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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9

羅苡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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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列車》與《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活在他人創造的美中

(編按:本文為《紀工報》【焦點影片】企劃以《回程列車》及《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為主題的系列文章之一,Giloo經授權轉載。原文網址

「對我而言,『時間』的噪音並不悲傷:我愛銅鐘、時鐘、手錶,而我回想起,最早的攝影器材是跟櫥櫃的製作以及精準的機械有關:簡言之,相機就是觀看用的時鐘,也許在我體內,還有一個古稀老人,依然能在攝影的機制中聽到木頭的生命之音。」
——羅蘭·巴特,《明室》。轉引自傑夫・代爾為《攝影的異義》所寫的導言

現在,當我回想黃邦銓的《回程列車》(Return,2017)與《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Last Year When the Train Passed by,2018)時,我寫下了幾個詞彙:電影書寫、旅行、記憶。

《回程列車》/圖片:導演黃邦銓 提供

接著,從這些詞彙出發,去理解一位創作者:

一、電影書寫:黃邦銓看待電影的意義——以法國導演羅伯・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話語來說——是一種渴望借助「機器嚴格的漠不關心」,企及「預知」那般高度的努力:「你意料之外的,無非你暗中期待」;「將自己置於無知和強烈好奇的狀態,但仍要能遇見事情」 。

二、旅行:他不知道自己將拍下什麼照片,但當他按下底片相機的快門時,就彷彿他事先就知道了似的;他對自己最終會用什麼方式書寫下這部電影一無所知,但當他踏上旅途時,就彷彿他早已密謀好了似的。與誰的共謀?與電影的共謀。這份秘密讓他得以在近乎盲目中接受引導,而影像,此刻多麽像是一份禮物、一份原初的悸動。

三、記憶:黃邦銓在意的是影像本身,在被科技遠拋在後的過時當中,翻箱倒櫃地尋求新意。就像他的電影——向那些被遺忘的、消融在時間裡的事物說:你們並不孤單——他固執地停留在那個數位相機尚未出現的年代,以雙手沖洗底片時,就像在雕刻名為記憶的石柱,指尖凝定、眼神低垂,如處深淵;而當他剪輯時,他的雙手將流瀉而出的聲響組構成記憶空間,就仿若正在彈奏琴鍵,手指起落、臉龐仰望,如臨天啟。結果是:聲音與影像分秒不差、恰到其位——電影,關乎時間與節奏。

面對創作,黃邦銓自問「怎麼拍」的次數,也許遠多於自問「為什麼拍」與「拍什麼」的次數。換個方式來說,他似乎永不會被「為什麼拍」與「拍什麼」這樣的問題囚困;他思考的,並非是「以影像作為途徑去講一個故事」,而是「什麼樣的物事能夠在電影世界裡成立、進而傳達、使人感受」。

試著想像《回程列車》的起點:你在即將整修的老家發現裝滿舊照片、書信與日記的箱子 4 。藉由這些塵封文件上標示的年份,你知道它們乘載了這個家族在台灣落地生根後的記憶。對於自己的家族,你就只擁有這些。如今,你想拍一部電影。

為什麼拍?
——家族故事從未被述說、渴望與祖父相遇、想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也許都是。

拍什麼?
——不可挽回的逝去、超越時間的愛、無盡綿延卻永不抵達的想望⋯⋯也或許都是。

那麼,你要怎麼拍呢?

《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圖片:導演黃邦銓 提供

《回程列車》:剝奪不了的旅程

「我想先反對《回程列車》是私人情感連結家族鄉愁,個人是認為注重在『時間』的表現勝過於內容。⋯⋯我不為了抒發個人情感、宣揚議題或是賺人熱淚而拍影片,所有的創作都為了表達『時間』。」
——黃邦銓

以數幀匯聚了光陰與相逢、如記憶那般永恆卻又模糊的靜態照片,去理解那麼一個陌生而親暱的地方。這列搭載著旅人「我」(Moi)的回程列車,在歐亞大陸上越過一個個邊界。它一路從法國的圖爾寬、魯貝、里爾、巴黎、史特拉斯堡,行經德國的柏林,逼近波蘭與白俄羅斯的邊境,又從俄國的莫斯科駛入蒙古,在中國的領土上朝大陸與海洋的邊界前進著。

