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要製作一部紀錄片，來記錄酷兒的發展歷史，開始前首先要決定的或許有二：何地、何時。「何地」、「何時」看似簡單，以黛西．阿斯奎斯（Daisy Asquith）及她的《酷兒騷動史》（Queerama）為例，她是英國人，她剪進該片的素材主要來自英國電影協會（British Film Institute，簡稱BFI）的資料庫，因此，該片的「何地」、「何時」理應是英國和素材所出自並橫跨的年份，亦即從最早的1919年 [1] 至該片面世時的2017年。因此，《酷兒騷動史》是一部記錄了近百年英國酷兒史的紀錄片。
然而，「何地」不只關乎導演是何許人、電影的製作地及資金來源、素材的出處等，「何地」又可再細緻化為站在哪裡與哪裡的人對話。這牽涉到導演預設電影是為誰而拍、會被誰看見，即目標觀眾（targeted audience），以及實際的觀眾接收（audience reception）。當然，未必每位導演都精於計算，又或者，總有導演會很瀟灑地在映後座談上稱要把詮釋權留給觀眾，哪怕是耍官腔還是真的這麼想。既然我們無法百分百確定導演的想法（說不定他／她自己也無法確定），觀眾接收的討論會比目標觀眾的容易掌握。不過，相對於比較不同觀眾對《酷兒騷動史》的不同看法，本文更著眼於藉由點出觀眾接收，也點出該片或任何人欲以鏡頭為酷兒譜寫歷史時，所必須面對的難題。
姑且將《酷兒騷動史》的觀眾分為英國觀眾和英國以外的觀眾。二分固然是應該要避免的，但在此處刻意二分，是為了據此二分而引伸至另一個二分──英國酷兒史和世界酷兒史。說「二分」未必準確，英國酷兒史與世界酷兒史並不是非此則彼的對立存在，相反，兩者的關係應該是在地化的（localized）小敘事與全球化的（globalized）大敘事，兩種敘事互相補充，而達到相輔相承的效果。但，真的是這樣嗎？對全球化常有的其中一個批評是它忽略了地方的獨特性，為了成就概括全球的宏觀論述而將不乎此論述的地方枝節削去。正因如此，強調在地性（locality）是對抗全球化的一種策略。在地性突破了全球化大敘事，使我們認清根本就不存在一套說詞，是能被套用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強調在地性或以某地為據點的藝術作品，無論是否電影或紀錄片，又無論是否以酷兒史為主題，或多或少都會在某程度上抗衡著全球化大敘事。
那麼，《酷兒騷動史》呢？正如我在本文開首寫道，《酷兒騷動史》是一部由英國人在英國製作、關於英國（酷兒史）的紀錄片，其素材和資金也都來自英國。然則，《酷兒騷動史》的「何地」是英國，但我們可以因此判定《酷兒騷動史》在地性十足，甚至是有意識地要以其在地性來對抗全球化嗎？這個結論未免下得有點太理所當然。畢竟，英國不小，英國是一個聯合王國，散佈在這個聯合王國的各處的酷兒們之中，誰又能集全國酷兒的經驗於一身，化身成如國手般代表英國的「英國酷兒」？而假如真的有所謂的「英國酷兒」，它到底會是在地性的化身，還是在地經驗的約化？假如是後者，那又跟弭平差異的全球化有何分別？值得注意的是，很容易會被看成是英國酷兒史的《酷兒騷動史》與世界酷兒史是互相呼應的。這一點可以從「何時」看出，但「何時」不是指該片所使用的素材出自何時，而是指該片使用這些素材所拼貼出來的英國酷兒史，其結構與世界酷兒史相似。
我們熟悉的世界酷兒史大概是這樣的：古代不論是歷史人物或藝術創作都不乏同性戀案例（姑勿論「同性戀」這個概念在當時是否已成形），醫學的興起卻將同性戀病理化，同性戀是病為同性戀刑事化提供了理由，同志運動的首要目標自然是將同性戀除罪化，同運小有成就後愛滋病卻席捲而來，自1980年代起愛滋病幾乎主導了同運及同志論述，愛滋病有解後同運開始有了下一個目標，而近年最大的目標就是同性婚姻……這個順序也是我們在《酷兒騷動史》裡看到的順序。兩者的一致固然可以被解釋為所謂的世界酷兒史畢竟是從西方出發，而所謂的西方畢竟是以英美為首。這樣一來，到底是《酷兒騷動史》按世界酷兒史的順序而拍，還是《酷兒騷動史》所出自的英國本身就有份決定世界酷兒史的順序，也就更難釐清。問題倒不在於一定要釐清，只是，釐不清或許指向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同性戀不只是個人性向、也是全球議題的當今，你不可能只拍某地的酷兒史而不與世界酷兒史對話，卻要避免被世界酷兒史吃掉自己的酷兒史。
那麼，《酷兒騷動史》又有沒有被吃掉呢？我想是沒有的，又或者，這應該由每位觀眾看完該片後自行回答。但看完《酷兒騷動史》，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那些我早就知道的歷史脈絡──何年定罪、何年除罪、何年確診了第一宗愛滋病例、何年爭取到了什麼、何年終於能結婚——而是那些要不是阿斯奎斯從資料庫中翻出來，大抵永遠難以被看見的珍貴片段。儘管她在訪問中承認，她之所以選用較冷門的素材，主因還是資金有限，或較主流的素材在使用上有諸多限制，但她同時提醒：「使我們這些自以為看遍一切的人最驚訝的，是原來我們沒看過的還有很多很多。」 [2] 如何拍酷兒史、如何把酷兒史拍下去，無論是在地的還是世界的，其關鍵或者就在於——沒看過的還有很多很多。
[1]《酷兒騷動史》以1919年為起點，是因為李查．奧斯華德（Richard Oswald）的《與眾不同》（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於該年面世。該片是威瑪共和時期（Weimar Republic）的德國電影，被譽為世界電影史上首部（男）同志電影。
[2]“Queerama Director Daisy Asquith: ‘It’s Not OK to Say “This is Queer and It Represents Everyone,”’” uploaded by BFI, 27 July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