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耐心／耐心等待／這是我們得到的回應／顯然我們得上街／擊敗橫行的魔鬼」印尼樂人Iwan Fals在SWANI樂隊時期發表的〈Bongkar〉（中譯：推翻）在2009年被印尼《滾石雜誌》選為史上最佳歌曲的第一位，這首歌，也曾在1998年的街頭運動中被廣泛傳唱。
印尼自1965年「930事件」政變後，親美的蘇哈托開啟了往後32年的新秩序時代（Era Orde Baru），該政權憑藉美國經援以及為人詬病的「KKN」（Korupsi-Kolusi-Nepotisme，意旨貪汙、官商勾結、裙帶關係），雖為印尼帶來穩定的經濟發展與基礎建設，但在冷戰特殊的歷史情境下，人權與言論自由長期被壓抑，導致百萬人入獄、被失蹤、甚至喪生。1997年的印尼，跟許多亞洲國家一樣面臨金融風暴的衝擊，KKN助長了財政赤字，企業外債高築，工廠倒閉、失業問題也接踵而至，民生危機卻也觸發了政治轉型的機會。蘇哈托在軍方為了分化而濫造的血腥暴亂，與學生抗爭的喧囂中黯然下台。
1989年發行的〈Bongkar〉有如預言，新秩序政權被憤怒的群眾「推翻」，印尼進入前所未有的改革時代（Era Reformasi）。改革是國家民主化的習作，意味著人民得以自由發聲，如雅加達的噪音——清真寺喚拜廣播、刺耳的汽機車喇叭與引擎、市場與車站各種叫賣與乞討、或是鄰里間電視、收音機與雞啼——除了呈現雅加達紊亂的都會景觀，這也是後改革時代裡，人民試圖擺脫上個時代束縛的表態。
新秩序時期，私人土地買賣成爲常態，農民失去土地，也失去在自己土地養活自己的能力。過去二十年，雅加達湧入越來越多為了重建家庭經濟，到都市討生活的外省人口，雅加達與周遭鄰近的幾個工業縣市已連成一片，至今雅加達都會區（Jabodetabek） [1] 人口已超過三千萬，是僅次於東京的世界第二大都會。「不管如何發展，我都會在這裡直到我老死／但這裡並不屬於我」，搖滾樂團Slank在2001年所發表的〈Jakarta Pagi Ini〉（中譯：今晨的雅加達），講述了在雅加達打工的異鄉人的掙扎，這大抵也反映了這群得養家與建設國家的勞動者的心境。
街頭是生存的修羅場，在午後經常降暴雨的雅加達，華美的購物中心外總有備好雨傘的街童（ojek payung），讓身穿高檔衣著的人租傘，他們則淋著雨陪客人走到車站或路邊攔計程車，以賺取微薄收入；帶著一壺熱水與即溶咖啡包、分裝成小包的點心、香菸或抹布的街賣者（pedagang asongan），在車陣中與天橋下做起小生意；而舊式公車上則有揹著吉他、烏克麗麗、膠管製手鼓（gendang paralon）或瓶蓋製搖鈴的街唱者，選在特別壅塞的路段，跳上車賣唱。
Iwan Fals的作品時常是街唱者的歌單，像〈Bongkar〉、〈Doa Pengobral Dosa〉（罪人的祈禱）、〈Surat Buat Wakil Rakyat〉（給民代的信）、〈Ujung Aspal Pondok Gede〉（路的盡頭）等，都時常能在街頭聽到，除了是因為這些歌曲在印尼中低階層的傳唱度高之外，可能也與Iwan Fals曾有十多年的街唱背景有關。Iwan Fals雖然來自經濟環境不錯的家庭，但基於對家庭的反抗，他從13歲開始瞞著父母到街上賣唱，甚至在他成為發片歌手以後，他仍在車站、市場唱歌。1982年Iwan Fals為了抵制在市場向街唱者勒索的流氓，他跟同為街唱者的Anto Baret在雅加達南區成立了「街唱者樂社」（Kelompok Penyanyi Jalanan），這個街唱者社群在雅加達的獨立音樂場景中，至今仍是草根的代名詞。
很多在8、90年代成長的印尼人，深受Iwan Fals的影響，不管是他的政治反動歌曲在90年代末期促使年輕人上街，激化了運動的能量，還是那些反映失業、無家、性工作者等邊緣族群的歌曲，諷刺並衝撞著蘇哈托標榜光明正向的新秩序時代。
