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Directed by 謝升竑
【 大夢之後，再跳起舞──《夢想之地》、《別告訴她》、《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夢洄》】 我們走到一片草原上，在象徵文明的城市中心搭起帳篷，用沿路撿來的沙發、木棧板蓋起一間新台幣不到一仟元的家，在那塊自由之丘，圍著營火跳舞、歌唱。《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作為今年最為期待的電影之一，正是因為它曾經距離我那麼地靠近，當城市裡的篝火升起，嚮往的自由彷彿觸手可得，一切，一切卻在命案後，成為炊煙以後，徒留一地看不清形狀的餘燼。樂土興起與幻滅，曾經願意過得與他人不同，不畏眼光、聽從內心的眾人在實驗終止後，回到牢籠裡，真正成為「眾人」。 那塊被我撿回家的畫框，曾經出現在草原一角，「你可以在裡面全裸」是命案之後，在眾聲喧嘩底下，微弱的、殘存的，對社會、體制、階級最後的呼喚。曾經，自由是無數前人的犧牲所換得的──得來不易的自由。正如著作《流氓王信福》中所言之，在七〇年代的台灣，蓄髮留鬍、穿花襯衫的青年王信福可是警總眼中待管訓的流氓。對比今日，那些「文明人」口中的藝術仍然只是穿戴整齊、踏進放送冷氣的藝術館裡，才有藝術之存在，而那些身戴獸骨、於城市裸足前行，尋找自由創作的青年們仍被社會放逐。但──真正的全裸，不就是即使無法理解，也願意擁抱嗎？ 全文閱讀：https://bit.ly/3OCdqSa
國家影視聽中心九月放送單元｜大夢之後，再跳起舞──《夢想之地》、《別告訴她》、《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夢洄》 - 釀電影2018年，一群年輕藝術家申請使用華山大草原，他們搭建起帳篷與木屋，試著打造一處烏托邦樂土，直到一場兇殺命案發生... . 謝升竑導演的紀錄片《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看視角與立場的不同，一場兇案，對家屬來說是最沉重的痛、對大眾來說，這群蓄著長髮，穿著打扮很嬉皮風格的年輕人，全被貼上邪惡或危險的標籤，而對主辦方來說，命案的責任歸屬，外界的眼光，內部意見的分歧，都在考驗著他們對原有信念的堅持。 . 電影最讓我有感的部分，不是事件之後大夥很快解散的慌亂，而是成長的經歷其實大同小異：理想終會慢慢被現實磨去尖銳的稜角，變得圓滑，或說變得畏縮。早在兇案發生之前，「界線」已然存在：不能吵鬧、不能營火、不能有礙觀瞻。群體社會的約束力量，從開場去申請大草原使用權一事就清楚展現：不遵守法律制定的規則，連使用草原的機會都沒有。 . 一群懷抱著理想的年輕人，意圖進行一場革命，對抗氾濫的權力，但他們進行的革命本身像是場幻影，自由從未真正地存在過。某方面來說，《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有讓我想起《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都是在一場熱鬧的「盛會」落幕後，被迫向青春道別。
導演筆記/一部電影該談什麼？關於建構故事 一部取自真實素材的紀錄電影，我該談什麼？又或者說，我想談什麼？ 《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片中所涉及主題，無疑是非常宏觀的，這部電影也如同當年曇花一現的「 120草原自治區」，那一塊草皮上所出現的人、所發生的事，就算是自治區的主辦人以及核心成員也無法一一細數，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所見所聞都是片面的，我的攝影鏡頭也代表我有限的視野，去蒐集那一個龐大的想像。 