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哥倫布五百年前西渡航行，雖然他讓兩端的世界史無前例地相遇了，但卻也沒真的發現了甚麼新的事物，因為他所代表的舊歐洲，由於此前的幾世紀裡對於生活在其未及之處的異族乃至整個自然界，出於未知而心生「內部的恐懼、幻想、和魔鬼」，形成一種「受到焦慮所支配的認識（或想像）」，從而根本錯過、而非發現了新世界的「新」所代表的新意 [1] 。我們對於異己，會否也這般從未實際跨開形構去觸抵框架、去貫穿互不相容的事態，而只是參與著框架的演化，持續以一種蒙上成見的觀看，創造出他者的樣貌？
換言之，源於我們自身的恐懼、焦慮和遭到否定的自我，因而取得了肉身；奧地利導演湯瑪斯・弗荷塔（Thomas Fürhapter）在紀錄片《我可能不會生下你》（The Third Option）裡，藉由旁白之口說出社會集體之所以對殘疾感到如此害怕，原因在於：「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潛伏在我們內在裡，我們不想看見的事物，我們的不完美，以及我們的脆弱。它呈現出最陳腐的一項事實：我們都是脆弱的、將死的。」這段話似乎遙應著前述發生於1492年的此一重大歷史事件，揭示了我們依舊活在由此事件所開展出來的歷史之中。而當某些根本的事物需要改變之時，歷史的進展卻是相當緩慢的，特別是當這些需要改變的事物構成了我們看待世界的眼睛時，更是如此 [2] 。《我可能不會生下你》從「產前診斷」此一當前盛行的醫療程序切入，檢視社會對於正常和殘疾的莫名共識，並且質疑以追求優生學和正常化為目標、給予父母美其名選擇終止妊娠的「自由」之本質。
反人類多元的社會責任
當產前檢查已然成為一種社會責任和防堵偏差的機制，以「女性自主」和「自我決定論」之名賦予給父母的自由意志，實則背負了集體對於正常的深刻需求。這意味著，社會對於生下具有殘疾胎兒的父母、尤其是母親，將連帶產生孕體同樣不符規範、未有紀律的譴責與排擠。在此狀況下，自由的獲得只是一種假象。反過來說，這意味著準父母知道他們被賦予的期待和使命是甚麼。跟隨著紀錄片循循推進由當事者父母和醫者交織陳述的旁白和影像敘事，觀者能隱約看出發達的醫療科技背後的優生學思維及其運作出來的、串連而使整個機制得以成立的各個環節，包括嬰兒的純真無邪化、育嬰生活的美好形塑、無微不至的環境創造、足夠的產前運動和放鬆訓練、胎兒出生後回歸羊水狀態的游泳悠閒等等，無不把女性懷孕一事比賦為工業革命的基本邏輯，後者對於生產的定義及模式是，制定出規格，並以此為標準予以量化，如此便能促使流水線自動化，在接連作業中提升工廠效率。
導演並沒有直指人類的生產也已進入資本化時代的事實，而是透過在影格裡部署各種用以執行例行公事或機械指令的實驗室、廠房、輸送帶，或是跳台上一個個接續躍下泳池的、無差別的白人孩童身體形象，來影射孕體（母體）的物化及工具化。氯藍的池水、無塵的設備、乾淨齊整的膚色肢體和機械運轉的均速節奏，把影像風格收斂成冷峻的單調，彷彿在質疑人類生產已然逐漸失卻人性的溫度，誠如導演想要突顯的另一問題是，當父母／母親被迫根據診斷決定是否終止妊娠時，鮮有人關注此遭遇是否對他們造成心理創傷或情感道德層面的影響。
紀錄片裡呈現了一段玩具工廠製造摩比人（Playmobil）的過程，忙碌的輸送帶將一具具女性公仔遞送給機械手臂，執行吹毛求疵的微調，端正頭部的角度，迫使其視線準確向前、無有懸念，她們俱是型號5573系列中的母親，被指定了心思，遵循推著嬰兒車養育一對雙胞胎的終生設定，她們無論多新，都有著量產的同質性，都被封閉在這自動過程裡。而她們面帶滿足的溫柔笑容，幾乎要讓我們相信她們確實深信那個系統，沒有反思亦無所憂鬱。表面看來，準父母是自願服從了產前檢查和終止妊娠的機制，實際上他們是被權力技術號召組成的大眾密布監視、被預期的懲戒威脅著回歸更大的秩序，因為他們知道，若選擇生下殘疾兒童，就不可能成為社會的一份子。儘管近年來各國家政府已經採取若干措施，協助殘疾人融入學校、托兒所等公共場所，但殘疾人普遍仍不見容於社會、亦都不具地位。
當妊娠成為生產線
工業革命帶來光明亦並呈晦暗，導致大規模失業以及產品的樣式與型態大為減少。而若把這般的標準化系統套用到人類的產出，可以預見的就是對於多樣性成員的汰除。對於導演而言，產前檢查優生保健的議題，涉及的不只是準父母等直接相關社群，事實上它關係到整個社會不願面對此一衛教宣導暨技術，存在著區分好壞、從而操持生死大權的事實。導演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另一目的，就是指認出這種正常與異常的概念，都是由話語建構出來的區化。現代醫學的視角將殘疾的身體視為一種肉體的缺陷和本質的匱乏，雖然和過去宗教視角將其身體罪惡化和道德貶抑的敘事相比，猶似飛躍出科學理性的高度，終究脫不出人類經常透過加強社會區辨的界線來遠離對危險事物恐懼的慣性。甚而，現代的優生學與殘疾論點，其實是為主流優勢和適者生存的理念找到憑恃，是政府將實作中面臨到的問題轉化為理論，將此團體的現象特徵建構成一個問題的根源與攤提給社會的風險。
