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著人類學與新聞學訓練，波蘭女導演安娜・薩曼茲卡（Anna Zamecka）的首部長片作品便屢獲重要影展各項大獎。《信望愛之家：歐拉與尼可》藉由天主教傳統領聖餐儀式為軸，帶出少女歐拉如何在父親失職、母親缺席的家庭中，陪伴自閉症弟弟尼可通過領聖餐考驗。片名「Communion（聖餐禮）」看似直指影片的主軸，影片中亦有不少篇幅勾勒天主教信仰在波蘭社會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尼可領聖餐這件事，在歐拉心目中另外有著重要意義――這可是全家人難得重逢，聚在一起的機會。導演帶著鏡頭在場參與，陪伴歐拉和尼可一家，度過成長過程中這段令人鼻酸但只能咬牙撐過的階段，因為，日子還是得繼續。
影片開頭，尼可坐在床上，努力繫著自己的腰帶，沒有人在一旁協助；接著我們看到更多姐弟兩人的相處情況――她幫弟弟整理書包、接弟弟下課、幫他溫習功課、打掃家裡、煮飯、洗碗，這一切都不像是個十四歲少女需要負責的事情。在他們生活的公寓裡，歐拉儼然是這家戶的女主人，張羅著家中大大小小的一切。開場十分鐘，導演俐落地以幾顆鏡頭，速寫出歐拉一家的景況：母親的未現身，社福員的造訪，指明了這家庭的「失常」，而歐拉與父親的互動，更凸顯出父親在家務上的不知所措。尼可的聖餐禮，成為歐拉最大的企盼，她一心希望尼可能順利領到聖餐，但絕非宗教信仰上的盼望，而不過是出自於常人，親情得以團圓的想望。
《信望愛之家：歐拉與尼可》的敘事與鏡頭語言給觀眾一種宛若劇情片的「錯覺」，而讓這部「紀錄片」電影產生此類「錯覺」的原因來自：其鏡頭的貼近、人物表現自然、拍攝時機的恰到好處。這三個原因看似不同，但我們會觀察到這一切源自導演與被攝者的關係親密程度。那親密意味著彼此互相信任、深刻理解攝影機在場與行動的目的，並且陪伴、參與這家人的生活。導演安娜曾在訪談中提到，歐拉的故事讓她想到自己的成長過程：她們都是超齡的孩子，一肩扛起許多同年齡少女不需要承擔的責任。而在成熟、超齡之外，導演亦不忘呈現一位十來歲少女對青春理應會有的渴望：在校園派對上，歐拉與朋友們隨著音樂盡情舞動著，臉上綻放的笑容將生活中一切的煩惱愁苦都甩在身後。然而下一個場景迅速將所有人拉回現實之中：昏暗的公寓裡，歐拉氣哭著大喊：「這像個家嗎？這是個豬窩！」咒罵的同時一邊還是得收拾著凌亂的房間、熨燙著衣服。她就像是過了午夜時分回到家中的灰姑娘，得繼續面對生活中的各種不順遂。
成長的過程是條滿了失望的道路，為了要抵達彼端，似乎總是得放棄各種夢想。《信望愛之家：歐拉與尼可》雖然述說了一個殘酷的成長故事，但導演安娜仍控制得宜，沒讓這部電影變得陰沈而絕望。我們似乎可看見她對歐拉一家人投注的關愛，鏡頭溫柔且細膩的捕捉了歐拉和弟弟尼可的互動――準備好一片片香蕉好讓尼可練習領受聖餐時的動作、幫他扣好鈕扣繫上鞋帶；而多數時候不作為的父親，有時也在鏡頭之下展現了他心繫兒女的一面；在這個家裡長時間缺席的母親瑪格達，初次在影片中登場，卻是以檔案影像的形式出現――且是電影中唯一一段影像檔案，這樣的安排相當耐人尋味。
這段拍攝自1988年的影像片段，是瑪格達的父親送給導演的家庭錄影帶，恰好正是當年瑪格達要出席聖餐禮時的著裝過程。瘦小的女孩自己穿著白色禮服：「瑪格達，沒有人幫妳嗎？妳自己可以嗎？」「可以。」女孩回答道。這樣的片段，放置在《信望愛之家：歐拉與尼可》中，影像上呼應了片頭尼可自己試圖繫腰帶、歐拉在浴室照著鏡子，拉著衣裙的拉鍊，準備參與尼可的聖餐禮；三個不同的孩子，在成長階段皆必須嘗試獨立，而這些就是歐拉的現況。導演在此的影像安排，彷彿是希望藉由母親兒時的畫面，給予歐拉支撐下去的力量；她並不譴責長期缺席的母親，反而更多地呈現在波蘭社會中，一位母親先天被期待的責任重擔。
像這樣精心的敘事設計在拍攝前期就已經開始。在拍攝《信望愛之家：歐拉與尼可》之前，導演安娜為每一位人物都設定了「劇本」，這個劇本並非像劇情片那般，演員各自有各自的台詞與場景，而是她針對每個真實人物的特色，抓出了後續拍攝的方向，為每個人物在影片中可產生的效果，做了相當精準且妥切的設定。比如尼可在導演安娜的「設定」下，乃是一個先知般的人物：聰慧、具有先天幽默感，說出的話雖讓人摸不著頭緒，但卻好似超脫在世俗眼光之外。心底有了這樣的設定後，安娜便持續拍攝著任何可能呈現這樣的尼可有關的片刻，她選擇性的紀錄，因著她對這家人的高度瞭解與熟稔，而掌握了許多關鍵的觀看角度與時刻。
紀錄片之父約翰・葛里遜（John Grierson）定義的紀錄片，乃是「對『真實事物』做有創意的處理」。人們總認為紀錄片記錄了現實，反映了真實，對紀錄片應該是什麼樣子，有著先入為主的印象，也因此看到《信望愛之家：歐拉與尼可》時，便會產生「這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的疑惑。紀錄片，亦是電影的一種，它乃是取材自真實事物的創意處理，絕非單純是現實的複製，它關乎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關乎拍攝者帶有什麼樣的觀點在看事情；同樣的題材，由不同人拍攝，必然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而拍攝紀錄片這行為本身，對真實世界的擾動，也會影響一部影片最終的樣貌，那關係是延續的，不會因為一部影片的完成而終結。這就像是人類學家與田野地的關係一樣。受過人類學訓練的導演安娜勢必對此相當了解，她深諳自己與歐拉一家建立起的關係，會是一輩子之久，也因此與其說她拍攝紀錄片，倒不如說她與她的鏡頭和電影，陪伴了歐拉一家度過這段有些艱辛、撐過去不見得會海闊天空，但不得不走下去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