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人們發現科技擁有強大力量，對技術的看法與評價就逐漸趨於兩極，最終分化成為兩個陣營：科技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與科技悲觀主義（techno-pessimism）。
18世紀中期以前，科技樂觀主義佔了上風，認為科技是人類能力的拓展和延伸，能將人類從辛苦體力勞動與肉身限制中解放出來。例如，大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es Bacon）透過撰寫《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這本烏托邦小說，倡議國家根據科學原則和技術工藝來建造和經營，才能使人民幸福、社會強盛。然而，這種「賦予科技眾望」的觀點，到了20世紀中期幾乎全面消退。
經歷18與19世紀兩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烏煙瘴氣，以及被馬克思稱為「異化」（alienation）的單調工作模式，人們越來越懷疑科技是否真的帶來好處，再加上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先進武器造成的血腥與傷亡，科技不再被同義於解放，而是困住人類的牢籠。這種科技悲觀主義的典型人物，是另一位大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他批判現代科技把任何事物——包括人類自身——「框架」（enframe）成為可資利用的資源，最終結果不外乎科技掌控人類，而非相反。
時至今日，科技悲觀主義蔚為主流。打開報章雜誌或者網路媒體，不難看到標題中的「科技」一詞總是和「風險」、「衝擊」、「倫理」⋯⋯等相連。每當有新科技出現，人們總是習慣在第一時間查找和預測可能的危險，並以此呼籲停止研發或禁止使用。從人工智慧和自駕車，到人臉辨識和物聯網，各種倫理憂慮持續指稱這些科技將會瓦解人類社會的互信，並且侵蝕我們作為人類的價值。正是在這一片「科技唱衰」聲中，紀錄片《人類未來方程式》（The Future of Work and Death）顯得獨樹一格。
正如英文片名所示，《人類未來方程式》主要探討人類的兩個切身議題——工作和死亡。科技如何影響我們的工作？又會為死亡帶來何種不同風貌？透過採訪科學家、未來主義者、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人類未來方程式》雖然沒有提供明確答案和判斷，卻精準呈現了科技與社會的複雜關係。更重要的是，它沒有重彈科技悲觀主義的老調，而是給予科技樂觀論者一定的發言空間。
例如，在工作議題方面，《人類未來方程式》雖然照本宣科指出「人工智慧將會造成大量失業」，但也強調新技術往往會創造新職業，比如電腦科技發展之前並沒有一種工作叫做「程式員」（programmer/coder），因此整體而言，人類的職位數量可能不少於以往，只是工作內容產生變化。在死亡議題方面，雖然透過科技延緩或杜絕死亡可能造成人口過剩，甚至有冒犯死亡的宗教意義之虞，《人類未來方程式》也指出當人類擁有更多時間去思考和調整，這些我們現在視之為問題的種種，很可能不會出現，或者不至於成為問題。
會不會到了那個時候，死亡反而變成人類的追求與目的？如果死亡仍是人類自我認同的標誌，那麼我們是否應該發展「死的技術」，讓人類能夠選擇死亡的過程與方式？
更多的辯證與細節，就有待讀者透過觀影領會一二。我想在這裡特別指出的是，《人類未來方程式》其實暗示了某種介於科技樂觀與悲觀主義之間的第三種視角。這種視角不以科技發展為傲，要求社會與之配合，也不以人類道德為繩，要求技術以其為準。這種視角聚焦的是：「什麼樣的科技」與「什麼樣的社會」之間的搭配。如果機器能夠承擔人類所有體力或腦力工作，那麼是否仍需把工作視為人類生存的必須之一？如果我們無論如何珍視某些工作，那麼是否能夠透過科技來增加這些工作的價值、甚至使人們更樂於其中？同樣地，如果科技能夠讓人類免於死亡，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時間？會不會到了那個時候，死亡反而變成人類的追求與目的？如果死亡仍是人類自我認同的標誌，那麼我們是否應該發展「死的技術」，讓人類能夠選擇死亡的過程與方式？
這種視角不樂觀亦不悲觀，而是一種「共伴」（co-accompaniment）的態度，聚焦在科技與社會的雙向關係，亦步亦趨同時照看、形塑科技和社會的樣貌。要知道，不論是科技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兩者都沒有成功預言過科技對社會的影響。電視的推廣者曾說，電視能提供更充足、便捷、和真實的影像資訊，因此將會促使民智大開並健全民主制度。同樣的，蘇格拉底（Socrates）曾經大力反對書寫技術，因為使用紙筆無異詆毀人類的記憶能力，甚至鼓勵遺忘。顯然，這些預測從未成真，如今也沒人會把這些話當真。
共伴的概念，有助於克服科技樂觀和悲觀主義的無力。科學怪人之所以嚇人和害人，正是因為科學家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創造它之後就雙手一攤，讓它獨自面對社會、和其他人類接觸。如果我們承認，孩子需要細心的協助和培養才能安然成長，那麼其實科技亦當如是——畢竟，他／它們都是我們的創生物（crea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