什麼樣的地方?列車駛過的可不只是具體的地理空間。在人與人的偶遇間、喧鬧與靜寂的相互襯托裡、黑夜與白晝的推移中,那個地方逐漸鮮明而清晰:擦身而過的人們,都回到了溫暖的家;司機因家鄉近了,愉悅地按下喇叭,火車鳴響笛聲駛入隧道。

然而,在那個地方逐漸清晰的同時,它卻又是如此地難以企及,以至於這些照片在拍下時,都瀰漫著淺淡的否定意味:「我」的目的地似乎比這世界上的所有人都還要遙不可及;入夜的車廂空無一人,只剩下「我」還隨著火車朝某個未明的方向前進。

火車在光源極低的環境當中,駛入了森林,迎來晨光。旅人的眼睛始終望向窗外,並與另一個「他」(Lui)的回憶不期而遇。隨著旅途的進展,以不著邊際的老舊相片勾勒輪廓的「他」,面貌也逐漸鮮明:他被迫離開有著溫暖爐火的家鄉,登上軍艦來到陌生的島嶼。不知何時可以回家的他,在島上謀得了一份差事。不久後,由遠而近的、槍枝擊發的巨響,讓躲進床底的他,想起了童年狹小家屋中的溫暖爐火。

旅人傾訴「他」的故事時,其中的熟悉程度,就彷彿訴說的對象並不是複數的「他」,而是獨一無二的「你」——你。親愛的祖父;而這些在歐亞大陸上的不同地域拍下的無數照片,傳遞的都是同一個地方——家。一個渴望抵達,卻從未抵達過的地方。一個不可被形象化的精神之地。

然而,正因為這個地方不可被形象化,身為觀眾的我們也無從得知:這些在「我」的想像中回到家鄉的人們,他們的家鄉真的近了嗎?也許,他們都有可能是那位因為沒買票,在被警察趕下車時大喊「種族歧視」的男人,在階序分明的現代城市中無所依歸 7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當旅人「我」提到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回家」時,其實是以其反面論述,傳達自己「怎麼樣都回不了家」。這也是為什麼在旅人「我」心中,返鄉這件事絲毫沒有帶來安全感,取代而之的是由返鄉人潮所引來的焦慮 8

這份焦慮也體現在語言的使用當中。旅人「我」擁有清晰的邊界,宛若汪洋中的孤島,而這樣的邊界以語言打造而成。語言確實是能夠直接彰顯「身處異地」這類孤獨感的媒介之一,隨著地理空間的延伸,語言的陌生化也勢不可擋 9 。而這份內在焦慮與外在語言攜手打造的疏離狀態,與其說是一份鄉愁,不如說是一份過分清晰的自覺更為精確:黃邦銓——那位隨著新年返鄉潮搭上回程列車的旅人——心知肚明的是:這是趟註定失敗的旅途。

失敗有兩層意義:《回程列車》回不去的不只是橫向空間向度的「家」,還包括縱向時間向度的歷史時空,也就是黃邦銓的祖父所經歷的國共內戰與二二八事件。這樣雙重的「回不去」,在《回程列車》趨近終點時以實體的海洋呈現。如果鐵路意味著連繫的網絡,那麼,海洋則代表了隔絕——電影在海浪拍打上岸的聲響中、在超 8 釐米底片所拍攝的臺灣海峽中嘎然而止。就空間向度而言,不可跨越的海的另一頭,有著黃邦銓的家鄉臺灣;就時間面向而言,彩色動態影像中的海洋意味著流動的此時此刻,相較之下,構成這部片的黑白靜照便成了無法回溯的、定格的過去。

作為創作者的黃邦銓深知這雙層意義的「回不去」,同時也打定主意「不回去」。這份清晰的自覺,早在他踏上旅途時就存在。如此一來,《回程列車》就絕非是一趟依循「鄉愁」或「歷史責任」而啟程的旅途,這趟旅途的啟程需要的是「回家」與「記憶歷史」之外的理由,好讓旅人「我」與祖父「他」,在電影開創的時空裡,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相遇。

而黃邦銓也深知那份理由:旅途不是為了回到過去,也絕非重訪記憶之地,而是全新的經歷。或許,這也是為什麼他如此深刻地思索「怎麼拍」的緣故——因為那外於鄉愁與歷史責任的理由,同時也是創作的理由:創作是一趟只屬於他的、不可被剝奪的旅程。

