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在《搶來的新娘》這部紀錄片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說到傳統，2017年一部由Solveig Melkeraaen拍攝，關於挪威切鱈魚舌傳統的紀錄片《北海漁村的寒假日記》（Tungeskjærerne，意為「切舌者」）中，有位名為伊娃的女孩，她對「傳統」一詞的理解為：
「傳統就是一直做某件事。我們祖先做的一些事，我也繼續做，就變成傳統。大概是這樣。」
而在本片中，吉爾吉斯的老人所談論的「吉爾吉斯人過去生活在多山且崎嶇的地區，附近沒有對象可以結婚，因此做父母的總會說，『你該娶這個女孩，去把她綁回來』」或者「當時就已經有『搶新娘』了」等內容，確實也讓年輕人繼續實踐，而形成了所謂的「傳統」。這樣的傳統，連吉爾吉斯當今的法律都無法遏止。不過，或許我們可以先暫且將被攝者們所聲稱之「以前的人都是這樣」的說法放一邊，認真去追溯古老的口頭文學與民俗，看看是否能找到這種搶拐的根據。首先我們將眼光聚焦在吉爾吉斯坦著名的口傳敘事詩《瑪納斯》（Манас）上，在這部長度驚人的英雄史詩中，有著關於英雄瑪納斯與數位女子成婚的記載。
瑪納斯在布哈拉城（Бухара，今烏茲別克境內城市）附近的湖濱遇見一位女子。當場未能結識，後來經打聽，得知此女子為阿特米爾汗（Атемир хан）的女兒撒尼拉比嘉（Санирабига）。阿特米爾汗得知瑪納斯有意要娶女兒為妻，就出了難題，要瑪納斯備齊數量驚人的禮物和牲畜作為聘禮。瑪納斯表示「不管對方的身世，無論如何都要把她娶到」，因此他在備妥數量齊全的聘禮，上門迎娶對方女兒時，事實上也帶了數量驚人的軍隊，軟硬兼施之下，迫使阿特米爾汗無法拒絕此門親事。
乍看瑪納斯似乎有點強硬，但此口傳史詩中也並未遺漏女方的意願。撒尼拉比嘉一開始在湖畔看見瑪納斯時就已心生歡喜，在瑪納斯派人來說媒時也表達了肯定的答覆。更何況，在長達數日的婚宴習俗尚未完成時，瑪納斯一時心急，就在半夜偷偷潛入女方房間。此時撒尼拉比嘉立刻從床上驚醒，拿起枕邊的匕首往這不速之客身上插去，這才發現原來此人是瑪納斯。瑪納斯這時本來有點惱羞成怒，但撒尼拉比嘉當面斥責他說：「半夜偷偷潛入，乃是無知少年行徑，這豈是有智慧的男子的舉動？與你很不相稱。」撒尼拉比嘉用「傳統」的習俗與規矩教訓了瑪納斯一頓，後者聽得心服口服，轉身回到自己營帳。最後婚宴完遂，撒尼拉比嘉改名為汗倪凱伊（Каныкей，意為「汗的配偶」），這才正式成為瑪納斯的妻子。在這邊，我們並不能看到《瑪納斯》當中無視女方意願的內容。
而即使瑪納斯稍早擊敗阿富汗的軍隊，俘虜了肖茹克（Шорук）的女兒阿克萊伊（Акылай），這位女性仍被詳加善待，而未有壓迫之舉。在某些版本的《瑪納斯》中，阿克萊伊甚至主動選擇容光煥發的瑪納斯作為配偶。實際上正如本紀錄片所言，整部《瑪納斯》未能看見瑪納斯有著所謂「抓獲看上眼的女子並強迫對方成婚」的內容。接著，若我們將範圍擴大到整個阿爾泰語系當中流傳的口頭傳統故事，雖然不時會看見女子被擄遭囚禁，或者強迫成婚的內容，但做出此舉的，幾乎都在故事中扮演反派角色。意即：此舉並非「作為英雄的模範行為」流傳下來。而即使真的是由英雄做出此舉，下場也未必好過。例如圖瓦口傳敘事詩《阿齊圖克孜爾蔑爾根》（Açıtı Kezer Mergen）裡面，克孜爾汗搶奪敵方的夫人，意欲動手動腳。不過，那夫人卻立刻拿出藏在身上的剪刀（或匕首）刺傷了克孜爾汗，使後者鎩羽而歸。
