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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9

詹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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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幽靈:從《入戲》談起

自從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新冷戰」一詞甚囂塵上,意味著冷戰時代並沒有真正過去,即使柏林圍牆倒塌都已卅年,但是近年來東西兩大陣營似乎又開始各自拉幫結夥、重整隊伍,準備進行下一輪的競爭與對抗。

國際局勢如此,不免也牽動著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及政治文化,尤其特殊的歷史所造就出的文化特質最是難以撼動,倘若形成那些特質的歷史因素(所謂時代的幽靈)並未真正被時間滌清的話。

在看過中國導演董雪瑩拍攝的紀錄片《入戲》(In Character)之後,叫人吃驚的是:不僅冷戰時代沒有過去,連大陸內部的文革也還沒有過去!

《入戲》是董雪瑩在葉京導演2012年籌拍的電影《記得少年那首歌》(Songs of the Youth 1969)中所側拍的幕後紀錄,那知這個電影製作過程的側拍卻紀錄了一場真實上演的文革鬥爭。

葉京導演原本就是想拍部文革時期的懷舊電影(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主),才開始籌備《記得少年那首歌》。從幕後主要編導製片來看,雖然台灣觀眾可能對葉京導演不熟,但這並不是一部尋常電影,畢竟有馮小剛任監製、王朔任美術指導,這兩位不但在中國電影及文學界都是知名的重要人物,連同導演三位全都是經歷過文革時期的所謂北京「大院子弟」,甚至還請來台灣新電影大腕剪輯師廖慶松來操刀剪輯(讓外部觀點介入以避免自說自話?),最終上映的電影片長竟長達246分鐘,堪稱史詩級電影,原訂2016年四月上映,但因故延期,半年後才正式上映(可惜未在台灣上映)。

在籌拍時還在選角的階段,身為幕後紀錄的董雪瑩就進場側拍了,葉京導演的方法是先大量試鏡,找出一批他認為有潛力又合適的男女演員,然後把他們集中到四川一處軍工廠,實際體驗當時軍工廠內的集體生活,為的是希望演員從內到外的氣質及「情懷」,能夠最貼近那個時代。

在《入戲》之外的其他幕後紀錄片段中,葉京導演對著那批「八十後、九十後」的演員們說道:「我是希望看到你們身上最本質的東西,就是你們都能跟我一塊回到那個年代⋯⋯」、「我每天都想從你們身上看到離我的那個年代的東西越靠近越好,你們靠近了那個年代等於靠近了我的內心,就是我的內心世界,就是我內心的桃花源。」

就這樣,十幾個年輕男女演員被丟回了1969年「體驗文革生活」:不僅對外封閉,電子通訊設備(手機、電腦等)都要繳出禁止使用,甚至不許外出,也沒有假期,每天如軍人般受訓,唱歌答數、按表操課、高呼毛語錄,葉京導演相信一段時間後他們就都能體會、進入那個「純真年代」。

然而這種集體生活還不到一個禮拜就出問題了:其中一位演員江思遠趁導演前來探視時,私下去向導演討假想回家見一下可能將過世的外公,導演當下怎麼反應影片中沒拍到,但是透過副導及其他成員所召開的批評大會,這件事被公佈出來並且要求自我批評,然後整個少年班的演員組就爆了!所有的組員痛批江思遠這種自私不長眼的行為,讓過去大家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費,因為劇組事前已經一再申明相關規範及戒律,還有人干犯,有可能因此耽誤整部電影的拍攝,甚至連累整組演員被取消換人。

之前有位女演員黃幻就曾向導演告假去香港幾天,結果患了感冒回來,又耽誤了導演開會,於是被撤換,但此事未被董雪瑩剪進《入戲》片中,而是被放在其他的幕後花絮片段裡,這表明導演用人的態度很堅決,所以劇組裡的人為了貫徹導演的意志,都一再提醒這些少年班的組員們「全身心投入」的重要。

葉京導演離開軍工廠回北京後就沒在影片中出現了,所以他實際上的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從北京派來兩位調查員,劈頭就說導演已將此事「上升為江思遠事件」,要求所有人嚴厲批評檢討,於是劇組又開了一次「批鬥江思遠大會」(之前已經開了兩次),組員們讓江思遠戴上白色高帽、掛上牌子,開始輪番砲轟,「鬥私批修」。

