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律師肯尼・范伯格，曾在橙劑訴訟案擔任特別調解長，協助處理英國石油（BP）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賠償、911事件受害者賠償、福斯廢氣排放造假一案與監督接受聯邦政府救濟金之金融機構高管薪酬，更因此案被稱為「薪酬沙皇」。范伯格所擔任的職業並不容易，更使他飽受爭議，總在事件的浪尖上扛起吃力不討好的評估責任。
從事三、四十年爭議事件的特別主事官，家中的牆上掛滿與各政要的合照，然而在范伯格身邊的至親友人都知道，他的內心深處是極為感性且情感豐沛的，不論是在深夜翻覽每一個受難者的資料與生平，抑或走進現場與將被刪減退休金的中低階層勞工見面相談，他志力親為，擁抱這份必然飽受批評的職責。
《上帝的理賠師》劇照
紀錄片導演卡琳・祐實將攝影機對準這位嗓門大，總皺擠著眉眼，神情堅毅的律師。他深夜看著美式足球轉撥，卻聽著韋瓦第、華格納、蓋希文。「白天我看盡文明的慘狀，死亡、憤怒、沮喪、悲劇，晚上是歌劇、音樂會，文明的極致。」導演並未透過鏡頭，將范伯格先生的工作視作扮演著上帝或上帝的理賠師，反之，在景框的赤裸下，看見作為一個個體，他的限制與困境，脆弱與妥協。儘管律師使用著艱澀的法律詞彙，力求字句精確，卻也讓人看見言談之間堅定遵循法律條文的律師，在人情面前，如何亟力同理任何一個個體。
「我在處理的並不是法學問題，更多時候我認為是神學的問題」，范伯格先生這麼說，「在我們美國社會裡，都是用賠償金來安定情緒、導正過錯。我們會研究比對、探討類似的情況或類似的賠償金，盡量談定一個一個能夠彌補過錯的金額。這並不完美，這是粗糙的正義。」當個國家機器必須在短時間內高效率的平息痛苦帶來的風暴，該怎麼去面對幾千、幾萬的申訴，該怎麼以正義之名，緩和痛苦與憤怒？金錢，是最有效的嗎？
《上帝的理賠師》劇照
我認為整部片並非圍繞——「人的生命價值多少？」這個困難的命題發展，並非在探尋一個個人如何從他的法學知識出發去精準計算每一次的賠償金。從始至終，范伯格所處理的並非價值的估算衡量，更不是精於計較災害的賠償公式如何施行，他始終面對的是傷痛該如何被緩解，巨大的創傷能怎麼找到具體而落之處被看見。
遭遇重大災難失去至親而被留下來的人，該如何面對後續的賠償程序？對這些面對巨大痛苦的人而言，韓國社會學家嚴寄鎬寫道：「在這種狀態下，被摧毀的日常仍然一成不變地擺在受害者眼前，他們無可避免地在靈魂破碎的狀態下繼續過活。因為沒有語言，受苦的人便不能聲明，自己無法在現存的痛苦ˇ下，還得用以前的方式繼續眼前的日常；因為沒有發出這項聲明的語言，明明已經崩壞的日常，便會像沒被破壞似地持續下去。受害者必須在日常生活遭到毀壞，卻無能言說的狀態下，繼續活下去。」
《上帝的理賠師》劇照
在范伯格先生的職責底下，那些證明文件以及相應而來的立即賠償金，正是那份「語言」，那個可以被「聲明」、被記錄的存在。當鏡頭對準著受害者，他們渴望被聽見，渴望有人看見他們的「痛苦」且為之奮鬥，在這之外的另一個選擇，是曠日費時的訴訟程序，且在走過這些折磨身心的程序之後，仍可能被判定「痛苦並不存在」。「人的生命價值多少？」並非一個提問，人命並不能被估算金額，但每一份痛苦可以被看見、或被重視，儘管個體存在盲點與極限，但如同紀錄片裡，受難者的家屬輕聲所說，每次當有人路過紀念的路口，向她已故的兒子敬禮時，那便足夠。那是一份，被看見且被珍視的存在，陪伴每一個經歷巨大傷痛的人，承受難以承受之日常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