易言之，意識形態與價值體系運轉的背後，隱含著國家藉由科學知識和醫療制度行使的狡猾控制，將「符合標準」內化為個體的自我規訓，不費吹灰之力即可監控生命的細緻程度、生產出便於治理的總體。對於統治者而言，均質化的人口意味著他們不需理解多樣性人口的需求、更無須制定繁雜相應的福利政策，如此一來，不僅資源便於分配，在降低付出之治理成本的同時，亦提升了自身的生產力和戰力。於此透露，與其說統治者在乎人口整體的健康狀態，不如說是人口健康意味著政權的利潤與資本。
若說話語玄說將貶損、違常與脫序加諸給威脅人類追求健康、完整的缺陷身體，更透過法律和醫療知識的言詞術語，將此種畏懼態度強化成嚴謹客觀的辨識機制，則導演在這部紀錄片中，則盡可能避免了影像成為深化汙名的共謀，讓畫外音的敘事和影像之間形成錯置的關係，一方面這樣的安排源自於弗荷塔對於音畫實驗的興趣，另一方面也復沓了本片探討議題中濃厚的「人為介入」因素，讓這部紀錄片的拍攝、配音、剪輯等「加工」過程浮顯於台前。然而更為機巧的是，這形成了一種帶有諷刺意味的編輯，以訴說殺死胎兒過程的旁白，對比懷孕至順產歡欣喜悅的畫面，就像一個反轉的玩笑，將質疑的觀點投向「正常」的一方，揭櫫二元對立的虛構與荒謬。定義都是被給定的，可當事物被給定定義，也就等同死去的東西了，因為人們體會它時，將變得因循成習、無所用心。
不完美而完美的烏托邦
空拍機掠過公園綠地上的一片慵懶悠閒，泳池裡的人造浪來回洶湧，將摩肩擦踵的身體滌洗得愈發白皙乾淨。所有的人事物都美好快樂得極其鮮豔，但在這淡然的日常底，卻滲透著幾些奇觀的不可思議、幾些毛骨悚然的什麼，興許是在那些場景裡，生命沒有窸窣湧動的叢林氣息，也沒有任何因偶然而開啟的劇場，反倒更似溫室裡的育種。弗荷塔在影片中剪進不少運動畫面，諸如健身房裡整齊跟隨節拍韻律的成人，舞蹈課上女孩們錯落有致地擺正腿部動作，彷彿她們像是印花布上的圖案重複，鞍馬選手在教練的敦促下練習反復迴旋，從成人的下班後運動到孩童的體育訓練，呈現出亞利安身體崇拜從未消失。
不過有趣的是，在這些鏡頭框取的多數類同裡，也都間雜了一兩個落拍或失誤的個體，諸如氣喘吁吁跟不上節奏的大叔、總是接不到呼拉圈的女孩、老是無法穩住著地的翻筋斗男孩⋯⋯，彷彿在透露均質中容許差異之必要。甚而，過去的歷史也不乏事例或個案告訴我們，相對的缺陷或瑕疵個體有時促使物種或文明更為精緻和靈活，或者往往比所謂正常的人更好地實現了人自許為人而非動物的本質，因為他們自知自己的不足和不可能，從而努力變得更為堅毅豐富。
誠如紀錄片所示，產前檢查是為了將不可見轉為可見、讓不可預測的事物現形，但其實直到敘事的尾聲，最可見的曝顯是人們對於生命樣態的自我設限和生命想像的貧乏。當影像即存在，產前檢查的造影技術讓未出世的「胚胎」得以被看見，而與母親有了強化的連結，它就已被視為「生命」。那麼，它是否因此擁有了身為獨立存在所該具有的權利了呢？而這又是什麼樣的權利？片名原文為「第三種選擇」，來自紀錄片中的一句旁白，指的是產前檢查引發的排他性。但是「第三種選擇」也可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以解構胎兒正常／殘疾、健康／患病之類的唯二界定，最起碼有了零度身分的自由，影像才有機會拓展維度，去盛裝其它詮釋的可能。既不是第一種也不是第二種，但對於第三種究竟是甚麼，導演也不甚清楚，或者更該說，這是他餘下給觀者的思考空間。這部紀錄片並不衛道，也絕無意標舉生命至上來批判所有過來人的決定，「第三種選擇」，是導演對於追尋烏托邦者的提示與反思──新增的選項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選項，端看我們選擇追求怎樣的社會。
[1] Sardar, Ziauddin., Nandy, Ashis., Davies, Merryl Wyn., Barbaric Others: A Manifesto on Western Rac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93. p.1.
[2] 彭顯邦，〈想像的他者，他者的想像：心理學所謂的「文化轉向」〉，劉斐玟、朱瑞玲主編，《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4，頁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