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紀工報》【焦點影片】企劃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為主題的系列文章之一，Giloo經授權轉載。原文網址）
2009年五月，傅榆帶著她的紀錄片《大家一起照鏡子》（南藝大畢業作品）與楊彝安（後來成為她的夫婿）的紀錄片《家》，一起來到我的書店有河book進行了一場小型放映會，那是我第一次認識這對導演夫妻。
楊彝安及傅榆當時是兩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在各自的畢業作品中不約而同皆以「家人」作為拍攝對象，但是主題迥異。彝安以對家人的內在關照為主，傅榆則是從外在大環境來看家人的政治光譜是否在一定的互動溝通後有改變的可能，兩人的出發點不同，內容與形式也大異其趣。
然而傅榆從這片開始，就展現出一個重視「溝通」的初衷，不論是不同意識形態的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還是紀錄片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溝通的功能（會帶著片子主動到獨立書店放映，直接與觀眾進行座談，不就是重視這點嗎？），都成為她後來所從事的紀錄片拍攝時的重要思考層面。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圖片：7th Day Film 七日印象 提供
該拍的是人還是事件？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紀錄片的兩個主要人物是傅榆從2011年開始拍攝的陳為廷及蔡博藝兩位學運青年，當時陳為廷是台灣意識強烈的清大學生，而蔡博藝則是第一批開放來台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傅榆找上這兩位學運青年，顯然是看上他們身份與國族認同上的差異，以及成長過程甚至性別上的對比性，希望藉由一段時程的互動與彼此對話，能夠紀錄下他們的成長與變化，特別是關於政治意識層面的「溝通」這部份。一路拍攝下來也完成了好幾部片子，分別是2012年的《藍綠對話實驗室》、2013年《我在台灣，我正青春》（與蔡博藝所著的書同名）、2014年《太陽。不遠：不小心變成總指揮》、2015年《完美墜地》，直到2018年才完成這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傅榆關注的範圍包含一定程度的政治議題，可以想見她以自己馬來西亞華裔的身份在台灣成長，很容易就會發現台灣藍綠兩大陣營的政治對抗（甚至對戰），乃是影響解嚴後台灣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而且糾葛長遠複雜似乎無解；從對自己家人及原生血緣的理解與認同出發去找尋答案是個開始（為了促成改變），但如果要持續追索，並且以紀錄片的方式開展，從各項社運中找出較活躍的代表性人物來跟拍是個好法子。幸運的是，她找到了陳為廷及蔡博藝，兩人這些年來的經歷起伏及轉變都呈現出十足的代表性及重要性。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到傅榆跟拍了兩人所參與的大大小小社運行動，小到街邊無人理會的持標語抗議，大到2014年爆發出的「太陽花運動」，其間一度安排與陳為廷「訪中」，回程時訪港又與香港學運代表人物黃之鋒進行串連，差點讓人懷疑傅榆有意拍攝中港台三地的學運青年代表！然而任何一部紀錄片的拍攝都不可能預知開拍之後的發展路線，隨著台灣政治大環境的不斷變異，傅榆也面臨到一些重大的選擇，比如：到底要拍到什麼時候？或者：到底該拍的是人還是事件？
大部分這類紀錄片多是以呈現事件為主，因為拍攝者幾乎都只能從外部觀察，包括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過程中的各種轉折走向、是否有足夠鮮明或特別的插曲，以及有哪些不為人知的關鍵內幕等等；如果是以人為主，事件就會退居到背景的層次，拍攝者需要留意的是被攝者在事件發展的過程中各種可能的細微轉變，以及被攝者對事件的觀點、意見與立場等等的改變。
前者如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的《華氏11/9》（Fahrenheit 11/9）就是一部以事件為主的紀錄片，他的犀利影像以論述的方式結合某些實際行動（以「公民抗命」為名），強烈批判了川普如何崛起並選上美國總統的歷程。
後者則有如華裔美籍導演劉冰的《我們為什麼溜滑板》（Minding the Gap），今年城市遊牧影展選映此片，曾入圍2018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最後敗給《赤手登峰》（Free Solo），後者紀錄的雖是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行動──徒手攀上三千英呎高的岩壁，但對於攀登者艾力克斯・霍諾德（Alex Honnold）個人，卻只有簿記式的理解與訪談，攀岩這項運動在他的人生中具有何種意義，以及整個過程他有何領悟甚或轉變其實是相對模糊而次要的，重要的是他完成了那項史無前例的攀岩。
