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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7

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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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史如何拍:《酷兒騷動史》中的在地與世界酷兒史

假如要製作一部紀錄片,來記錄酷兒的發展歷史,開始前首先要決定的或許有二:何地、何時。「何地」、「何時」看似簡單,以黛西.阿斯奎斯(Daisy Asquith)及她的《酷兒騷動史》(Queerama)為例,她是英國人,她剪進該片的素材主要來自英國電影協會(British Film Institute,簡稱BFI)的資料庫,因此,該片的「何地」、「何時」理應是英國和素材所出自並橫跨的年份,亦即從最早的1919年 [1] 至該片面世時的2017年。因此,《酷兒騷動史》是一部記錄了近百年英國酷兒史的紀錄片。

然而,「何地」不只關乎導演是何許人、電影的製作地及資金來源、素材的出處等,「何地」又可再細緻化為站在哪裡與哪裡的人對話。這牽涉到導演預設電影是為誰而拍、會被誰看見,即目標觀眾(targeted audience),以及實際的觀眾接收(audience reception)。當然,未必每位導演都精於計算,又或者,總有導演會很瀟灑地在映後座談上稱要把詮釋權留給觀眾,哪怕是耍官腔還是真的這麼想。既然我們無法百分百確定導演的想法(說不定他/她自己也無法確定),觀眾接收的討論會比目標觀眾的容易掌握。不過,相對於比較不同觀眾對《酷兒騷動史》的不同看法,本文更著眼於藉由點出觀眾接收,也點出該片或任何人欲以鏡頭為酷兒譜寫歷史時,所必須面對的難題。

姑且將《酷兒騷動史》的觀眾分為英國觀眾和英國以外的觀眾。二分固然是應該要避免的,但在此處刻意二分,是為了據此二分而引伸至另一個二分──英國酷兒史和世界酷兒史。說「二分」未必準確,英國酷兒史與世界酷兒史並不是非此則彼的對立存在,相反,兩者的關係應該是在地化的(localized)小敘事與全球化的(globalized)大敘事,兩種敘事互相補充,而達到相輔相承的效果。但,真的是這樣嗎?對全球化常有的其中一個批評是它忽略了地方的獨特性,為了成就概括全球的宏觀論述而將不乎此論述的地方枝節削去。正因如此,強調在地性(locality)是對抗全球化的一種策略。在地性突破了全球化大敘事,使我們認清根本就不存在一套說詞,是能被套用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強調在地性或以某地為據點的藝術作品,無論是否電影或紀錄片,又無論是否以酷兒史為主題,或多或少都會在某程度上抗衡著全球化大敘事。

那麼,《酷兒騷動史》呢?正如我在本文開首寫道,《酷兒騷動史》是一部由英國人在英國製作、關於英國(酷兒史)的紀錄片,其素材和資金也都來自英國。然則,《酷兒騷動史》的「何地」是英國,但我們可以因此判定《酷兒騷動史》在地性十足,甚至是有意識地要以其在地性來對抗全球化嗎?這個結論未免下得有點太理所當然。畢竟,英國不小,英國是一個聯合王國,散佈在這個聯合王國的各處的酷兒們之中,誰又能集全國酷兒的經驗於一身,化身成如國手般代表英國的「英國酷兒」?而假如真的有所謂的「英國酷兒」,它到底會是在地性的化身,還是在地經驗的約化?假如是後者,那又跟弭平差異的全球化有何分別?值得注意的是,很容易會被看成是英國酷兒史的《酷兒騷動史》與世界酷兒史是互相呼應的。這一點可以從「何時」看出,但「何時」不是指該片所使用的素材出自何時,而是指該片使用這些素材所拼貼出來的英國酷兒史,其結構與世界酷兒史相似。

我們熟悉的世界酷兒史大概是這樣的:古代不論是歷史人物或藝術創作都不乏同性戀案例(姑勿論「同性戀」這個概念在當時是否已成形),醫學的興起卻將同性戀病理化,同性戀是病為同性戀刑事化提供了理由,同志運動的首要目標自然是將同性戀除罪化,同運小有成就後愛滋病卻席捲而來,自1980年代起愛滋病幾乎主導了同運及同志論述,愛滋病有解後同運開始有了下一個目標,而近年最大的目標就是同性婚姻……這個順序也是我們在《酷兒騷動史》裡看到的順序。兩者的一致固然可以被解釋為所謂的世界酷兒史畢竟是從西方出發,而所謂的西方畢竟是以英美為首。這樣一來,到底是《酷兒騷動史》按世界酷兒史的順序而拍,還是《酷兒騷動史》所出自的英國本身就有份決定世界酷兒史的順序,也就更難釐清。問題倒不在於一定要釐清,只是,釐不清或許指向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同性戀不只是個人性向、也是全球議題的當今,你不可能只拍某地的酷兒史而不與世界酷兒史對話,卻要避免被世界酷兒史吃掉自己的酷兒史。

那麼,《酷兒騷動史》又有沒有被吃掉呢?我想是沒有的,又或者,這應該由每位觀眾看完該片後自行回答。但看完《酷兒騷動史》,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那些我早就知道的歷史脈絡──何年定罪、何年除罪、何年確診了第一宗愛滋病例、何年爭取到了什麼、何年終於能結婚——而是那些要不是阿斯奎斯從資料庫中翻出來,大抵永遠難以被看見的珍貴片段。儘管她在訪問中承認,她之所以選用較冷門的素材,主因還是資金有限,或較主流的素材在使用上有諸多限制,但她同時提醒:「使我們這些自以為看遍一切的人最驚訝的,是原來我們沒看過的還有很多很多。」 [2] 如何拍酷兒史、如何把酷兒史拍下去,無論是在地的還是世界的,其關鍵或者就在於——沒看過的還有很多很多。

 

[1]《酷兒騷動史》以1919年為起點,是因為李查.奧斯華德(Richard Oswald)的《與眾不同》(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於該年面世。該片是威瑪共和時期(Weimar Republic)的德國電影,被譽為世界電影史上首部(男)同志電影。
[2]Queerama Director Daisy Asquith: ‘It’s Not OK to Say “This is Queer and It Represents Everyone,”’” uploaded by BFI, 27 July 2017.

本名陳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研究所博士生(文學組),亦為兼任講師、影評人及譯者。循性別研究及文學之進路撰寫影評多年,曾任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台灣競賽獎初選評審、台灣國際酷兒影展選片人,譯有《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倫敦的生與死:一部關於移民者的大城悲歌》、《卡卡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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