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上帝的理賠師》講述的是一個特別的職位，以及正在這個職位的一名性格鮮明、行事斷然富爭議性的人物，即是專為美國大規模傷亡案被害人判斷救助賠償金的律師肯・范恩伯格（Ken Feinberg）。簡單來說，他的工作就是：「為人命定價」。
范恩伯格曾經手的著名案件包括越戰、美國911事件、華爾街金融海嘯、英國石油公司（BP）漏油事故，與面臨破產的美國國家養恤基金（Central States Pension Fund）制度。《上帝的理賠師》對范恩伯格進行了深入訪談，范恩伯格亦直率也精細地說明這份工作各種內與外在處境，紀錄片亦紀錄了范恩伯格出席的說明會、協調會，並採訪事件受害者與受難者家屬對此一體制及其所受到待遇的看法。
打從紀錄片一開始，范恩伯格就以毫無轉圜、毫無灰階的字句點出，關於重大事件所帶來的各種傷害與遺憾，金錢，確實無法做出真正的撫慰，但這就是美國體制。也就是說，對體制而言，沒有比付賠償金更具體的處理方式了，而一旦接受這個前提，也就必須接受整件事的遊戲規則。
那是怎樣的遊戲規則？「如果有人食物中毒、在人行道上跌倒，我們會讓該負責的一方，付錢給受害者。然而，如果你的身份是股票經紀人、銀行家，你所獲得的賠償，將會遠多於假如你是個服務生、軍人、消防隊員、警察。」范恩伯格舉例說。
在這裡，我們來到這部紀錄片聲稱要討論的，即是這個位置、這個人物最引爭議的核心：「人命可以定價嗎？」
傾聽范恩伯格的說明，跟著耙梳整個理路，過程中，儘管紀錄片同時帶進與我們原本同理心更吻合的，從受害者角度而來的抱怨甚至控訴，可隨著深入這部影片的旅程，我對這個題目的思考仍被動搖，甚至改變了。
一個人之於這個世界、之於他身邊的人，那個價值永遠不能也不該被量化，因此無法進行可共量性（commensurable）的比較；然而，在固定賠償總額下，每個人以其之於整個社會能做出的特定貢獻，確實是有分別的。
這中間最容易的混淆，在於「人vs.角色vs.貢獻」的關係。某甲與某乙的生命，何者更珍貴？銀行家和警察，誰才對文明、對社會更有貢獻？這樣的比較並不成立。然而，一名銀行家和一名警察，誰的不可取代性較高？關於由社經情勢與各種門檻所收束綜合結果的所謂此些位置之「不可取代性」，這是有答案的，答案是前者。
因此當這個體制為每個名字標上了價格，它並不是為這個人的絕對價值標價，一個人的絕對價值是千絲萬縷且有機的，無可能被標價較量，它是為他的相對意義標價。所謂「公平正義」建立在這此一相對性上。我們都擁有關於自我絕對價值的自覺，但我們是否也接受自己仍有個相對性意義、類似價格的屬性呢？我們是否在看待外人時，其實清楚意識到他們之於我們的相對意義、而非關絕對價值？
當《上帝的理賠師》似乎用「人命可以標價嗎？」這個題目作為從紀錄片的發想、促發討論到電影文案，它似乎聳動，卻低調而意味深長地揭露這樣富有情緒的題目，或許其實是個假議題。可以這個挑釁為起點卻是有效的，通過整路綿密的溝通，來傳達，范恩伯格的工作如何不真如表面看來的爭議性——或者只是因為它牽涉到的巨量的情緒與脆弱，難免誘惑著人們的理盲濫情。
公平正義，是否不得不是冷酷的？在公民社會裡，我們主張自己絕對的價值的同時，是否不得不考量當我們接受此一社會的契約，我們其實也都接受了自己在裡面的相對身份？
紀錄片中有一段是，有漁民向范恩伯格陳情，表示因英國石油公司漏油導致他的生計遭遇困難，聲請更多賠償，范恩伯格要求他得提出他所謂「導致」（因果關係）的證據。該漁民說這太明顯了，除了BP漏油，不會有其他原因了。事實上，看著紀錄片，我也覺得當沒有其他重大事故，漏油是唯一變因，怎能不負責呢？然而無論是情感或直覺都沒有意義，擁有證明可以賠多少？只有概括的常理／常情，又能賠多少？這是必須區分開來的。
而除了此一「導致」到底等於多少金額，另一方面且是，范恩伯格掌握的委託方固定的賠償預算，多給A，必定得少給B。增加賠償金總額？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同樣的思考邏輯也出現在紀錄片中關於爭取退休金的案子裡，范恩伯格在精算後幫勞工保住了退休金，他們感激又開心，范恩伯格卻只是淡淡地說，這本來就是法律權限裡應該的結果，但別高興得太早，政府仍處於破產邊緣，若國會不趕快修法，這個決議未來仍可能翻盤。
公平正義，是否不得不是冷酷的？在公民社會裡，我們主張自己絕對的價值的同時，是否不得不考量當我們接受此一社會的契約，我們其實也都接受了自己在裡面的相對身份？接受在那裡頭的自己，只能是一個相對身份？
如果有什麼是這個「playing God」的位置更可能犯的錯，或許就是范恩伯格說的那個故事，范恩伯格談到必須親上第一線面對受害者和罹難者家屬的他，總自認為用了最大的耐心和同理心。有一天，一名孩子在911事件中於五角大廈罹難的父親告訴他，多少賠償金都沒有意義，失去兒子，作為父親的人生也就毀了。范恩伯格回答他：「我瞭解你的感受⋯⋯」。那位老父打斷范恩伯格，對他說：「我明白你的工作很艱難，但請記得，永遠不要對像我這樣的人說，你瞭解我的感受。因為你不可能瞭解，你這樣講只會讓我覺得高高在上和虛假（condescending and pretentious）」
這個范恩伯格口中他所犯過的嚴重的錯，是對他、也對我們釐清關於這個位置的理解：在這裡，你只能嚴峻地依照規則，盡可能對所有人公平。而你是否其實外冷內熱、是否打心裡希望為更多人一搏，其實都是妄想。你只能扮演好你的角色，你無法做得更多，你也不能以為自己能做得更多。
儘管人們確實多少能被賠償金所撫慰，但這永遠非關那個金額真足以為我們自己、我們所愛的人標定價格。那只是個數字，相對於各種面向、各種考量，以及該事件所牽涉到的其他人的一個排序、一個數字。當我們本來就是折損、變裝自己地進入社會，則我們在裡頭被標定的數字，就也只不過是該面具、該角色、該任務，所應得的數字。nothing personal！這似乎是句冷酷的話？但從另方面來看，卻也確立一落邊界，在邊界此側的我這個人的價值，永遠不是彼側以怎樣的判斷與定價可侵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