《回程列車》/圖片:導演黃邦銓 提供

《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遺忘即是珍重

「回憶是我們與逝者所能建立的唯一關係。⋯⋯然而於遠超人壽的集體歷史中,追憶的價值卻帶給我們複雜的訊息。⋯⋯追憶太多的舊怨徒然令人苦澀。要和平就是要遺忘。要和解,人的記憶需要侷限,需要出點錯漏。」
——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頁130。 10 

在光線尚未烙印在底片上頭之前,聲響已比影像早些來到。火車行駛的聲音帶領我們走進這節繞行南臺灣的普通快車車廂中。這是目前全臺僅剩的普通快車:老舊普魯士藍的軟墊座椅、天花板上如陀螺般旋轉的電扇、閃爍的暈黃燈光、能夠手動提起,並以窗緣的金屬卡榫固定的車窗......隨著取景畫面逐漸放大,車窗消失在景框外,取代而之的是窗外流逝的景色,乍看之下就宛若水彩畫中的清淺河流。

黃邦銓依據前一年搭乘火車時記下的 GPS 定位 11 ,沿途再訪那些他曾經以底片相機拍下照片的家戶,並以這樣的提問出發:「去年,火車經過你家時我拍了這張照片,那時的你在做什麼呢?」然而他想探尋的,似乎並非這個問題本身,而是《回程列車》那未完的遺續:如果我們真的回不去記憶的場景,那麼,遺忘會(應該)是出口嗎?

攝於前一年的照片,通常出現在「時間感模糊」的時候:火車駛入鑿穿山體的隧道時,鳴起的響亮笛聲彷彿正穿透某個朦朧場景;接著,翻動相紙的聲響,將我們召喚回按下快門的當下。黑白靜照與彩色動態影像形成鮮明的今昔對比,而黃邦銓與訪問對象的對話,又將我們帶回一年後的現在。

《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中的五段訪問,在無意之間讓觀眾瞥見了當代臺灣農村的一隅:訪談的對象(至少是被呈現出來的那些)由老年男性所組成。由於身體不再健朗,在他們退休後的日常生活中,所及的空間範圍不外乎是附近的友宅。他們對火車的記憶時常是離鄉的子女:比如說,第一位受訪者會與女兒在火車經過家門前時相遇 12 。他在黃邦銓的攝影機前凝視著鏡頭,就好似那位女兒搭乘火車經過家門時,眼中所看見的父親——不。那就宛若是等待女兒搭乘火車經過的父親,希望女兒所看見的他。

伴隨著現代化的想像,人們移動的疆界拓寬的同時,火車搭載的是離鄉與返鄉、送別與重逢的記憶,並因此成為了重新度量時間感與空間感的物件。因此,在《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裡,火車也成為了度量生、老、病、死的量尺:第三位受訪者,在黃邦銓初訪與再訪的這一年間失去了妻子。曾目睹這對伴侶一同坐在廳門內的黃邦銓,拍下了此刻空缺的座椅;第四位受訪者以片中唯一的普通話,說著照片中家屋的主人已不在人世。即便如此,黃邦銓仍沿著山路跋涉,拍下那棟已成廢墟的平房。

度量生死,使得這趟旅途愈來愈找不到與一年前的照片相符的人、事、物。遺忘、死亡、缺席、不可挽回的逝去......填塞了整部影片。

然而,這卻不曾成為這部片沈重的負擔。如果說《回程列車》是在質疑「再現記憶」可能性的前提下,依舊試圖去回溯它;那麼,《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則比《回程列車》更為激進。它直接地肯認了遺忘的必要,並試圖在這麽一個對「記憶」的呼聲高過於思考的時代,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我們真的能夠輕易以「正義」為名,譴責那些無法負荷記憶的人嗎?