重點不在於江思遠實際犯行有多荒謬離譜(頂多反映出他對拍片的態度較他人輕慢),而在於一週以前這群從未經歷過文革(雖然有看過相關影像)的年輕男女,忽然可以用文革式的語言及方式開起批鬥大會,不用人教,也沒有劇本,一切活生生地在攝影機前自然而然地上演了起來,這也是董雪瑩將此片命名為《入戲》的因由。

不知道這是出於葉京導演的刻意安排還是無心插柳的意外,因為演員們非常有可能因為這個過程而真正回到文革時期,而在影片前半部,葉京導演邀集所有演員一起看文革時期的新聞資料影片,對大家講起他編導此部電影的初衷時,並不單純只是懷舊而已,他也含蓄地對那個時代有所批判:「這是最有骨性的時代,沒有任何國家敢小看中國的年代,就是這個年代⋯⋯你別以為就是現在這個鏡頭裡的這一代人他們特可悲,他們確實也很可悲,包括我在這個裡面,這一代人就是被洗腦給洗成這樣了,但是你們不要忘了,恰恰是在這個鏡頭裡的這一代人,現在在創造中國新的歷史。這個年代,文化大革命,全體中國人都是搖滾,這就叫搖滾,一個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領著大家一起嗨、搖滾。」

他說:「我們要用美好去化解那個年代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巨大的創傷。」

葉京導演經歷過毛澤東以個人權威強壓所有中國人民的時代,有毛撐腰,四人幫掀起文革,所有中國人學到集體第一,不敢有個人私心;結果葉也以同樣的權威強壓所有劇組成員,讓他們用最直接也最快的方式「經歷文革」,認知到「人和就是一切」、「團結所向披靡」,被批鬥的江思遠面對最後一個組員的問題:「你現在心裡把什麼放在第一?」時,他的回答是:「集體。」

這個集體與個體的價值之爭自來就是政治的核心領域,但不要以為它們分別代表左派共產主義與右派資本主義的價值,這其實是極權政治,只是表現在中國共產社會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有所不同。

德國導演丹尼斯・甘塞爾(Dennis Gansel)2008年的《惡魔教室》(The Wave)、保羅・舒林(Paul Scheuring)2010年拍的《叛獄風雲》(The Experiment)以及2015年凱爾・派崔克・阿瓦瑞茲(Kyle Patrick Alvarez)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這幾部電影皆本於1971年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於史丹佛大學進行一項人類心理實驗,他找來一批大學生,依其自願分為獄卒及囚犯兩組,模擬監獄的實際行為,結果大家很快便進入了自己的角色情境之中(入戲),甚至發生幾近於虐囚的事件,實驗只進行了六天便因事態嚴重必須中止,雖然之後有報導聲稱這是一場騙局,某位扮演囚犯者假裝精神崩潰以使實驗提前結束,但整個事件過程仍有參考價值。

《入戲》裡的「江思遠事件」與「史丹佛監獄實驗」在某種程度上十分相似:只要人類社會自我封閉起來,不論規模大小(從十億人的中國到數十人的劇組或者十數人的監獄),總會有人以集體之名要求其他所有人自我犧牲,抹除個體差異,團結一致,而形成極權統治的社會。這也是為何奧地利裔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針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時會提出自由與民主的「開放社會」;而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則認為對納粹德國而言,所有歷史都是種族鬥爭的歷史,對共產蘇聯而言,所有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一旦這些成為無可挑戰的前提,國家的所有行為都會被正當化、合理化,極權也就成為必然。

從冷戰到新冷戰,東西雙方的長期對峙已經對全人類都造成影響,在中國,改革開放卅年之後面對中美貿易戰又開始漸漸走向封閉,文革時代的幽靈會不會又回轉過來?這是重蹈歷史災難,相信連中國人民都不願見到,然而我們自詡站在民主自由的一方,卻也常常忘記自己最重要該堅守的價值,比如在網路同溫層(其實這也是個封閉環境)中霸凌批鬥有異見者,又或者以集體之名要求表態認同某種立場或意識形態,凡此均與「開放社會」的理念背道而馳,看看對岸的《入戲》這部片,我們或許也該想想自己社會裡有哪些時代的幽靈還未被除去?

資深影評人686、前有河book書店店主,著有影評集《看電影的人》,曾獲2016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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