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你在海上隻身航行，周圍浪花兇猛，無常翻轉，你只能勉力保持在固定的航道上持續前進；偶爾仰望滿天星斗，確認方向不至偏離太遠。而周浩是這樣形容自己的拍攝工作的：「我希望我是立得住的，也希望一輩子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一直拍下去，這比什麼都重要。」
世界是一片渾沌
訪問當天，周浩分毫不差準時現身，隻身翩然拐進大安區巷弄裡，熟門熟路地領我們進咖啡店，大步邁上二樓就座，原來他先前已在此接受過採訪。周浩理平頭，黑框眼鏡背後，是雙老練沉穩的眼睛，沒有一絲多餘的動作，知道什麼時候該侃侃而談，什麼時候該說笑或傾聽。
分寸的拿捏，是周浩當記者後訓練出來的敏銳。他1968年生於貴州，大學學的是機械製造，畢業後當過工程師、新聞攝影記者。2001年，站在30多歲的年紀，開始覺得當記者不那麼過癮，有了更強烈的表達慾望，才開始拍起紀錄片。周浩說自己小時候不喜歡熱鬧，學科成績也不特別好，「見到熱鬧就會躲，最大的心願是到天文台工作，看星星看一輩子，覺得那是一種好安逸的狀態。做記者後不得不跟人打交道，不知不覺就變成一種職業習慣了。這有好大的偶然性，不是必然的。」
從夢想仰看星星的男孩落地到渾沌人世，幾年的記者工作讓他磨出一種精準的人間度量，明白這個社會的紛繁構成，並在各種拉扯中揣摩眉眉角角。「紀錄片是一種分寸的拿捏，知道何可為，何可不為。攝影機的距離也是，要讓我覺得舒服、被攝者舒服，觀眾也不會太難受。」
去年蟬聯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大同》裡，我們看到鏡頭在市長的車廂、室內、電梯裡、出訪時圍繞。許多觀眾不免驚訝：怎麼可能貼身拍到共產黨官員這些鏡頭？到底是怎麼做的？周浩老回答：「人還是渴望與別人進行交流，不願意是怕受傷或不被理解，人群中總會有那十分之一是願意被拍攝的。」在第一時間清楚說明自己來此拍攝的目的緣由，不勉強說服對方，不藉組織機構的名義，也不用化名遮掩含糊，是周浩的工作方法。「如果別人不願意被拍，可以轉身就走，勉強說服最後還是會有隔閡。互相理解以後一切都有可能，並沒有想像中困難。」
影片開頭，耿彥波自行把收音麥克風別在衣服上，顯示他對於拍攝的熟悉坦然。耿彥波為什麼願意被拍攝？覺得拍攝對自己有利？還是當紀錄片是宣傳工具？不得而知。周浩說，「早期他對我沒有那麼深入的了解，也不一定完全知道我的所作所為，認知存在著差異。但你會在中間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這就變成可能。」更多時候，耿彥波當他是個朋友，「這部片是我一個人拍的，我蠻喜歡這種一對一的關係，他的確非常忙，比如拍了三週，他知道我要走了，某天晚上就一起聊天，私下聊天的時間大概一個小時。」聊天的時候，「沒有時間考慮機位，機器就放在旁邊，連腳架也沒有。」當耿彥波出差、開會，周浩就去拍廣場、被拆遷戶等支線。
大同世界在哪裡？
市長耿彥波的宏大計畫是：為了搶救被煤礦工業污染的大同市，他要恢復古城面貌，以文化底蘊為後工業再造想像，為此不惜拆遷14萬戶人家，50餘萬人被迫遷居別處。他2008年上任，心急地想在三年任期內超英趕美。大手一揮，城牆、佛塔就建起來了。然而鏡頭帶我們深入中國政府的運作機制與人的內在特徵，裡面有高層領導談笑風生、有建築包商偷搞豆腐渣工程、有貧窮迫遷戶揚言自殺、有腿腳不好的老婆婆泣訴陳情、有焦急丈夫健康而破口大罵的妻子⋯⋯。用周浩的詞概括，便是「渾沌」。
大千世界紛繁複雜，有這群人那群人，有這種階級與那種利益，周浩紀錄片的巧妙之處便在於看遍百態，從不同層次勾勒面貌，卻不輕易選擇立場。他舉《血色海灣》（The Cove, 2009）為例，「所有人看了都會義憤填膺，但殺海豚是個偽命題，影片從頭到尾沒有採訪當地漁民，只有一家之言就是一種宣傳。我起碼要聽一下對面的聲音吧？我認為它缺少力量，至少它沒有說服我。」他亦不贊同那種溫情呼籲或提供答案的紀錄片，「特別是美國觀眾，他們會希望導演告訴他們要怎麼做，這不是很low嗎？你習慣被教化，跟我們習慣說的強權國家有什麼分別？」
他引用村上春樹的說法，「作家永遠要站在雞蛋的那一方，向石頭抗爭。但我並不完全認同，我更喜歡的是退一步，不往死胡同裡鑽，可以說的話反而更多。《大同》聽了官的聲音，聽了民的聲音。我希望我是立得住的，而不是選擇了一種立場，終有一天被反對的聲音淹沒。剪輯時，我對剪輯師說，我希望二十年後回頭看，它還能成立，像美酒一樣愈陳愈香。我是站在這樣的高度把握分寸問題，也許我的野心更大。」
