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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7

吳庭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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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抵抗的街頭——印尼的街頭音樂及《雅加達人生三重奏》

耐心/耐心/耐心等待/這是我們得到的回應/顯然我們得上街/擊敗橫行的魔鬼」印尼樂人Iwan Fals在SWANI樂隊時期發表的〈Bongkar〉(中譯:推翻)在2009年被印尼《滾石雜誌》選為史上最佳歌曲的第一位,這首歌,也曾在1998年的街頭運動中被廣泛傳唱。

印尼自1965年「930事件」政變後,親美的蘇哈托開啟了往後32年的新秩序時代(Era Orde Baru),該政權憑藉美國經援以及為人詬病的「KKN」(Korupsi-Kolusi-Nepotisme,意旨貪汙、官商勾結、裙帶關係),雖為印尼帶來穩定的經濟發展與基礎建設,但在冷戰特殊的歷史情境下,人權與言論自由長期被壓抑,導致百萬人入獄、被失蹤、甚至喪生。1997年的印尼,跟許多亞洲國家一樣面臨金融風暴的衝擊,KKN助長了財政赤字,企業外債高築,工廠倒閉、失業問題也接踵而至,民生危機卻也觸發了政治轉型的機會。蘇哈托在軍方為了分化而濫造的血腥暴亂,與學生抗爭的喧囂中黯然下台。

1989年發行的〈Bongkar〉有如預言,新秩序政權被憤怒的群眾「推翻」,印尼進入前所未有的改革時代(Era Reformasi)。改革是國家民主化的習作,意味著人民得以自由發聲,如雅加達的噪音——清真寺喚拜廣播、刺耳的汽機車喇叭與引擎、市場與車站各種叫賣與乞討、或是鄰里間電視、收音機與雞啼——除了呈現雅加達紊亂的都會景觀,這也是後改革時代裡,人民試圖擺脫上個時代束縛的表態。

新秩序時期,私人土地買賣成爲常態,農民失去土地,也失去在自己土地養活自己的能力。過去二十年,雅加達湧入越來越多為了重建家庭經濟,到都市討生活的外省人口,雅加達與周遭鄰近的幾個工業縣市已連成一片,至今雅加達都會區(Jabodetabek) [1] 人口已超過三千萬,是僅次於東京的世界第二大都會。「不管如何發展,我都會在這裡直到我老死/但這裡並不屬於我」,搖滾樂團Slank在2001年所發表的〈Jakarta Pagi Ini〉(中譯:今晨的雅加達),講述了在雅加達打工的異鄉人的掙扎,這大抵也反映了這群得養家與建設國家的勞動者的心境。

街頭是生存的修羅場,在午後經常降暴雨的雅加達,華美的購物中心外總有備好雨傘的街童(ojek payung),讓身穿高檔衣著的人租傘,他們則淋著雨陪客人走到車站或路邊攔計程車,以賺取微薄收入;帶著一壺熱水與即溶咖啡包、分裝成小包的點心、香菸或抹布的街賣者(pedagang asongan),在車陣中與天橋下做起小生意;而舊式公車上則有揹著吉他、烏克麗麗、膠管製手鼓(gendang paralon)或瓶蓋製搖鈴的街唱者,選在特別壅塞的路段,跳上車賣唱。

Iwan Fals的作品時常是街唱者的歌單,像〈Bongkar〉、〈Doa Pengobral Dosa〉(罪人的祈禱)、〈Surat Buat Wakil Rakyat〉(給民代的信)、〈Ujung Aspal Pondok Gede〉(路的盡頭)等,都時常能在街頭聽到,除了是因為這些歌曲在印尼中低階層的傳唱度高之外,可能也與Iwan Fals曾有十多年的街唱背景有關。Iwan Fals雖然來自經濟環境不錯的家庭,但基於對家庭的反抗,他從13歲開始瞞著父母到街上賣唱,甚至在他成為發片歌手以後,他仍在車站、市場唱歌。1982年Iwan Fals為了抵制在市場向街唱者勒索的流氓,他跟同為街唱者的Anto Baret在雅加達南區成立了「街唱者樂社」(Kelompok Penyanyi Jalanan),這個街唱者社群在雅加達的獨立音樂場景中,至今仍是草根的代名詞。

