或把照片放到電影裡。」
安妮華達是攝影師出身，她的視角有種優美耐心，近乎不厭其煩地，對人類眾多處境與情緒的善意，而畫面滿溢工整而詩意的對比——個人與漁村，衰老與青春，熱情與冷靜，死亡與新生，刺激與淡漠，悲傷與快樂，喜劇與悲劇，老年夫妻與年輕愛侶。
她在一片寂靜的時候抵達，他們在一片熱鬧的時候離開。再一個對比。
拍攝那年是 1954 年，安妮華達 26 歲，沒拍過電影，沒做過助手，沒上過任何一堂電影課，而她會扛攝影機，活用硬照攝影經驗拍電影，調光，量度拍攝距離，調整鏡頭角度。你很快確定，那就是安妮華達的鏡頭，鏡頭底下有呼吸，並且處處有留情，那專注目光，也不只在於個人／夫妻的明天，也在於漁村村民的明天。
見樹也見林，入了眼，都成了安妮華達的材料。
故事發生在法國南部塞特的漁市，黑白畫面，開鏡那幕，椅上有樹的年輪紋理，長出一個尋常的，晾著衣物的街道，曬著內衣褲的家戶。這個多貓小鎮，村民諳水性，從細菌污染的礁湖發展出繁盛的水產捕獲鏈，靠船生活鋌而走險，遠方有漁警查緝，鏡頭拉近便看見危機，危機生長在無花果樹下，故事將從這裡開始。
電影開演十分鐘後，男角到火車站，接了遲來老婆，畫面安靜地，有一種不可言說的內在暴力。或許他們的差異，就是巴黎與短角的差別，是城市與漁村的差別，是火車與船的差別。那不是好壞問題，就是全然不同而已。
他們是對結婚四年的夫妻，女子開口的第一句認真話是，「我是來告訴你，我們非得分手不可。」於是你很快明白，這戲想處理的議題。
那麼，你會怎麼拍攝夫妻處理問題的現場，或許有成千上萬種拍法，足以體現現場火爆，安妮華達的選擇則是十足安靜——幾幀移動的風景畫面，配上時緊時鬆的配樂，順著外在環境變化，捕捉兩人之間內在的不安與焦慮。
男角領女角走入他家鄉的一日生活，吵架也能是詩化語言，畫面裡你特別留意腳步，眼神與身體距離，其中有對照相映的一幕，夫妻倆，形成同一張，看向相反方向的臉。
「你總不能說我們還像當初那樣相愛。」
「這很正常。」
「正常？就像變老，眼見別人死於戰爭或醫院，很正常？」
「我們的愛已年華老去。」
「我愛你愛了這麼久，還是很快樂。」
「我選擇的不是不計代價去愛，我是選擇你。」
「你不能硬說我們的愛沒有老去。」
配上一只死貓，開始腐爛，躺在河邊的靜止畫面。
我熟知你的氣味、怪癖、一舉一動，你的習慣成了我的，再也沒有驚喜，我可以代替你生活。
「對，你的確知道我的怪僻和舉止，但你不能代替我生活。你不會知道我所知的。」
他躺在沙灘，起身與她並肩，遠方有一漁夫，正等著捕撈烏魚。
「要是我在你家附近出生，我們之間會不會容易一點。」
「相似之處必須一點點冒出來才好。」
船塢裡空無一人，她說那簡直像她幼年閣樓，他說小心遠方恐怕有老鼠，他向她伸過去一雙手。
安妮華達的處理，是安靜行板，如夫妻緩步前進，不帶任何解答訊息，畢竟愛情講求的本不是因果邏輯，而是瞬息變化的到位捕捉，愛情就是變化，答案就在變化之間。
「你總是不停在改變，我總是有一兩天遲到。」
「我會讓你保持訊息更新的。」
一日將至，他們冷卻午間看長槍比賽的熱鬧，躺在小巧可愛的房間，他緩緩對她說，白天你離席買冰淇淋，我以為是你要走了。她笑了起來，知道這男人是這樣愛她的。
月亮躺在運河裡，映射在天花板上，於是屋內彷彿也有河流經過。在這樣的時間裡，他們互相理解並且確信——或許愛也會消逝腐敗，而他們注定一起，他們體內也有連接河流。
我們的愛不再年輕，失去了新鮮感、慾望、激情，令我無法釋懷。但成熟的愛是基於理解，比較不外放，沒那麼脆弱，什麼都傷害不了。
而窗外未眠熱鬧，漁村因長槍奪勝成績的歡騰慶祝，有人高歌一曲我愛的只有你，有對年輕愛侶即將誕生。
不知道那是不是安妮華達年輕時，留下給自己的一只 memo——或許生活是間歇性變奏，悲劇有時，喜劇有時，如果你願意抬起頭，還能看見房裡有月亮，窗外有故事要說。
最終那也不過只是，漁村小鎮，平凡無奇的一天——街上有孩子縱情哭鬧，也有孩子死去；有漁警稽查，有人因此入了五日監獄；有對夫妻仔細討論過分手，有年輕的愛在舞蹈萌生。
最後一幕，我們看到全場吹奏配樂的人，故事以外，還有故事也要發生。而明天以後，也還有明天要啟程。
那是安妮華達的幽默、留情，與下台一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