影評人聞天祥說，「周浩蠻敢的，他退一步呈現不同立場，但又不會宣稱自己是對的。」也有人認為他立場不夠鮮明，獨立導演應亮便為文評論：正是這種「善意」，才造就「通往地獄之路」。
周浩的立場為何？從結果來說，這樣的游移視角反而造就了不同解讀，勾出觀者本身的真實慾望。有台灣觀眾看到的是自己的低效率，欣羨中國大陸有這樣高效率的市長；大同的觀眾可能會無比懷念這位前市長，當時反對拆遷的，現在可能又對耿彥波無比崇敬；歐美觀眾可能會驚訝於中國超現實般的政治文化⋯⋯。「當你缺失什麼，就會想要互補，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就笑一笑囉！也不會去爭辯，傾向開放解讀。」
一部《大同》，各自解讀大大不同。話鋒一轉，他說，「大部分人把希望全寄託在這個人身上，從來沒想過這是一個由我們共同組成的社會。」世界形形色色，黑白混雜，盡力漂白或揭黑，均反映了心之所向，或所欲屏棄遮蔽，其後設立場保留了反思的距離。相較於近年中國獨立紀錄片或者強烈採取反抗姿態、為弱勢代言發聲、或體制內的電視台製作，周浩極其特殊地在不同邊緣上行險遊走，來回於體制內外與矛盾之中，試圖呈現更全觀的社會整體。
周浩說，他還是關注人的狀態，「前提是人本身，國家、政治比較後面。片名也很有意思，大同世界存在的嗎？人類社會到底有沒有理想國？我們需要怎樣的城市？需要怎樣的行政長官？這個問題很複雜，沒有定論，不是站在雞蛋的一方就能夠解決。」
從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走向改革開放，片中好幾位棉花工人、老者都不約而同懷念起毛澤東時代，認為過去比較美好。如何看待個人與社會體制之間的關係？周浩發揮記者本領分析，「真實客觀地前後比較，現在中國最底層的生活狀態，還是比30年前好得很多。我小時候生活必需品，包括柴米油鹽肉都要憑票供應，那時候經濟相對貧瘠。現在基尼係數當然比以前大，跟有錢人橫向比較，差距當然是非常明顯的，他覺得自己落後好多，但跟以前比還是好些。他們的判斷是一種說詞，表現了自己的心態。」對於社會主義體制均富貴的齊頭式平等，周浩持懷疑態度，「必須承認這個世界一定存在著差異。」
面對複雜場域中的倫理問題，周浩在內心不斷辯證，並強調真誠。「人這輩子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永遠要過自己這一關，別自己騙自己、騙別人。」
在渾沌中糾結
周浩的另一句名言是：「紀錄片是有原罪的。」每個人活在自己的世界，拍片像是進入別外打開的一扇門，展示別人的生活，而這種展示有時違背常理，要有足夠的心理能力承受傷害或後果。「為了生活，人有時候是選擇性記憶，忘掉不愉快的事情，但紀錄片又會努力想把那些事記下來，有時違背人性。以前總覺得記錄愈多愈好，後期常覺得，該遺忘的還是遺忘吧，不一定非得把現實勾勒出來。順其自然，有些記憶就讓它消失吧。」語氣中帶有深沈無奈。
拍《龍哥》時，他不諱言，與龍哥打交道時有些被動，他找不到龍哥，只有龍哥主動打電話給他。而原因不外乎是缺錢、交租、被警察抓，所面對的事件、情緒都充滿負能量，內心總有意無意在躲，因此有幾次根本沒去拍攝，全部素材僅20小時不到。面對鏡頭，龍哥也未必說真話，甚至充滿欺瞞與表演。然而事實上，龍哥很需要周浩。他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會借他錢的人，龍哥入獄時，周浩是極少數的外界聯繫。《龍哥》的英文片名「Using」明示了兩人間的拉扯關係，呈現底層的生存狀態，並質疑觀眾的認知。
拍完大同市長耿彥波後，周浩又陷入種種糾結。原計畫拍攝三年，耿彥波卻在2013年被調去太原擔任代理市長，幸好第一年拍攝的素材量夠大，總共有100多個小時。加上台灣剪輯師林欣民、大陸剪輯師于小川、監製趙琦，最後的版本是在四人拉扯下，花了七、八個月產生的。由於耿彥波仍在位，為了不帶來太多麻煩，最後忍痛捨去了幾個可能傷害被攝者的爭議片段。
為了不讓發言傷害被攝者，周浩也格外低調，極少公開發言、不積極參加影展、也不出席頒獎典禮。「去年CNEX堅持送金馬獎，我說別送了吧！金馬獎影響好大的！」連續兩年分別以《棉花》、《大同》得到金馬獎，儘管並未造成拍攝的困擾，耿彥波至今也沒有遇到大麻煩，但仍帶來一些壓力。「中共是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你造次或僭越了，肯定會有相應的後果。至少你出風頭了，或沒有經過組織同意就接受拍攝，這些都可以是問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行險著走入一團渾沌，周浩卻不刻意挑戰、撩撥政府，「也許是我更加老奸巨猾，因為我要活下去，繼續拍片，不能自己把這條路堵死。」如同他常說的，沒有一張照片值得你付出生命，拍紀錄片，也未必要為了對抗國家機器。「也許等到七、八十歲的時候，再來評估我們到底做了些什麼，而不是踩在當下比對錯，或是誰掙得錢多。」
