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若夢》劇照
對抗遺忘的記憶工程
1973 年，9 月 11 日。
智利發生政變，是皮諾契特長達 16 年獨裁統治的開端。數以千計的公務員、知識份子等被視作政治犯逮捕入獄。
那一年，成長於智利、年僅 32 歲的電影導演帕里西歐・古茲曼被囚禁於國家體育場，軍方找不到他在政變時攝錄的膠卷，15 天於集中營的囚禁，使他記下當刻的氣味、光亮、聲響。離開體育場的他，自此離開動蕩困頓的智利，流亡西班牙、法國、古巴等多個國家。
那是一座原本應該滿座替足球隊歡呼的觀眾、打亮綠草皮的燈光、震耳的歌聲⋯⋯的體育場。 集中營的記憶在古茲曼腦海裡，自決意流亡的當刻發芽，被獨裁政體的殘暴直悚碾壓。46 年後，他回到這裡，站在空蕩蕩的國家體育場，攝影機環視著場館，耳邊響起 1962 年世界盃足球賽，智利對上義大利的那場競賽。
《浮山若夢》劇照
時隔多年，在古茲曼的回憶裡，智利輸給對戰的義大利，卻在數天後贏得了世足賽第三名。智利作為一個國家，在落寞後又奇蹟似地在勝利中奪回主體，這些跌宕如雲霄飛車的賽事情緒，沉澱在被囚禁的導演心中留下憤恨與困惑──但事實上，當年智利贏了義大利，甚至一路從淘汰賽打入了季軍賽。那是被史頁記錄下的粗野一戰，而在 20 歲的導演心中，當深愛的國家開始崩塌，過往記憶裡被封塵的情緒波動，都被隔絕在永遠難以追尋的烏托邦。
流亡後的古茲曼，踏上在精神上不斷返家、不斷向智利書陳鄉愁、影作不輟的創作生涯。過去那段沉痛回憶，曾以多種樣貌和形式顯影於這些回頭探討智利政治、歷史，當權與創傷的作品裡，並非和光同塵，但在自然、宇宙與人的意識之間，他仍不停尋找記憶得以被安放、痛苦得以在混沌之處保有輪廓的意義。
古茲曼藉著智利三部曲的創作計畫，十年間分別在《星空塵土》（Nostoligia for the Light，2010）、《深海光年》（The Pearl Button，2015）、《浮山若夢》（The Cordillera of Dreams，2019），一步步自星空、深海、山脈，在其中的遺骸、鏽蝕與沈積慢慢挖掘、尋找所有得以組構記憶的碎片與痕跡，將這些並非完全具象可見，然而奠基於理性客觀的科學探照，試圖折射其中無以名狀、龐大的歷史記憶。
《浮山若夢》劇照
智利國家領土狹長，跨越緯度範圍極大，相應於廣袤的太平洋，背負安地斯山脈山脊，領土的東西向僅橫跨約 200 公里，南北向卻達近 4300 公里。獨特的地景與蜿蜒的邊界，使得智利地圖始終以分段式的樣貌出現在國民學習的記憶裡。對於國家形貌如何完整被呈現、被觀看、被閱讀，也一直在古茲曼的三部曲中，以不同形式出現。
於星空中找尋新的星體，宛如在茫然的阿他加馬沙漠找尋被獨裁政體如垃圾般棄置的受難者骸體；而深海裡的珍珠鈕扣，串連出智利未曾被言明的殖民歷史與被抹去的空缺的靈魂──該怎麼能閱讀到他們的遷徙、他們的留戀與他們的存在？最終，導演在安地斯山脈的濕壁畫啟程，屢屢錯身、屢屢逃避，半世紀後的返鄉可以找到什麼？找不到記憶裡有著熟悉氣味的城市，但在訪問的雕刻家、作家、歷史學家的記憶裡，透過相似與相對的對應，找到對國家的愛最原型的、最原初的起點，因為所有會感到痛的，都是因為存在腦海裡、被意識記憶。
記憶是什麼模樣？
《浮山若夢》劇照
儘管記憶總是坑坑洞洞，導演仍執意拿著攝影機、投入一輩子記錄的工程以對抗遺忘。
太多生命在智利震盪的歷史中無辜逝去，太多懸而未解、官方至今持續否認的事實難以被陳述。在古茲曼的鏡頭下，死亡總是非常直接，骸骨和面孔，被掩埋的屍塊與碎骨，被殘害的生命不脫去死的脈絡，如強納斯・法比安（Johannes Fabian）所說：「我們向實際的死亡意識奮進──我們的。」［1］
露思・貝哈在《傷心人類學》第二章回憶自己自邁阿密海灘移動至聖瑪麗時，回憶起迪・賽圖對回憶「在不屬於它的地方誕生」所做的類比［2］──
迪・賽圖深入書寫，記憶過程與被記憶物自身的難以捉模與可動性，指出存在著「回憶與被記憶物的雙重改變，回憶受某事物影響時便會運作，而被記憶物只有當其消失時才被記得」。記憶是一種「改變」的行動，因為那邊之回憶的「看不見的銘刻」要變成看得見「唯有透過新的環境」。
《浮山若夢》劇照
新的環境，是否誕生在想像裡？在他處、在遠方回憶家鄉，而火柴盒上的山體，亦是記憶所繫之處［3］（Les Lieux de Memoire），是生長於現代化初端，如此走過的智利人共同擁有的集體記憶。而遙遠、神秘的山嵐疊影在火柴盒，以其物質性實體的模樣成為群體的象徵性遺產。
古茲曼的創作中強烈的反身追求，牽引出他在他處尋找己身「根深蒂固」的強烈企圖，讓影像對於一地地景變化的炙烈凝視，燒灼出另一種閱讀影像的方式。
漫無邊際的海、綿延的山、暴起的雲塵和風使氣味自此改變，撼動了數代居住在所謂智利這個國家領土內的人們，與山同行，皆是無聲的見證者。
《浮山若夢》劇照
來自何處的見證者？
《浮山若夢》作為智利三部曲的終章，的確是再一次歷史拼本的再現，而拼湊的目的是重新讓被抹去的顯現。三部曲中，從未間斷的提問指向國族認同，這份認同具體化成一句句「你認為自己是智利人嗎？」「以你的語言，怎麼說？」「你在研究什麼樣的過去？」
紀錄片的結構便從山體的雕刻開展開來，運襯著導演古茲曼低沈、沉緩的西語旁白。
地鐵站的溼冷牆面棲居一幅智利人再熟悉不過的壁畫，吉耶摩．慕紐斯，山上的雪白一層層以筆觸落在牆上。慕紐斯同樣是流亡在智利之外的人，持續畫著家鄉的山，寫實中去堆砌出鄉愁的想像。而雕刻藝術家法蘭西斯科加齊蒂亞與文森迪戈哈多在山陵挖掘石塊、自原地鑄鐵，從自然山壁碎出的景色的碎片又再次被藝術家重新拼起、重新組件、重新詮釋。
《浮山若夢》劇照
火山學家阿爾瓦羅阿米戈藉著童年對於戰亂與火山爆炸的記憶，以聲響上的重曝回憶安第斯山與其自身的聯繫；歌手賈維拉．帕拉、作家豪爾赫巴拉迪特、導演巴布羅薩拉斯，他們仍持續地透過行動，牽繫著當代社會，為了不隨波逐流地被新興經濟模式帶來的社會結構帶走，這些行動必須延續，書寫、拍攝，