《雅加達人生三重奏》在2013年上映，導演Daniel Ziv花了五年時間，記錄三位街唱者在雅加達街頭討生活的故事。拍攝期間，正好經歷了改革時代的第一個十年，很明顯地，如同紀錄片主角Ho所唱：「改革／自慰／腐敗／場面話」，改革無法馬上讓印尼變成人人富足的國度，新自由主義取代了新秩序，國家以一種狂飆的態度，試圖在短時間內趕上「先進國家」之列，然而新秩序遺留下來的各種成文及不成文的規範，仍在方方面面牽制著社會的進步。
人民在日復一日的勞動中，為國家與資本家賺取回扣及利潤，但持續攀升的物價與貧富差距，促使他們面對著更艱困的未來。印尼中央統計局（Badan Pusat Statistik, BPS）截至2018年三月數據統計 [2] ，全國2億6千萬人口中，貧窮人口約有2595萬人（9.8%），雅加達都會區約佔了其中的150萬（5.7%）。
「爸爸又結婚了／媽媽獨自ㄧ人／我變成這樣／黑色的眼窩吟唱著／錢在哪兒／哪兒就有人挨餓／米飯在哪兒／我得想辦法活下去／大麻跟酒精讓我昏迷／我藉此逃避／各種顏色在我身體上／我迷路了／成為街頭的孩子／成為車站裡人們嗤之以鼻的我」這是一首2017年的噹嘟樂（Dangdut）歌曲〈Cerita Anak Jalanan〉（中譯：街童的故事），曾被好幾位當紅的噹嘟明星翻唱。ㄧ直以來，印尼不乏這類描繪社會底層的歌曲，很多時候演繹這些歌曲的人也在傾訴自己的故事。音樂向來回應著社會的現實，受庶民喜愛的噹嘟樂，更反映著真實的底層，並由街唱者在街頭延續這些歌謠的人道精神。
然而在場景之外，這些歌曲更像是控訴，像是用來與生存談判的籌碼，像紀錄片另外ㄧ位主角Titi所言，唱宗教歌曲是爲了讓公車上那些包頭巾的穆斯林乘客願意掏錢打賞，但爲了到街上賣唱，她卻得脫掉自己的頭巾。總是有所犧牲，改革也是，在擁抱世界的同時，印尼人正經驗著農村價值的崩解，他們只能在歷史創傷與新時代的衝擊中，揣摩何以成爲自由世界的公民。
[1] 指Jakarta-Bogor-Depok-Tangerang-Bekasi。
[2] 《Data dan Informasi Kemiskinan Kabupaten/Kota Tahun 2018》。
參考資料：
1. Wallach, Jeremy. (2008). Modern Noise, Fluid Genres: Popular Music in Indonesia, 1997–2001.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 Murray, Jeremy A., & Nadeau, Kathleen M. (Eds.). (2016). Pop Culture in Asia and Oceania.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3. Muhammad Andika Putra. (2018). “Empat Lagu Bernapaskan Reformasi”. CNN Indonesia.
4. Erik Prasetya. (2018). “Hari-hari jelang Reformasi, 20 tahun lalu, dalam gambar dan catatan”. BBC Indonesia.
5. Dicky Dwi Ananta. (2014). “Ekonomi-Politik Indonesia Pasca Orde Baru: Transformasi Oligarki dan Disorganisasi Akar Rumput”. Indo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