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時隨地享受 Giloo 現在就體驗 Giloo App !
下載/開啟 App

2019.04.11

黃以曦
reading-list reading-prev reading-next

「人命可以標價嗎」不過是個假議題:《上帝的理賠師》

紀錄片《上帝的理賠師》講述的是一個特別的職位,以及正在這個職位的一名性格鮮明、行事斷然富爭議性的人物,即是專為美國大規模傷亡案被害人判斷救助賠償金的律師肯・范恩伯格(Ken Feinberg)。簡單來說,他的工作就是:「為人命定價」。

范恩伯格曾經手的著名案件包括越戰、美國911事件、華爾街金融海嘯、英國石油公司(BP)漏油事故,與面臨破產的美國國家養恤基金(Central States Pension Fund)制度。《上帝的理賠師》對范恩伯格進行了深入訪談,范恩伯格亦直率也精細地說明這份工作各種內與外在處境,紀錄片亦紀錄了范恩伯格出席的說明會、協調會,並採訪事件受害者與受難者家屬對此一體制及其所受到待遇的看法。

打從紀錄片一開始,范恩伯格就以毫無轉圜、毫無灰階的字句點出,關於重大事件所帶來的各種傷害與遺憾,金錢,確實無法做出真正的撫慰,但這就是美國體制。也就是說,對體制而言,沒有比付賠償金更具體的處理方式了,而一旦接受這個前提,也就必須接受整件事的遊戲規則。

那是怎樣的遊戲規則?「如果有人食物中毒、在人行道上跌倒,我們會讓該負責的一方,付錢給受害者。然而,如果你的身份是股票經紀人、銀行家,你所獲得的賠償,將會遠多於假如你是個服務生、軍人、消防隊員、警察。」范恩伯格舉例說。

在這裡,我們來到這部紀錄片聲稱要討論的,即是這個位置、這個人物最引爭議的核心:「人命可以定價嗎?」

傾聽范恩伯格的說明,跟著耙梳整個理路,過程中,儘管紀錄片同時帶進與我們原本同理心更吻合的,從受害者角度而來的抱怨甚至控訴,可隨著深入這部影片的旅程,我對這個題目的思考仍被動搖,甚至改變了。

一個人之於這個世界、之於他身邊的人,那個價值永遠不能也不該被量化,因此無法進行可共量性(commensurable)的比較;然而,在固定賠償總額下,每個人以其之於整個社會能做出的特定貢獻,確實是有分別的。

這中間最容易的混淆,在於「人vs.角色vs.貢獻」的關係。某甲與某乙的生命,何者更珍貴?銀行家和警察,誰才對文明、對社會更有貢獻?這樣的比較並不成立。然而,一名銀行家和一名警察,誰的不可取代性較高?關於由社經情勢與各種門檻所收束綜合結果的所謂此些位置之「不可取代性」,這是有答案的,答案是前者。

因此當這個體制為每個名字標上了價格,它並不是為這個人的絕對價值標價,一個人的絕對價值是千絲萬縷且有機的,無可能被標價較量,它是為他的相對意義標價。所謂「公平正義」建立在這此一相對性上。我們都擁有關於自我絕對價值的自覺,但我們是否也接受自己仍有個相對性意義、類似價格的屬性呢?我們是否在看待外人時,其實清楚意識到他們之於我們的相對意義、而非關絕對價值?

當《上帝理賠師》似乎用「人命可以標價嗎?」這個題目作為從紀錄片的發想、促發討論到電影文案,它似乎聳動,卻低調而意味深長地揭露這樣富有情緒的題目,或許其實是個假議題。可以這個挑釁為起點卻是有效的,通過整路綿密的溝通,來傳達,范恩伯格的工作如何不真如表面看來的爭議性——或者只是因為它牽涉到的巨量的情緒與脆弱,難免誘惑著人們的理盲濫情。

公平正義,是否不得不是冷酷的?在公民社會裡,我們主張自己絕對的價值的同時,是否不得不考量當我們接受此一社會的契約,我們其實也都接受了自己在裡面的相對身份?

紀錄片中有一段是,有漁民向范恩伯格陳情,表示因英國石油公司漏油導致他的生計遭遇困難,聲請更多賠償,范恩伯格要求他得提出他所謂「導致」(因果關係)的證據。該漁民說這太明顯了,除了BP漏油,不會有其他原因了。事實上,看著紀錄片,我也覺得當沒有其他重大事故,漏油是唯一變因,怎能不負責呢?然而無論是情感或直覺都沒有意義,擁有證明可以賠多少?只有概括的常理/常情,又能賠多少?這是必須區分開來的。

而除了此一「導致」到底等於多少金額,另一方面且是,范恩伯格掌握的委託方固定的賠償預算,多給A,必定得少給B。增加賠償金總額?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同樣的思考邏輯也出現在紀錄片中關於爭取退休金的案子裡,范恩伯格在精算後幫勞工保住了退休金,他們感激又開心,范恩伯格卻只是淡淡地說,這本來就是法律權限裡應該的結果,但別高興得太早,政府仍處於破產邊緣,若國會不趕快修法,這個決議未來仍可能翻盤。

公平正義,是否不得不是冷酷的?在公民社會裡,我們主張自己絕對的價值的同時,是否不得不考量當我們接受此一社會的契約,我們其實也都接受了自己在裡面的相對身份?接受在那裡頭的自己,只能是一個相對身份?

如果有什麼是這個「playing God」的位置更可能犯的錯,或許就是范恩伯格說的那個故事,范恩伯格談到必須親上第一線面對受害者和罹難者家屬的他,總自認為用了最大的耐心和同理心。有一天,一名孩子在911事件中於五角大廈罹難的父親告訴他,多少賠償金都沒有意義,失去兒子,作為父親的人生也就毀了。范恩伯格回答他:「我瞭解你的感受⋯⋯」。那位老父打斷范恩伯格,對他說:「我明白你的工作很艱難,但請記得,永遠不要對像我這樣的人說,你瞭解我的感受。因為你不可能瞭解,你這樣講只會讓我覺得高高在上和虛假(condescending and pretentious)」

這個范恩伯格口中他所犯過的嚴重的錯,是對他、也對我們釐清關於這個位置的理解:在這裡,你只能嚴峻地依照規則,盡可能對所有人公平。而你是否其實外冷內熱、是否打心裡希望為更多人一搏,其實都是妄想。你只能扮演好你的角色,你無法做得更多,你也不能以為自己能做得更多。

儘管人們確實多少能被賠償金所撫慰,但這永遠非關那個金額真足以為我們自己、我們所愛的人標定價格。那只是個數字,相對於各種面向、各種考量,以及該事件所牽涉到的其他人的一個排序、一個數字。當我們本來就是折損、變裝自己地進入社會,則我們在裡頭被標定的數字,就也只不過是該面具、該角色、該任務,所應得的數字。nothing personal!這似乎是句冷酷的話?但從另方面來看,卻也確立一落邊界,在邊界此側的我這個人的價值,永遠不是彼側以怎樣的判斷與定價可侵蝕的。

影評人,作家,著有《離席:為什麼看電影?》、《謎樣場景:自我戲劇的迷宮》。

生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