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陳彬彬導演因《星國戀》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覽「烏鬼」放映之故，特地來到台灣一趟，Giloo趁此與她相約了一次早餐專訪。一派和氣的陳彬彬思路清晰，言談間不時流露出機靈俏皮的眼神。對於《星國戀》，她與我們分享許多過程中的細節，也談到她對台灣紀錄片的觀感，以及對紀錄片本身的看法。
Giloo：對於還沒看過《星國戀》的觀眾，導演您可以快速地用您的方式介紹這部片嗎？
陳彬彬（以下簡稱陳）：《星國戀》是我追尋新加坡過去歷史的一部作品。我訪談了一些政治流亡者。當中有些人已超過50年無法回到新加坡。這些人是在1960-1980年代間離開，也分別代表了不同世代新加坡行動主義者的多樣性。在影片中，他們提到了為何他們會做那樣的事、當時新加坡當時的情況、曾經可能發生的走向、以及對於現今新加坡的看法。
Giloo：這個拍攝計畫當初是怎麼開始的？
陳：起源是我在做一個錄像裝置作品的計畫。當時是想表現新加坡在視覺上呈現出的樣貌，因此想嘗試些像是從外部觀察新加坡、類似導覽的形式。當我在做相關研究時，意外讀到了《獅爪逃生》這本書。它談到一些新加坡政治流亡人士的切身經歷及想法。特別的是，裡面避開了像共產黨員這樣身份的例子，或許是刻意想避免被視作同路人。我覺得這點很有趣，當書中其中一位人物洪瑞釵到了吉隆坡時，我對她做了訪談。從她訪談中提到的故事，忽然讓我覺得應該有必要為此做部紀錄片，結果原來的錄像裝置構想反而拋到一邊了。而在拍攝當中，除了需要了解大量的背景知識，我也意識到這議題的敏感，可能會讓別人陷入麻煩，所以都是我自己一人拍攝剪接。
Giloo：拍完《星國戀》之後，你還有持續和你片子中的人物保持聯絡嗎？
陳：有的。像是前幾年曼谷國際電影節本來要放映《星國戀》，但影展前一星期忽然來電取消。這讓我覺得可惜，因為我本來可以請泰國的受訪者一起到場，讓他們直接上台談談自己。但是在倫敦放映時，我就有機會讓受訪者們齊聚一起上台了。那樣的感覺真的很好。
Giloo：《星國戀》採用許多訪談，跟你先前的作品，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請你談談這部分嗎？
陳：我覺得就形式上來說，我有些作品彼此差異蠻大的；但相同的是它們都是關於新加坡的影像。例如《新加坡風》（Singapore GaGa）是針對不同特色的人的訪談，《備忘錄》（Invisible City）也是；而《Imposibility of Knowing》就是比較實驗性的，是用靜照架構出新加坡某些空間的故事。《IN TIME TO COME》裡，我則是完全捨棄訪談，你看到的都是廣角拍攝的鏡頭。
回到《星國戀》，當初我確實有設想別的形式，但後來決定還是不該玩太多花樣。我認為應該要直接讓他們在鏡頭前出現，因為在新加坡，有很多人並不承認、甚至不知道他們，讓他們在鏡頭前直白陳述自己的故事，反而是最好的，也因此觀眾會看到像何元泰等人對著鏡頭說話、唸詩這樣的畫面。拍攝時也會發現，像這些從前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面對訪問和鏡頭其實都非常坦然，彷彿想說的話一早就在腦子裡都想好了，而且他們說起話來的姿態非常有張力。
Giloo：一般觀眾對《星國戀》這些流亡者的背景可能並不熟悉，曾想過要在片裡放入更多相關資訊嗎？
陳：有想過。但這些人的差異性很大，例如那些共產黨員，多半從前是華文學校學生、有反殖民的觀念，和洪瑞釵、陳華彪這些說英語的社會主義人士背景不同，然後也和1980年代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社會工作者有區別。另外，由於內部安全局的管制，我們並沒有留下太多那時的紀錄。所以後來我是用「流亡」這樣的概念，將他們各自複雜的人生故事去結合起來。
Giloo：《星國戀》片中，有些流亡者後來去了馬來西亞跟馬共在一起。廖克發導演的《不即不離》也涉及到馬共那段歷史。不知道您對這部作品的觀感如何？
陳：我覺得他家族和這段歷史的關係，是影片的重要關鍵。當這部片最初的短版到釜山影展去募集後續製作的資金時。我曾遇到導演並對他說：「你的作品不只談共產黨那段時期的歷史，更多是關於你和你家庭之間的關係，千萬別忘了這點。」就我從外部的角度來看，它其實是家庭故事，我很高興他也採取了這樣的角度處理。我覺得當你太集中在處理政治這一塊，你反而很難脫離出來，去講你為什麼要說這故事；相對來說，從一個家庭故事出發，反而更讓人易於感受到普遍性。
Giloo：你對於台灣紀錄片的印象是什麼？近期有讓你特別印象深刻的台灣紀錄片作品嗎？
陳：去年的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有放映一些台灣紀錄片。像吳耀東導演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Goodnight & Goodbye》，以及賀照緹導演的《只要我長大》是我特別有印象的，形式上簡單，但讓人難忘。我覺得台灣紀錄片似乎都是比較感性的，不過我自己拍片的話，則是希望一半感性，另一半理性。
有些人認為紀錄片應該是行動主義的，但對我來說，紀錄片其實是實驗。我認為紀錄片的潛力在新加坡還未完全實現，或許是因為商業機制力量太強。相較尋找一個有趣的人物，我會對於使用各種形式來表達他們想說的紀錄片作品更感興趣。先前有部《新加坡2066》（Snakeskin, 2014）便很有趣，那位年輕導演深受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的影響。Sandi Tan的《消失的膠卷》（Shirkers, 2018）我也很喜歡。
Giloo：您接下來有什麼新的計畫嗎？
陳：有一個關於新加坡教育系統的拍攝計畫，不過我在裡頭是擔任製片。這個計畫追蹤了一些13-16歲的中學生過去四年來的學習情況。在新加坡，小學畢業的學生會參加「小學離校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你的成績會決定你接下來被分配到怎樣的班級。而我們的拍攝計畫是聚焦在最末段的那些班級的學生。
訪談：鄧兆旻、林忠模
整理：林忠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