「記憶」確實使逝者以奇特而迂迴的方式活下來——活下來的逝者早已不是作為原先獨立的個體而存在,而是作為普遍的命題而存在,藉此象徵著人們面對某些處境的狀態。就這點而言,「記憶」是某種希望,然而這樣的希望卻也逃離了逝者已逝的現實。

不同於《回程列車》使祖父以奇特而迂迴的方式活在每個觀眾心中,《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正視的是人人邁向死亡與被遺忘的現實。或許,承認並接受這層現實,才是放下生死隔閡的途徑:人們不必要以奇特而迂迴的方式活下來(被記憶),才能夠彰顯生死界線的模糊——這又是多麽美麗的弔詭:遺忘,即是珍重。

這樣的認知與體悟,並不像《回程列車》中那樣,是一份早在旅途前就過分清晰的自覺;相反地,它是黃邦銓透過旅途中與人的真實接觸而得來的感悟。可以說,從《回程列車》到《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黃邦銓的創作主體也從邊際清楚、自成孤島的疏離個體,轉化為在關係網絡中展現無限可能性的存在。透過與人真實的互動,他讓鐵軌真正成了聯繫並牽動眾人(包括他自己)的網絡——他人不是地獄;活在他人創造的美中。

因此,就如同法國作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的「『時間的噪音』並不悲傷」 13 ——延續著《回程列車》那道關於「回不去」的、懸而未決的提問,黃邦銓在《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中打造了屬於他的烏托邦:是的,死亡並不悲傷、遺忘並不悲傷。而這,同時也是「活在他人創造的美中」所帶來的禮物。

 

文章標題註:改寫自波蘭詩人亞當.札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的詩題〈在他人創造的美中〉。可參見亞當・札加耶夫斯基(2015)。《無止境》(第一版)(李以亮譯)。廣州:花城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2年)
註1:另有譯自許綺玲的譯文。可參見羅蘭・巴特(1997)。《明室》(修訂版)(許綺玲譯)。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原著出版年:1980年)
註2:此篇導言由吳莉君翻譯,收錄於約翰・伯格(2015)。《攝影的異義》(初版)(吳莉君、張世倫、劉惠媛譯)。臺北市:麥田出版。(原著出版年:2013年)
註3:羅伯・布列松(2000)。《電影書寫札記》(第一版)(譚家雄、徐昌明譯)。台北市:美學書房。(原著出版年:1975年)
註4:鄭景懋,〈來自異鄉人的影像信——專訪《回程列車》導演黃邦銓〉。《放映週報》第 622 期。
註5:改寫自俄國詩人曼德爾施坦姆(Nadezhda Mandelstam,1899-1980)的文句:「季節更迭。『這也是一種旅程,』M說:『這是他們剝奪不了的。』」轉引自阿蘭達蒂·洛伊(2017)。《極樂之邦》(第一版)(廖月娟譯)。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原著出版年:2017年)
註6:蘇及,〈消失在時間裏:專訪《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導演黃邦銓〉,《放映週報》第 651 期。
註7:可參見《回程列車》旁白:「有個男人被警察趕下車,因為他沒買票,接著他喊,『種族歧視』。」
註8:可參見《回程列車》旁白:「今天是十二月三十日,所有人都趕著回家,上千個背包和行李的輪子讓我很焦躁,趕緊跳上開往東方的火車。」
註9:可參見《回程列車》旁白:「我在一個名叫莫斯科的夢中。在這裡,沒有我能夠發音的文字,沒有我能夠理解的笑話。我再也分不清方向和時間。」
註10:蘇珊・桑塔格(2004)。《旁觀他人之痛苦》(初版)(陳耀成譯)。台北市:麥田出版。(原著出版年:2003年)
註11〈2018金馬影展_11.20_QA直擊:「華語短片B」〉。2018 年 11 月 21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09月 05 日。
註12:可參見《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對白:「沒什麼在坐(火車),(但)女兒會坐。女兒搭車時我會坐在這裡,她會打(電話)給我,她坐火車經過時,我會朝她揮手。」
註13:所謂「時間的噪音」,指的是攝影者以手指按下快門時,底片相機所發出的聲響。當羅蘭·巴特籠罩在鏡頭面前時,那是唯一令他感到可以忍受、甚至是他欲望之所繫的事物,並足以粉碎自己被曝光成影像時的致命屈辱——此處的「致命」並非誇大的詞彙。對羅蘭·巴特來說,攝影使被攝者(人)成為「像」(物),因此影像即是死亡本身。可參見羅蘭・巴特(1997)。《明室》(修訂版)(許綺玲譯)。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原著出版年:1980年)

1996 年生,目前就讀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為文字與影像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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