這些受訪者與智利的關係是什麼？
或許那最值得深究的，正是他們回憶智利如何成為他們見證歷史的現場的過程。透過這些曾經在場、曾經經歷而最終無法忘卻的陳述過程，「翻譯」一次次情感浮動的談話過程中出現，觀眾也試著一次次產生「對理解的理解」，不僅將這些眼前的說話者視作見證人，也將導演視作見證這些回憶過程的見證者；觀者反覆對於存在於世界另一個時空的他人看待過往的方式進行揣測，同時一次次在這樣的過程拋回給自己，我們終究無法真正對於他人的回憶產生任何感同身受的錯覺，而在同樣有著山的記憶的島嶼上，我們試著在導演與受訪者的對談之中，覺察對我們自身意識的直接影響，化成直接感受、尋找自己的立場。
《浮山若夢》劇照
而在剪接的順序和時間的控制上，這些難以言明、難以消化的理解終究得以被景物承接。山色、煙塵汩汩湧現時，那些直接感受並非以文字、以論述的方式留在觀眾心裡，更多時候是在閱讀如夢似幻的自然景致時，轉化成觀眾的想像，想像他者的家國，想像自己的處境。
國家是個抽象的概念，人們受到這個並非實體存在的概念蒙蔽，視其為一種政治生活的深層結構的體現，實則忽略了機構的力量與實踐［4］。國家思想是意識形態的力量，它源自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與政治力量的不實陳述，造成主權的合理性。紀錄片無意探求機構與制度所構成的體系運作的形式，但求在諸多仍「選擇留在智利」的人心目中，國家如何被「陳述」與「記憶」。
或許，我總認為，國家過於龐大，是一個超越人、超越意志的存在，而在離開後的人，必然必須回頭不停地問「國家在哪」，而使這個「離開」有其方向性，有離開的「來自」，有可以「回去」的地方。這也是籠罩在古茲曼回返鄉愁的路程上一個難以脫離的、懸浮的孤獨探求。
《浮山若夢》劇照
在他人的回憶裡面自我治癒
起源自 1960 年代晚期拉丁美洲的「第三電影」，訴求於體制之外、向體制對抗的電影，它們直面國家建立與創傷、殖民與後殖民、種族衝突等議題，積極回應時代下被噤聲、漠視的歷史真相。然而，拍攝智利三部曲的古茲曼已不再那樣快步、激烈和感到一股必須言說的責任，更多時候，他選擇讓更多胥守的個人發話，讓人們看清楚每一個留在智利的生命體，更在拍攝期間、透過這些相遇的過程，讓自己不停不停面對逃開的痛苦與孤獨。
「我這次回到智利的時候，非常想一探安地斯山脈的樣貌，但我很快就發現，有些事情，它似乎不想讓我知道。岩石背後還有些東西，也許就是當年政變的餘音。這引發了我個人的情緒，我從未談論過從 1973 年 9 月 11 日開始，智利政變後的孤獨感。那就像是被隱蔽的焦慮感，在我的腳下有東西崩塌了，像地震過後一樣。」
片尾，古茲曼呢喃似的自白，讓個人的孤獨與無力，在神秘而高聳的安地斯山脈面前，手無寸鐵，束手無策。如果山承載的只是夢，只像是夢，為什麼仍要持續追尋？
《浮山若夢》劇照
秘魯攝影師帕布羅・科瑞爾・維加（Pablo Corral Vega） 與作家馬利歐・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 在《安第斯山》攝影集中，寫下玻利維亞與智利邊界，孤立於山脊的檢查哨，兩個年僅十八歲的哨兵奔跳在巨石之間。
照片旁的短文，寫著：「一天，你想到一個在你站哨時，能讓時間飛逝得快一些的方式：關於鳥的遊戲。⋯⋯你感覺，任何一分鐘你都能騰空、起飛。因為在這個奇異的地方，任何事情似乎都可能發生──男人都能變成一隻鳥。」［5］
《浮山若夢》劇照
國家誕生在超現實的想像裡，並非政變、並非獨裁者又並非那些被抹去的面孔使國家成立，而或許只是因為在遠方凝視家鄉、回憶家鄉，在古茲曼心中，夢境夾在山壁之間的隙縫，需要被辨認，那裡有夢，那裡有家，那裡有國。越過山壁，把記憶雕刻在鏡頭之眼凝視的山體上，面對創傷，以企求返家而終究得以釋然的可能性。
「我離開家鄉已經 46 年了，在這段時間，我拍了 20 部有關智利的影片，我住在國外的時間比自己的國家久，我早已習慣在遠方拍片，但每天在遠方工作，我仍舊感到孤獨。在我的靈魂中，我那被破壞的家鄉，其灰燼的煙霧從未散開。假如可能的話，我很希望，將它重建後重新開始。」
《浮山若夢》或許並非如其架構及其片頭的提問那樣，意在叩問一個國家沈痛的歷史與記憶的責任，更多的是導演透過步步逼近，自他人的記憶找尋自己相近的傷口，才能夠自我療癒。
註1：Johannes Fabian, “How Others Die - Reflection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Death,” in Arien Mack, ed., Death in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3）, 198.
註2：露斯・貝哈 Ruth Behar《傷心人類學》（台北市：群學，2010），頁 102。
註3：皮耶・諾哈 Pierre Nora《記憶所繫之處》，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註4：Phillip Abrams “Notes on 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1988.