於是當我因好奇及個人的追尋開始拍攝這一群人，跟著進到華山大草原，直到命案爆發的那一刻起，我才意識到，這部紀錄片已經不是我個人的私電影了，背負了沈重的社會責任，我必須更嚴謹思考創作觀點，這部片對於被事件牽連的當事人是否造成二次傷害？這部片釋出之後會不會對我所拍攝的人物造成負面觀感，而真實的人生會一直繼續，這部作品也會跟著他們走向無盡的歲月。 而被事件牽連的當事人，當然也包含身為導演的我自己。 命案爆發後一直到今年定剪之前，也有很多同在創作的朋友們給我許多建議，每一個建議都非常精闢有道理，然而每一個建議之後所帶的觀點卻非常多元，無論從藝術理念、社會運動、次文化、司法或犯罪心理等等...讓我見識到這部電影真正是非常宏觀的故事，每一個人對於詮釋這故事的期待都不同，這也使我持續自問，我到底「該」關心什麼？最後我選擇回到原點，回到當初我為何舉起攝影機的初衷，那個最開始的好奇究竟是什麼？ 放下理論，發現我終究像一個旅人，旅人總是好奇另一個旅人，為何勇敢上路，鏡頭下的他們，是有慾望、會受傷、有喜怒哀樂的人，而他們踏上這旅程，遇到了生命中一個毀滅性的轟炸之後，他們又該如何面對？於是我剝除理念與議題的包裝，試著將最根本的人性呈現出來，於是我們會發現，片中人物與我們沒有什麼不同，只有人生選擇的不同。所以我選擇去講關於人的故事。 觀點確定之後我才開始與剪接師高鳴晟合作，雖然高師父在台北電影節映後QA說這部片剪輯15天，但其實在這15天兩人密集在剪接螢幕前工作之前，我們已經就這部片的架構討論超過一個月，這一次討論過程也生出過一個粗剪版本。對我來說只要觀點確立，找到我在電影中想談的宗旨，而我也對自己拍攝素材的熟悉度有十足把握，剪輯時間長短終歸是效率問題。而這部電影的條件狀況也允許。 《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是一個關於人的故事，而我同樣與片中人物共同經歷悲喜與創傷，然後一起長大，這才是更貼近我作為導演的拍攝觀點，但透過這個故事勾起大眾對更多事物的討論是我樂見的，我也非常同意這部電影沒辦法討論到更多值得思索的事情，99分鐘講五年三個人的故事，在觀眾心中有欲知而無法得知的遺憾是必然的，但是當觀眾因故事能夠感同身受主角的處境，同喜同悲之餘更關心他們往後人生，進而想再去深掘這一個大故事，或許就已達到我創作這部電影的目的了。 對我來說，紀錄片可以提供問題的答案，但是讓觀眾對故事好奇，進而開始探問，才更有價值。
「我非常非常幸運，就是我去做了一場夢，然後我又醒過來了。我覺得沒做夢的人好可惜，沒醒來的人也好可惜喔。」 絢爛煙花般的過程，盡可能運用最少的物質，喚起人與人之間無形卻珍貴的連結，每個載體本質的能量也在此與人身達成和諧，很無用卻很有價值的。(令人稱羨，明明知道可能可以怎麼實現，但在制度框架下或身而為人，將夢永遠視為夢，悲傷卻頻繁的模樣。) 「你要讓大家跟你一起爽，你自己要當一個最累的人」 要在"城市"裡作夢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最可怕的是成為住在"城市"裡不需做夢的人。人本天生有些屬性，(假設你正苦惱)就別成為別人了!能找到團隊一起實踐夢想，是再幸福不過的事了。 *"城市"並非全然指城市，泛指所有透過規範來運作的環境。 場合上的樂極生悲一直是我參不透道理，事件要這樣發展祂到底想說什麼?本質是否有跡可循?除了體制內的表象對錯..到底問題出在哪? 人生如戲，辛苦了 也很謝謝你們喚醒了許多。
導演筆記/聲音，在城市中跳舞 Jam，「即興製造」是這部紀錄片非常重要的元素，街邊、騎樓、橋下、草皮上、捷運站口，我所拍攝的這群人中，他們所製造的聲響從各個角落伏擊這座城市，那是一種粗莽又浪漫的起義，但即興不一定悅耳，時而尖銳、時而撼顫、時而令人想保持距離，但一群人聚集起來的「聲音」，真切的表達一群人的心理狀態，遑論憤怒或鼓舞，比言語更真實。 因此即使一人團隊拍攝，聲音收集仍是重點工作，但既然是即興製造的聲響，便很難被控制被計畫的收集，於是我也只好折服於紀錄片的「有機性」，我的被攝者無時無刻處於有機狀態，我的拍攝工作也在有機狀態中進行。