劉冰的《我們為什麼溜滑板》並不是一般想像中的滑板運動紀錄片，他從17歲時開始拍二位與他一起溜滑板的同伴們，原先只是想把大家溜滑板的英姿拍下來，結果愈來愈拍出不一樣的興味，他注意到他那兩個哥兒們會來溜滑板似乎各有不同的家庭問題（因為他自己也有），於是他分別追索，也一路同伴相隨，一拍十多年下來，他紀錄下大家的成長、際遇與改變，這裡面有碰觸到種族議題（導演自己是華裔，其中一位被攝者是黑人），也有婚姻及性別議題（以家暴問題為主），更有美國社會的城鄉差距及階級議題，可以說把美國社會驚人地切出了一個真實的剖面，而導演也才不過30歲，他不過是真誠地拍下他認為重要且持續關心的事情。
這些嚴肅議題對這些滑板哥兒們而言不見得會形成什麼社會學上的理解甚至論述，但卻形成了他們青春路上的各種間隙（gap），溜滑板原本是他們對無能為力的家庭破敗生活的一種逃逸（escape），但劉冰顯然在拍攝溜滑板的過程中比同伴們產生更多領悟──溜滑板的人總是會主動迎向並挑戰各種不同的路面與地形，花圃、矮牆、階梯、公園椅以及各種障礙坡道，如何安全溜過這些不同地形地物之間所形成的間隙，那不只需要技巧與勇氣，也必得捱過一次又一次的摔倒與受傷的痛楚；他們在滑板上領悟到這是一個關於人生的隱喻：那就是他們實際經歷的人生將比溜滑板更加真實且殘酷，這也是為何影片後段劉冰反而少拍滑板多拍人了。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圖片：7th Day Film 七日印象 提供
Minding the Gap
從這部片來看傅榆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可以產生許多對比性。傅榆長年拍攝陳為廷及蔡博藝這兩位學運青年，其實並無異於劉冰拍攝他那二位滑板哥兒們，只是劉冰的觀點及領悟在影片中是由淺而深，隨著他與朋友們的共同成長而自然地呈現；而傅榆則是透過一場特別安排的放映及映後懇談，將自己累積的徬徨與疑惑直接拋出來給陳為廷與蔡博藝，拍攝者與被攝者在鏡頭前直接溝通──當傅榆因情緒緊繃而落淚時，蔡博藝要求攝影師快拍導演，這一刻拍攝者與被攝者身份及立場被反轉（猶如陳為廷佔據立院一段時間後，身份從抗命公民轉為準執政者，於是他笑說可以體會馬英九）。這是超乎一般紀錄片的做法，這些畫面被剪進影片以顯示傅榆也意識到自己不能不入鏡成為第三個被攝者（從某些訪談資料中顯示她曾就此點求教過沈可尚導演），因為她自己的生命也已被捲入其中，這是她正面對著生命中最大的間隙，而她必須小心在意──Minding the Gap──才能平安滑過！
以太陽花運動為主題的紀錄片甚至新聞節目、新聞性的影片很多，絕大部分都是以事件為主，這是必然且正常的。但傅榆卻是在此之前，就已經確立了要拍攝陳為廷及蔡博藝兩個人，之後發生的太陽花佔領立院行動以及各項大大小小的社運或學運事件，其規模及走向都不是事前可以預見，所幸傅榆並沒有迷失在這些大小事件之中，她從頭到尾都還是關注著這兩個人如何在這些事件中憑著自己的認知及熱情做出決定並且承擔後果。而正是這些真實的「青春的力量」，讓《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片在所有太陽花紀錄影像中顯得特別與眾不同。
這也是為何傅榆在去年金馬獎獲獎感言中會強調：「《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紀錄片，很多人都以為只是在講政治，但它更多是在談論青春」。這次獲獎感言後的各方反應又造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更可以說是另一個傅榆所要面對的險峻間隙，而她也驚險地滑過來了！
陳為廷及蔡博藝各自的社運及學運之路，幾乎都透過傅榆的鏡頭被紀錄下來，而兩人目前也都有所沉潛，或許是他們一路走來已受到過多的注目，當然也承受許多責難及傷痛（不論是來自與他人或家人的溝通，或無法溝通）。但是傅榆的影片留給我們的是一份寶貴的學運青年青春繁華錄，不論他們在街頭恣意揮灑的行動是搞學運還是溜滑板，都是拿自己的青春上場搏命演出，而拍攝者在場邊看是拍不到東西的，拍攝者也一樣要上場。
現在，傅榆要尋求更大規模的社會溝通甚至是國際溝通了，她的團隊已展開募資行動，準備前進參加2020奧斯卡獎的徵選。募資網頁裡傅榆有一段話：「剪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初衷，便是希望分享自己紀錄到的畫面，裡頭見證了台灣的社會發展、土地上的衝突、及人們對未來的焦慮；更希望不同立場的人透過回顧青春開啟對話，透過對話彼此理解，藉由包容互相合作；甚至，把這些畫面做成為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期待有更多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願意看看這部片，持續對話，共同思考我們的未來。」
青春的間隙很多，路途不會平坦，要小心在意，Minding the 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