很多在8、90年代成長的印尼人,深受Iwan Fals的影響,不管是他的政治反動歌曲在90年代末期促使年輕人上街,激化了運動的能量,還是那些反映失業、無家、性工作者等邊緣族群的歌曲,諷刺並衝撞著蘇哈托標榜光明正向的新秩序時代。

雅加達人生三重奏》在2013年上映,導演Daniel Ziv花了五年時間,記錄三位街唱者在雅加達街頭討生活的故事。拍攝期間,正好經歷了改革時代的第一個十年,很明顯地,如同紀錄片主角Ho所唱:「改革/自慰/腐敗/場面話」,改革無法馬上讓印尼變成人人富足的國度,新自由主義取代了新秩序,國家以一種狂飆的態度,試圖在短時間內趕上「先進國家」之列,然而新秩序遺留下來的各種成文及不成文的規範,仍在方方面面牽制著社會的進步。

人民在日復一日的勞動中,為國家與資本家賺取回扣及利潤,但持續攀升的物價與貧富差距,促使他們面對著更艱困的未來。印尼中央統計局(Badan Pusat Statistik, BPS)截至2018年三月數據統計 [2] ,全國2億6千萬人口中,貧窮人口約有2595萬人(9.8%),雅加達都會區約佔了其中的150萬(5.7%)。

爸爸又結婚了/媽媽獨自ㄧ人/我變成這樣/黑色的眼窩吟唱著/錢在哪兒/哪兒就有人挨餓/米飯在哪兒/我得想辦法活下去/大麻跟酒精讓我昏迷/我藉此逃避/各種顏色在我身體上/我迷路了/成為街頭的孩子/成為車站裡人們嗤之以鼻的我」這是一首2017年的噹嘟樂(Dangdut)歌曲〈Cerita Anak Jalanan〉(中譯:街童的故事),曾被好幾位當紅的噹嘟明星翻唱。ㄧ直以來,印尼不乏這類描繪社會底層的歌曲,很多時候演繹這些歌曲的人也在傾訴自己的故事。音樂向來回應著社會的現實,受庶民喜愛的噹嘟樂,更反映著真實的底層,並由街唱者在街頭延續這些歌謠的人道精神。

然而在場景之外,這些歌曲更像是控訴,像是用來與生存談判的籌碼,像紀錄片另外ㄧ位主角Titi所言,唱宗教歌曲是爲了讓公車上那些包頭巾的穆斯林乘客願意掏錢打賞,但爲了到街上賣唱,她卻得脫掉自己的頭巾。總是有所犧牲,改革也是,在擁抱世界的同時,印尼人正經驗著農村價值的崩解,他們只能在歷史創傷與新時代的衝擊中,揣摩何以成爲自由世界的公民。


[1] 指Jakarta-Bogor-Depok-Tangerang-Bekasi。
[2]Data dan Informasi Kemiskinan Kabupaten/Kota Tahun 2018》。

參考資料:
1. Wallach, Jeremy. (2008). Modern Noise, Fluid Genres: Popular Music in Indonesia, 1997–2001.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 Murray, Jeremy A., & Nadeau, Kathleen M. (Eds.). (2016). Pop Culture in Asia and Oceania.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3. Muhammad Andika Putra. (2018). “Empat Lagu Bernapaskan Reformasi”. CNN Indonesia.
4. Erik Prasetya. (2018). “Hari-hari jelang Reformasi, 20 tahun lalu, dalam gambar dan catatan”. BBC Indonesia.
5. Dicky Dwi Ananta. (2014). “Ekonomi-Politik Indonesia Pasca Orde Baru: Transformasi Oligarki dan Disorganisasi Akar Rumput”. IndoPROGRESS.

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畢。雲門舞集第10屆「流浪者計劃」流浪者,期間開啟其對移民、移工的研究興趣。2015年開始服務於「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及「移民工文學獎」,同時為台北車站行動圖書館創辦人。2016年入選第二屆「全球客家串流計劃」,並統籌出版印尼作家Sunlie Thomas Alexander的文集《幽靈船》。於「獨立評論@天下」經營有專欄「暗夜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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