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晢

李安在這場戲巧妙地與開場戲做對比，瑪莎自認受到郎雄的影響，但事實上兩人都被房間所構成的景匡區隔在前後景之中，顯見兩人的隔閡並非物理上而更是文化上的。但到了華人活動中心，太極拳班與烹飪班毫無區隔，甚至直接發生碰撞、衝突（開場的廚房戲反倒沒有直接接觸），最後卻被當作是一場緣分，以華人移民的共同認同，打破了男女、陽剛／陰柔、地域、動靜之間的隔閡。

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指的是人類在後天的行為、經驗、學習，存在著改變大腦生理結構的可能。因此這部片雖然在一方面希望我們重視心理疾病的生理層面的重要性，但其實也用Robin Williams或甚至Christover Reeve的例子來呈現後天因素對於延緩腦內病毒影響的可能。過去對於阿茲海默症的研究也指出，這樣的失智症發生在受高等教育者身上時反而會更迅速惡化（就如片中Robin Willams一樣），諷刺的是這其實正代表著大腦在前期發揮了更好的防護力，因此延緩了病發的時間。所以儘管生理層面值得大眾的重視，事實上我們更應該了解心理學永遠都是生理、心理、社會三個層面的交互作用，而從來沒有單一的、決定性的因子。

《我有一個憂鬱的小問題》在影像上快速切換畫面比例、組合動靜態影像、把玩不同顏色的濾鏡， 讓任航的不同狀態間有了明確的區隔：碰撞體制時就被受困在直立的窄小畫面中；精神狀態不穩定時的幻覺則是幾乎擠壓成水平線的超寬銀幕比； 圓形畫框則宛如攝影之眼，將現實生活重新調度為符合幾何美學的藝術品。

不過在敘事結構上，本片則刻意把任航生活與創作中的不同主題打散，甚至混亂時間軸，打破線性邏輯。電影還在剪接上大量運用重複的片段，雖然有效地建立反對篇章結構的非線性敘事節奏，卻也造成這部人物傳記帶給人自我重複的冗長感，反而降低了被攝對象的立體程度。

當Iggy Pop總算走入Michel Houellebecq家中開始對談時，我想說這部讓Iggy——縱使他很有魅力——對著鏡頭說教到讓人很不耐煩的教條結構紀錄片（也太不龐克了吧！）終於要有點進展了。沒想到他也只跟Houellebecq對談，而讓其他角色宛如他和導演一同捏出來的示意片段演員，在喧賓奪主卻又過度斷裂的影像風格下，淪為被武斷詮釋的旗子。

這段朋友給任航的建議可說是全片邏輯最清晰的段落，不是指其他部分不好，因為在事事講求線性因果、結果論與理性計算的現代社會，任航那種無賴式的、死纏爛打的「為什麼不行？」質問可能才是我們需要的。但他的朋友給的建議也不無道理，正如任航覺得他心中理想的自由社會是一個無須再談論自由的社會，那麼一個裸體不再與色情劃上等號的社會應該也是一個無須再討論裸體的社會，然而為了達成這個目的、讓觀眾不再自動連結裸體與色情，背後所需的手段恐怕不會是單純的裸體演出如此簡單。

延伸閱讀：《法蘭克札帕：從前衛到當代》（Winter, 2021）
無論是Chris Sievey跨足影像到音樂多種媒材、包辦自己作品的所有環節以便全權掌控、創作大量最終束之高閣的音樂作品，都讓人想到Frank Zappa，不過後者當然在音樂上取得了更大的名聲與成就，卻也對Chris Sievey亟欲追求名利表現地更加不在乎（當然這兩件事之間可能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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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五年計劃作為Chris Sievey和Frank兩個角色在衝突、挫敗後的捲土重來，展現了他們對主流市場的更多掌握，懂得要累積資本以便自由創作。這其實也呼應到Frank Zappa在紀錄片中展現的人生哲學，他在人生晚期分享自己的創作心法，是要先創作商業上可以獲得一定成功的作品，等到賺了足夠的資本，才能拿這些錢去製作自己真正希望實現的音樂作品。而這些音樂作品，不是給別人聽的，是給自己聽的，「如果有人也有興趣聽，那我也很開心。」Zappa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