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夜監獄劇場》（Ghost Hunting, 2017）是巴勒斯坦籍導演里德・安東尼（Raed Adoni）的作品，由巴勒斯坦、法國、瑞士和卡達四個國家共同投入人力物力製作而成。本片記錄一群巴勒斯坦人重建位於以色列控制的約旦河西岸莫斯科比亞（Moskobiya）拘留所的場地和情境。片中的角色只有飾演反抗軍鬥士哈塔（Mohammed Khattab）的瑪迪西（Ramzi Maqdisi）是職業演員，所有人先前都曾被以色列拘留和刑求，被導演透過徵人啟事和選角參與演出。本片在2017年柏林影展首映，並獲得格拉蘇蒂原創紀錄片獎（Glasshütte Original Documentary Award），大膽的手法和以巴敏感議題都引起廣泛關注。
即便《噩夜監獄劇場》被歸類為「紀錄片」，它的文本特質、「紀實」和心理療癒功能仍然有諸多爭議有待討論。《噩夜監獄劇場》除了是一部即興演出色彩鮮明的紀錄片之外，也是一次團體心理療程，甚至是一種招魂和驅魔儀式，可以確定的是，它不是一部完全依照預定的腳本演出和拍攝的作品。影片以極度寫實的方式記錄了從導演面談選角（討論許許多多職業、時間和地點的細節）、場景和道具製作與擺設、排戲，到討論和實際演出整個過程。我們也許可以將本片歸類為「後現代主義」或「解構」的作品，因為它暴露自身創作或拍攝的經過，模糊了文類、作品內外或戲內戲外之間的界線。演員積極參與其中，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幾乎無法與他們在現實中的經歷有所區隔，而導演自己也並不只是導演，他也被迫成為片中一角，親身演出、回憶和體驗自己經歷過的暴力。
《噩夜監獄劇場》也可被視為一種「記憶工程」或「倖存者證言」，從導演的角度來看，甚至是一種心理治療的實驗計畫。演出和回憶交替運作，密不可分，差別在於部分倖存者轉換角色，飾演凌虐者。他們不僅演出、回憶，甚至是再次深刻體驗從疲勞、恍惚到幻覺，以及存在於生死臨界、不同的時間軌跡之中；這毫無疑問是一個艱難虐待與自虐的過程。然而，我們也不可忽略當中閃現的一些溫暖的家庭回憶，有人談及存活策略，包括把幽默當作抵抗刑求的策略，也有人透過詩歌和圖畫悼念那段創傷過往。簡單來說，導演似乎相信倖存者演員透過演出／發洩（acting out）創傷經歷，包括身體與心理承受的暴力，能夠達到某種不論是個人或集體的治療功能，就譬喻的層次而言，完成驅魔儀式，或如影片標題所示，「獵殺」鬼魂（ghost “hunting”）。
然而，上述的心理與倫理意義真的如此不言可喻嗎？排練、討論和實際演出交替進行的過程中那些暴力的本質和根源到底為何？是計畫性的或即興演出？是模擬的或真實的？或者說，「演出」實質上是一種讓深層的暴力以更真實的樣態爆發的管道？好幾個場景裡演員的暴力表現顯然已超出劇情所需，戲劇演出和真實的界線似乎不再清楚。瑪迪西在被審訊的場景裡小便失禁，被飾演以色列警察的角色用他的身體擦地板，還有極度逼真的同性性暴力場景，都足以印證這種界線模糊的問題。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這種過度演出的暴力顯示過度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曾經是受虐者的演員，將帶給他們創傷的暴力轉移到其他演員身上。在實際的精神分析過程裡，被分析者適度的發洩和移情，提供分析師進行談話診療必要的資訊，但如果診療要有實際的成效，分析師必須要能在適當時機終止移情，並以專業知識引導、增加被分析者的自我理解。導演安東尼在影片裡也曾轉換角色「演出」囚犯，重新體驗被凌虐的創傷，他並沒有——影片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發揮任何「反移情」的作用，他自身也在受虐與施虐的戲劇場景中，再次面對記憶鬼魂。
《噩夜監獄劇場》顯然並非一部歷史寫實的紀錄片，至少不是常識定義下反映客觀現實的「紀實」，因為影片並未提供觀眾以巴衝突清晰的歷史、政治與經濟形勢座標，也沒有傳達強烈的政治訊息和訴求。我們甚至會覺得，整部影片唯一的場景就是與外在現實隔絕的、擬造的莫斯科比亞，所謂的現實完全由囚犯／演員的話語所建構，有些幽閉恐懼（claustrophobia）。然而，莫斯科比亞作為一座拘留和刑求中心，也就是凌虐和自虐暴力展演的處所，是否儼然已成為巴勒斯坦人生命世界甚至命運的象徵，比現實更真實？《噩夜監獄劇場》是導演安東尼個人的救贖，也是他為了受以色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擺設的驅魔儀式；至於影片是讓鬼魂得到安頓，或是反而召喚出更多鬼魂、那些受虐者內化後投射出來的暴力，留待閱聽人細細感受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