〈強迫的婚姻〉by Оскар Шмерлинг。收錄於亞賽拜然諷喻性雜誌 Molla Nəsrəddin。右圖表示：如果妳不願意走，我就強迫妳走。左圖表示：女士，若你不發一語，我就當作妳同意了。圖片提供：楊雨樵
舉出這些例子，主要是說明：本片被攝者們口中所說的搶婚此一「傳統」，恐怕並非基於他們所信奉之口傳敘事的內容。據多位民俗學者與人類學者的調查，搶婚（ала качуу）——或說非合意的新娘搶拐（non-consensual bride abduction）——這樣的事情，反而是蘇聯解體之後，發生的頻率才大為上升。搶婚在蘇聯之前的吉爾吉斯發生的頻率不高，通常都是在一些特殊狀況下才會促使搶拐發生。例如其中一方在出生之前就已經指腹為婚（Кудалашуу）——例如英雄瑪納斯的兒子瑟麥特伊（Семетей）就是生前已指定婚配對象——但這個人卻在成長過程中與另一人彼此相愛，這時就透過搶婚的方式，使相愛的兩人能夠共同生活。另外，有時女方的家長（甚至是雙方家長）意欲阻撓婚姻，於是提出太不合理的聘禮要求並百般為難新人，男女雙方便只好在一種私奔的意義下，以搶婚的形式結為連理，遂行對親權主導狀態的反抗。此種情形，即與本紀錄片所提及的《碎心傳說》相關。另外，有時雙方家長考慮到傳統的婚宴花費甚鉅（根據《瑪納斯》所記載），所以在新人合意，雙方家族談好條件——一如本紀錄片的老人所述——的狀況下，演一齣搶婚戲碼，而迴避傳統婚宴帶來的消耗。
然而從二十世紀二零年代開始，受到蘇聯政權的影響，此種搶婚習俗已受到政府立法禁止。同時，婦女的角色，也在蘇聯治下產生了巨大的改變。以往吉爾吉斯婦女的生活多半被限制在家中，自主性低，受教育的比例不高。但在蘇聯時代，受教育女性的比例大幅提升，且得以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各類職場，有些還前赴國外深造。此狀況對於吉爾吉斯的傳統社會有著一定程度的衝擊。蘇聯解體後，吉爾吉斯出現了一種「復歸吉爾吉斯傳統」的呼聲，此呼聲中不可避免地包含著重男輕女觀念的復歸，同時在後蘇聯時代這波「提振傳統」的過程內，許多吉爾吉斯人（以及哈薩克人）對過往口頭傳統文本的內容斷章取義，並以「無法大方與女性交往的男性，必須透過此法獲得配偶，以便生育後代維繫家族」的理由，對陌生女性進行非合意搶拐，無視受害女性的個人意願。在本紀錄片或稍早由Petr Lom在2004至2005年間拍攝的紀錄片中，都能看見這些被搶拐的女性到了陌生男方的家中後，還會由該家族中的女性強迫為她披上婚巾。而這些強迫其他女性的女性，其中也不乏年輕時被搶拐而來，最後接受此一「傳統」並加以延續的份子。
「我們祖先做的一些事，我也繼續做，就變成傳統。」這句話語，在其他的脈絡底下，也許包含著所謂民俗的傳承帶來的珍貴遺產。但同時，《搶來的新娘》此一紀錄片的鏡頭，卻又促使我們去直視，去體察此句話在吉爾吉斯女性身上所顯現出的詛咒。同時，我們也要再次反思，此項（未必古老的）「傳統」，是否真的延續了吉爾吉斯的悠久文化，是否能夠體現吉爾吉斯人此一古老民族所蘊涵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