註5：Pablo Corral Vega, Mario Vargas Llosa, ANDES. National Geographic, 2001. "Patrolling the invisible border line that separates Bolivia from Chile, in such frozen solitudes, is a very boring duty. There is almost nothing to do but try to keep warm in your khaki uniform, stick your hands in your pockets, and remember what a blessing your life was back there in your village or city, before the damned draft plucked you out of your life as an ordinary fellow and dragged you off to the barracks to fulfill your military service. After a very hasty instruction, and not a few kicks and knocking about from the corporal of your section, they sent you here to protect the frontier, this icy, barren plateau where the cold has cracked your lips, turned your skin blue and streaked your ears and feet with chilblains. With your head shaved like that, and barely protected by a thin knit cap, you have the sensation that at any moment this polar cold could split your skull open like a pomegranate. But maybe even worse than the whistling knifeblade wind, worse than the blazing morning sun and ice of night, is this interminable loneliness; that clamps onto to you and numbs you the minute you step out the door of the barracks-its white walls not much better protection-to report for guard duty. At least you have a partner on your watch. If you were alone you would go out of your mind from the emptiness and silence. You would hallucinate, maybe, and see an army of terrifying extraterrestrials blast out of the snowstorm, mounted on balls of fire. Or the devil might spring up before you, or God knows what. Thank goodness you drew Pedrito to stand guard with you, Pedrito, the “camba,” the Indian from Santa Cruz de la Sierra. You have become good friends because he’s a regular guy; he has a good sense of humor, and he tells jokes that make you laugh out loud, and even though he’s 18 years old, the same age as you, he still has the soul of a mischievous and playful kid. Again, just like you. So one day Padrito got the idea for a game that would help the time pass faster on your shift: the game of the birds. And that’s what you play, roaring with laughter, when there’s no officer or corporal or sergeant nosing around. It’s a simple game, maybe a little silly, but it’s really fun. What you do is climb up on a rock, and from up there you leeeeeap off with your arms open, yelling and screaming. You feel that at any minute you might take off, lift up and fly. Maybe one day it will happen. Because in this weird place,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anything could happen-even a man turning into a bi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