城市車水馬龍的喧囂蓋過了他們的聲音，或許也算是即興製造所期望與外圍環境的”Jam”吧？這當然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進到後製階段，這就成了不能不去面對的問題了。 Jam成為電影配樂，應該是台灣電影創作前所未有的嘗試吧。 從我開始進行剪輯工作，便已決定將收錄的即興音樂作為紀錄片配樂，直到最後交由剪接師高鳴晟老師操刀，他更將這一個概念延伸，使用了獨立樂團「聞聲白」主唱劉文運的專輯歌曲作為電影歌曲，而他同是草原的住民之一，他在草原生活期間曾經幾度以即興的方式重新詮釋自己的專輯歌曲並被紀錄片收錄。 本片所有配樂幾乎在剪輯階段與高鳴晟老師討論編排底定，再交由專長音樂創作的數位藝術家盧卡．博納科爾西Luca Bonaccorsi 進行配樂設計。記得本片開頭十分鐘有一場野青眾橋下集會，主角與一群人圍坐在河堤闡述理念，但一旁音箱連著手機大聲撥放音樂、還有人依然故我的彈吉他。Luca巧妙的將一同被Jam進來的各式聲響收編，混入自己創作的配樂再造一個現場，聲音表達了片中人物的情緒與期盼，主角義無反顧的說服眾人一起打造烏托邦，而那個未來想像就在各種混沌中成形了。這真的是很有趣的即興聲響的再創作。 聲音，在城市中跳舞。是共鳴還是喧鬧？或許等觀眾進到戲院後，再告訴我答案吧。
導演筆記/若攝影機是導演的眼睛 這部片拍攝之初，我仍是紀錄片創作的初學者。還記得2017年5月30日深夜在師大附近和平東路巷內的Suger man cafe，野青眾聚集的一次計畫說明會，我帶著當時用來平面攝影的Canon 6D單眼相機以及f2.8 24-70鏡頭，還有一支Panasonic錄音筆，就此踏上了這部紀錄片的旅程。 回想「咖啡店的第一場戲」，放到現在仍是專業紀錄片工作者的大關卡，不只因為Canon 6D劣質的感光處理，昏暗的現場十多人分散在咖啡店各處你一言我一語，然後咖啡店各種噪音以及現場音響不間斷播放音樂，對收音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當時我是一人團隊，連收音麥克風都沒有，就用相機與錄音筆充當我的眼睛與耳朵，將錄音筆擺在主角鄰座的桌子上，而我便帶著相機穿梭在這群特別的人之間。這一場拍到清晨四點，回到家檢查檔案，攝影素材拍得還可以，然而用錄音筆收的聲音慘不忍睹，一直到今年片子定剪後送成音夏百豪師父處理，還是被夏哥念了一回，還好紀錄片成音經驗豐富的夏哥處理過後，講話聲音清楚了，現場雜音干擾少很多，還順道幫我換了咖啡店播放的音樂，免除掉音樂版權購買問題。 不過多年之後再回顧這一場收集到的攝影畫面，雖然Canon 6D非常差勁的低光抑噪功能，使得畫面質感非常粗糙，卻讓我發現了許多當時連自己都沒發現的祕密，攝影機背後的自己，是純真的好奇，熱切的想了解被我觀看的這一群人，而且享受舉著攝影機的分秒，似乎是我三十多年的前半生所未有的快樂，那一個快樂與滿足並非於景框中呈現，而是溢於每一顆鏡頭的運動中，我高興於可以成為一個自由創作者，能翩翩起舞於每一個鏡位，再從這個鏡位復刻眼裡所見，一個自由的靈魂無意間也被記錄了下來。 攝影機是導演的眼睛嗎？ 即使後來我開始接觸電影攝影工作，與其他導演合作，或是自己的創作與其他攝影師合作，這始終是我的自問。而我也相信攝影機是獨立的靈魂，表現景框之中的故事、情感以及導演的意志。2018年我帶著Canon 6D單眼相機一起進到草原自治區，不只讓鏡頭代著我觀看，更是代著我與草原上的他們一起生活，直到發生華山分屍案當年年底，我才決定換Sony A7S2攝影相機，2020年再換到Sony A7S3。即使換了更高階的攝影機，取得更高畫質的影像，而我也開始拍攝其他電影，但對我來說，最初那一台單眼相機仍是無可取代的存在，不只因為這台相機純粹為這部紀錄片而生，他是我最真誠的眼睛，代表了完整的我，它是我對片中被攝者最直接的扣問，我對電影創作最真實的表達。
