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聽搖滾樂還沒有太久的時候，我曾去過一次北京城郊的樹村。那是外省年輕樂隊的聚集地，在圓明園北邊，從長安大街打車，師傅開了一個多小時才停下來，周圍都是平房，依稀還有幾塊田，剛鋪好的水泥路上揚著黃沙。夏天尾聲，光線透亮，樹村給我的印象是一團喧囂的空氣。站在最後一排的長凳上，看日本前衛樂隊Ruins的演出，我一邊聽著「牛逼，再來一個」的叫喊，一邊覺得這搖晃的凳子隨時要斷成兩截。
那是中國搖滾樂正離開主流媒體視野，也正在地下悄然蔓長的時刻。改革開放時代的共同心聲，港台唱片技術資本注入的榮景，都從舞台上退卻。更年輕的小伙，從打口 [1] 與盜版的西方唱片，找著更噪動更尖銳的聲音。說唱金屬、龐克、後龐克，把一批沒有答案的年輕人，從各地聚集過來，尋找同伴。在大娘「等哪天在電視上看到你們，嘿，那不是跟我租過房的嗎」的笑聲裡，他們用家裡寄來的一點錢，拚了命地排練，演出，畫畫，作行為藝術，或者整天躺著。
後來，看到了幾部畫質稀爛，但照實記下那份喧囂的紀錄片，我才逐漸察覺到，他們心中的搖滾，跟我的並不完全一樣。在五道口的小店裡，我拿到櫃台結帳的幾十張打口唱片，大概是他們一個月的生活費，而在方舟書店，那一張一張的小樣 [2]，或許是這個月樂隊唯一的收入。但那時，跟他們差不多年紀的我並沒有想到這些，只是好奇於那吸收了西方片段而自行生長的奇特聲音，也始終不太明白為什麼網路討論區裡，比起音樂內容，老吵著哪個樂隊更有搖滾精神。
再後來，中國GDP和房價不斷攀升，北京五環甚至六環都蓋起高樓。父母的眼裡，搖滾樂不再跟吸毒劃上等號，live house越來越多，音樂節成了都市消費生活的一部分。當年從北京背回來的那一櫃唱片跟小樣，有一些名字復出了，有一些名字就這樣消失。偶爾翻到時，總會想，那個村子大概不在了吧，那些人不知道變成什麼樣了？
在《自由邊緣》（2000）、《後革命時代》（2005）之後多年，當樹村的形象慢慢變成一種烏托邦似的記憶，圍繞生命之餅樂隊主唱吳維，這個撐了二十幾年始終沒有賺到錢的武漢龐克，《絕不鬆開我的拳頭》（2014），回答了我這些年的疑問，也留下了更多的困惑。
不同於每一篇介紹裡都會有的「抵抗的姿態」、「永不妥協」、「真實」，以至於導演王水泊說的「一個唐吉軻德式的英雄，十幾年來一直在孤獨抵抗一個幾乎是無法撼動的龐然大物」，當片尾高速的節拍與蘇格蘭風笛響起時，這部片卻像是更接近這樣的故事：一個橫衝直撞的雞冠頭青年，如何在時代的戰鬥和掙扎裡將自己定格，永久停在一個反體制漢子。你沒有辦法說哪一個比較好，但比起「堅持」，你知道裡頭有許多跟堅持一起失去的東西。
1995年，吳維從武漢去了北京。只聽過Beyond，買了店裡最貴的貝斯，看到傳單就報名了迷笛音樂學校。面對一批同樣愣頭的小伙，問他最喜歡哪個樂隊，只能「啊？」以對。但他說，這批人跟以前在武漢混的朋友都不一樣，「特別特別真誠」。
我到樹村的時候，吳維已經離開那裡好一陣了。片子裡，他沒有說回去的原因，只是組了樂隊，問團員想不想一起去武漢。另一篇訪談中，吳維提到村子的另一面，在自由的空氣下，樂手們總互相攀比。片中另一個來自武漢的女生，Subs樂隊主唱抗貓則說，搬去北京之後，發現那裡的龐克跟武漢很不一樣，津津樂道的是皮衣上的釘子跟牛仔褲的牌子，武漢是個充滿二手舊貨的城市，氣質熱烈，沒有太多規矩。
吳維的離開，或許可以說，他以一種直覺的方式，察覺到樹村矛盾的核心。從家庭、學校、工廠來到樹村，無法接受社會條條框框的青年，儘管那麼真誠，但在這條遠離城市的土路上，仍然有著各種規矩。跟現實的社會分開來，帶來一種烏托邦的錯覺，也隔開了真正的對自己的注視。
這也就是為什麼，片子前半描繪的，武漢龐克場景顯得那麼沸騰。跟城市的距離是零，每天都要直接撞在上頭。沒有地方排練，樂器一開下去，整棟樓都被掀翻。樂手很少，鼓手一度要打五支樂隊的鼓，打到隔天手都舉不起來。場地是沒有的，每個酒吧演出後就謝絕聯絡。巡演的管道全靠自己去問，畫海報宣傳，談判演出費，搭上長途巴士到了才發現政府下令不給演，主辦單位跑了，湊滿全部人的零錢，終於買到車票回家。
那些在北京理所當然存在的，這裡都沒有。那些沒有的，喊完一聲「真他媽操蛋」，也沒有人接腔。在這裡，甚至沒有城裡的唱片公司，問你的歌詞能不能改一改，然後遞上一紙合約。這裡有的，只是來自父母，工作的種種壓力。
但也在這裡，把從小長大的武漢變成一個龐克城市的過程，有著真正美好的事物。當台下聚集了越來越多的新面孔，當年輕的抗貓對著鏡頭喊著「過來過來，把我們拍進去」，還不知道怎麼正確灌下啤酒的胡娟，正在心裡準備學鼓，那「特別特別真誠」的東西，正在這個粗糙燥熱的城市，用比明亮透光的樹村更真實的方式扎進土裡。
