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跑藝文新聞時，有次與某個影展策展人閒聊，隨口問她是否有欣賞的影片工作者，「徐童」這個名字立刻從她嘴裡迸出，並稱讚這位中國導演的處女作《麥收》非常好看。她認為這部以性工作者為主角的紀錄片，「巧設有伏筆，影像活靈活現，不只有簡單的人道關懷的角度。」
為了證明徐童的才華，她從抽屜裡翻出了一張白色光碟盒，盒上簡單寫著「算命」二字，遞給我，讓我回家看看：「很厲害的作品。」
這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那些年我簡直可說是「看片維生」，尤其是中國的劇情片與紀錄片，在這麼大量影像沖刷下，最後到底有沒打開那個光碟盒、看完這部紀錄片，坦白說毫無記憶，「徐童」這個名字倒是留了下來。
徐童是個裝置藝術工作者，也是個攝影師。畢業自廣播電視系的他，有著基本的影像技能，他的同學不是去電視台就是做生意，而他抗拒這兩條路，因為「電視台只是宣傳機器」。他記得中學語言老師說過的話：「文學就是人學」，因此對文學著迷，影像也受到文學影響。說到底，《麥收》這部紀錄片只是個偶然，他原本為了小說創作進行取材，才嘗試以攝影機記錄訪談，又因為小說中有個妓女的角色，需要訪問並記錄性工作者生活，最後小說寫完了，還成就一部紀錄片誕生。為什麼要拍呢？根據他的說法：「女主角在冰冷現實中表現出勇敢和坦然，也很打動人。」
當時，因為策展人推介而準備徐童的新聞資料時，我便發現《麥收》儘管受到多方肯定和歡迎，卻也遭到香港人權團體批評，認為創作者侵犯性工作者隱私。對於這些爭議，徐童僅表示：「忘記就是背叛。」
「在中國那麼宏大的一個變革當中，將這些被主流媒體所忽略掉的歷史做一個呈現，讓它們能夠在人們的記憶中留存。」他認為，關於人性的一切，都應該記錄下來，如果沒有記錄，很多人的生命就被忽略了，人們對人性的理解就簡單化了，記憶也就只剩主流媒體表現出來那些光鮮亮麗的東西，「這是非常可怕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讓策展人讚不絕口的《算命》——十年後我確實看了這片——便可以理解徐童的拍片哲學與選擇。《算命》，顧名思義，即與算命相關，影片透過一個名叫厲百程的「算命師」來照見「社會底層」的生活樣貌，包含帶著殘疾的他自己與妻子石珍珠：凡求助算命者，都有困境，人越是受困，越是想從命裡找到掙脫的希望或解答，而後在這樣的命裡安著，認命地活著。畢竟，他們沒有錢，也沒有權，自知無法博得過命。
厲百程本人即為其一，他靠算命維生，卻解決不了自己的命運，只靠低保生活，卻沒有殘疾照顧或津貼。像他這樣的人，在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是沒有門路可走的，也是無法翻身的。只能苟且度日。
這樣的命運何來？誰也說不清。他是家中的么兒，家中四個兄弟都有殘疾，但因為他最早患上，受到哥哥們欺負；有人說是他家風水不好，應該重建，但連飯都吃不上的他們，只能接受這個命運；父親過世後將房產留給大哥，而他無家無業，只好到了燕郊給人看病。
儘管身有殘疾，厲百程還是個健康的生理男性，有需求也想要成家，便花了百多塊，買了個心智不健全的女人為妻。初初他想著，反正自己需要女人，對方也不會在意他是個殘疾，就在一起了吧，不料，日後他得花上許多心力照顧妻子，不免有些後悔，又割捨不下，畢竟，妻子沒有獨立生存的能力。於是，即使他找女人解決生理需求，也得帶上妻子。然而，在我眼裡，那個在片尾掛上「現代傻活佛」的妻子，在片中，是唯一笑得開懷，無所憂慮的幸福人。
厲百程的客戶，命都不算太好，但都需要他指引明燈——有的是丈夫坐牢自己賣身籌錢的，有的是幾度遇上強姦犯還有渣男纏身的。在這部紀錄片中，一切都是灰色破碎，看不到出口，許多評論者稱這些為遊民底層，但我總覺得不妥——雖說他們窮困無依，但生命力卻很堅韌，也從不服輸，日子難過也是天天捱著過，若說他們「底層」，彷彿將他們標示為可憐／讓人同情者，而觀眾如你我帶著高位的視角看這一切。但偏偏，徐童的攝影機不是這樣的態度，你我都能感覺到那鏡頭的存在很是泰然，是一種平視且自在的態度。是以，那不是「底層」，只是「芸芸眾生」。
於是讓我想起，自己曾經在徐童的報導裡提到，他說自己拍紀錄片並沒有太多理想或特別的目的，僅僅是記錄生活而已，「我的方法並非把目光投向底層，而是隨著我的生活展開，吃住都與她們一起，因為那是我生活的一部份。」
徐童稱自己拿出相等的生命跟影片中的主角一起度過，只因這是他喜歡的記錄方式，也是他生活的一部份，「我和他們的生命同步，在現場見證所發生的一切，我只是有幸拿起機器將它記錄下來。」
這就是《算命》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