❝ 直到命案爆發的那一刻起，我才意識到，這部紀錄片已經不是我個人的私電影了，背負了沈重的社會責任，我必須更嚴謹思考創作觀點，這部片對於被事件牽連的當事人是否造成二次傷害？這部片釋出之後會不會對我所拍攝的人物造成負面觀感，而真實的人生會一直繼續，這部作品也會跟著他們走向無盡的歲月。❞ —— 《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導演謝升竑
【延伸閱讀】我沒去過草原自治區，我去過華山文創園區 by 吳思鋒（藝評人） 與其說草原自治區試圖實驗一種公共領域的可能，倒不如說是在創造一個與社會之間的中介空間的「人造自然」。人造自然本不以批判、對抗為前提，它是要成為一處彼此相遇、身心療癒的場所，自然並不限制。但當野青眾選擇幾乎是在都市中心、文創旗艦基地的另一側實踐草原自治區，又試圖把這個場域變成讓人「回到人的自然狀態」，讓人不免有一種錯置感。 不過這樣的錯置又正好與現下社會瀰漫的無力感一致。因此，草原自治區並沒有那麼特別，它與華山文創園區其實是一體兩面；華山的文創滿足都市人消費的需要，華山的草原則滿足都市人暫時不想消費的需要，兩者是矛盾的共生關係。 全文見：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351/3403519
我沒去過草原自治區，我去過華山文創園區 | 吳思鋒 | 鳴人堂【延伸閱讀】為何痛下殺手後還不罷休？分屍加害人冷血背後的可能思考 by 王伯頎（銘傳大學犯罪防治系所副教授） 反社會人格，也有人稱之為「無情型人格」，他們具有高度的攻擊性和衝動性，會挑戰社會規範，並且不會因此而感到羞慚。具有反社會人格傾向的個體，不但會蔑視社會規則，同樣不屑於生命體的價值，在生活中受挫的時候，他們會訴諸暴力，極有可能出現變態的虐待行為。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有時外界的指責並不會激發他們的內疚，反而是獲得另種異樣的興奮——指責聲越大，他們越興奮——藉此方式獲得外界的關注，證明自己對社會規範的挑戰。 全文見：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124/3242285
王伯頎／為何痛下殺手後還不罷休？分屍加害人冷血背後的可能思考 | 特約作者 | 鳴人堂A roundup of the top 10 hits of the year—let’s relive them together!
In the cracks along the city’s edge, a hippie loses their way, while a stray dog watches humankind. A boy bids farewell to confinement and walks into the sea. There are no parties on the prairie—everywhere feels the same.
Perhaps it’s because I grew up in a crowded, complex city that I’ve always been drawn to films set in urban landscapes. The dense weave of skyscrapers and winding streets has a certain allure, holding countless souls and stories within. I like to quietly observe these passing lives—moments of movement, waiting, and everyday fragments. It’s not just about seeing the world, but about finding, within these intersecting paths, a version of myself I once k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