這個時期，生命之餅做出了他們最好的一些歌。在那張被改了歌詞，以為可以拿到五萬塊版稅卻沒有的第一張專輯《50000》，夾雜著龐克、grunge、ska的詭譎節奏，吳維用一種嘲諷靠北又大開大闔的囈語朝著大街掃射：「大便過後我忘記了你，嘔吐過後我忘記了你，一個惡夢讓我忘記你，一次委身我要忘記你。切，切！自己。切，切！分離。上身給你，下身給你！」在那裡面，可以看到真誠與城市的碰撞中，雞冠頭青年的鼻青臉腫，看到撞擊下變形的自己，也看到戲謔下的坦然無所畏懼。他這麼唱著：「你說看見我好像很痛苦，其實我只是有些腳氣。我已來勁我要以牙還牙，那是因為我生來就傻。」
只是，這也是一個非常消耗的過程。當這些早期歌詞與舊日影像穿插在訪談中，而你想起片頭那首大合唱的曲子，唱著「Scream for the life, Scream for the right, Scream the truth and faith, We never stop singing!」，當你發現吳維自己的身影在新歌裡面越來越淡，越來越被一個強壯的、勇敢的呼喊取代，儘管鼓的拍子還是一樣飆在180bpm，你知道，這十幾年裡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
然後在片子後半，我們看到了許多音樂場景都會有的結局。能量終有耗盡的一天，有人去雲南，有人留在了北京，有的退下來開了live house，有的改當經紀人。像大部分評論寫道的，堅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對堅持的敬佩裡，有個細節也常常被遺漏：堅持或許並不那麼美麗。
在吳維看來，他跟鼓手胡娟的離婚，或者其他朋友的各奔東西，更多來自於生活的選擇。他選擇了這個，沒車沒錢沒房，在武漢顧著酒吧一個月幾千塊錢，這是他要的，而其他人也有不同的生活理想。他說，他並不是堅持，他很享受這樣的生活。
但胡娟心裡擱的從來不是這個，她說，「只要樂隊能繼續，其他ok。」問題在於，隨著演出一次又一次打壓歌詞被刪減，吳維對社會的看法越發激進。樂隊的走向越發政治化，然而在表達方向上，吳維的意志，卻不容許任何動搖，胡娟說，當她只能服從，有的只剩下痛苦。
先是台下樂迷，再成為鼓手，然後結婚，離婚，當胡娟用政治性與音樂性談著樂隊的方向，那於是不只是一段愛情故事的離合，她彷彿問著，埋頭寫著反抗歌曲的吳維，還是不是當年自己抬頭望著的那個人？問著，如果一個龐克不容許挑戰，那他還是不是一個龐克？
片子結束在〈Chinalism〉，重組了樂隊的吳維再一次呼籲，中國的希望在於台下每個人，每個人做好自己，這個制度才能改變。但在大合唱時，我心裡卻一直浮現出前面一點的畫面：胡娟一個人整理著店裡的搖滾服飾，鏡頭慢慢轉到街上，剩下畫外音，「我的店就在他的酒吧旁邊，但是沒有交流，沒有任何的交流。」
當吳維唱起「你的生活正在被他們代替，你的思想就是你的監獄，血肉之驅已不再是你的身體！」當依舊「又高又壯，像條大狗」的他，愛國歌曲倒立鏡像一般，歌唱自由民主的理想，在重疊的畫面裡，奇怪地，那些字句也像是描繪著他自己。在那一瞬間，我甚至有了錯覺，也許這才是導演真正想要拍的故事，只是對於這支「中國需要這樣的樂隊」，他終究沒有這樣拍下去。
也在這時，我想起了《自由邊緣》的片尾。幾支樂隊攔了大半晚上的車，終於講好價錢，一起擠進卡車後車廂，開上北京五環外的公路。許多年後，在那個村子裡住過的樂隊，有的消失，有的做起更流行的歌，賺到了錢，有的依然專注在音樂風格上，而有一支樂隊更早一步離開了村子，試圖回到自己的老家，建起一個場景，然後狠狠地撞在政治的牆上，把自己變成了跟現實一樣堅硬一樣無懈可擊的漢子。
如果你也在那台車上，往哪裡去比較好呢，看完這部片的晚上，我沒有想到好的答案，只是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問題。那時我始終不懂的，中國的音樂討論區裡，總是夾纏不清，最後變成罵戰的「搖滾精神是什麼」。如果在這個年頭，還有人問起這個，或許我會去回一篇帖子，說前陣子有一部海報高舉拳頭的紀錄片，可以去找來看一看，雖然那裡頭，可能比你想的要多上許多哀傷。
註1：1990年代，部分歐美廠牌把滯銷CD用機器打上切口廢棄，之後被當作塑膠材料進口到中國。一張打口的CD，多半還能播放半張的歌，成為許多年輕人的音樂養料。
註2：樂隊自主錄製發行的demo專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