面對複雜場域中的倫理問題，周浩在內心不斷辯證，並強調真誠。「人這輩子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永遠要過自己這一關，別自己騙自己、騙別人。」周浩舉了個例子：《差館》中，一位因在車站賣板凳而違反治安條例的60歲老人被居留，他在鏡頭前感嘆底層生活困難，懷念起毛時代，並交代周浩千萬不要播出。「但我放出來了，我理解成他擔心大家會看不起他，所以我剪出來，讓觀眾評斷。」周浩說服了自己，便過了心裡這道坎。
從一個人的電影到國際合製
世界紛繁多變，由各種人組成，有《龍哥》中底層邊緣的吸毒者、有《差館》中的警察官僚、有《大同》中的強人市長耿彥波，糾纏著各自的利益，沒有絕對的對錯。周浩像在慨嘆，「這一輩子就生活在苦難糾結中，體會完了，好像也可以離開了。」但拍片仍然帶給他快樂，與各種人打交道，像是生活中開了扇門，「還是有一種蠻強烈的偷窺的快樂。」
《大同》裡，鏡頭拍到廣場老馬對他說，你就像那個義大利記者安東尼奧尼。「拍到的時候心裡簡直狂喜呀！」紀錄片是與拍攝對象合作的結果，對此，周浩心存感激。
從處女作《厚街》獲得雲之南人類學影像展最佳新人獎，並入選瑞士佛瑞堡國際影展、上海國際雙年展、廣州國際三年展等影展；《龍哥》獲得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亞洲競賽首獎，加之連續兩屆得到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得獎仿若水到渠成。對他來說，獎項都是自然而然就來了，並未刻意追求，「如果是我一個人做的，我可能會放一段時間，不會這麼急迫，金馬也肯定不送。」
從過去沒有專業收音、攝影，完全沉浸於一個人的工作狀態，周浩說自己喜歡這樣，「但沒有收音、攝影，會比較粗糙。畫面美是有代價的，屏蔽掉不美才會有美。」後期多了國際資金、相對較大的團隊規模，周浩的影像風格也因加入了不同人而有了轉變。拍完《棉花》後，周浩不知道怎麼剪輯，因為畫面缺乏故事性，每個片段都像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最後由中國、法國剪輯師（Axelle Schatz）完成。周浩說，第一眼看到《棉花》時，覺得「這是我的孩子嗎？怎麼像個混血兒一樣？」不同於以往的風格他也欣然接受，比起一個人，團隊合作可拓展另外一種路數。
不少人說，《棉花》很不同於周浩過往的風格；然而《大同》又重新專注於拍攝者與被攝者關係，敘事也更為完整。監製趙琦幫忙取得國內外資金，包含IDFA、BBC、CNEX都投入資源，監製、海外市場推廣發行、版權管理，就交給相當了解海外市場的監製趙琦打理。如此一來，從影片的長度、哪些細節該保留或捨棄，需要更精細的考量。而從結果論，這未必表示閹割導演的創作意志，在各方拉扯角力下，更能容納各方資金，並進入不同海內外放映管道，包含網路視頻、影展、電視台。好似海上衝浪，掌握了平衡，便能更加游刃有餘。
周浩確實在生活、工作上都按照穩定規律進行。他把紀錄片作為生活方式，每週都出去拍攝，在與世界接觸中保持興奮感受，覺得自己在進步，也不因為資金到位、影展獎項而急迫交片。「現在同時拍攝四、五個題目，但我從來沒覺得自己忙不過來，拍完就把注意力放在下一個片子，是在一種很放鬆的狀態下，團隊也是鬆散的。像《棉花》拍了八年，也是像擠牙膏一樣，擠一點出一點，慢慢做下去。」
這樣的工作方法聽來相當理想，亦無須為錢奔波。目前其中一個拍攝計畫是中國股民，周浩說，「但蠻難的，因為沒有畫面。」哪怕是手上掌握幾個億的經理，也就坐在電腦前操作，賺賠也沒那麼喜形於色，像老僧入定。「慢慢拍囉，會出來的喲！」
周浩開心說起另一個計畫，是創建微信WeChat的團隊，可能是他目前為止最感興趣的題目。「WeChat已經影響人們的交往方式，這群人不經意間的決定，就像蝴蝶效應，改變了未來人們的生活方式。」從現金交易進入電子支付系統，從微博到微信，這群從事互聯網工作的浪頭上的人，他們推出的商品正決定中國的未來。有人問他，這部片會變成企業的宣傳片嗎？打算拍到什麼時候呢？周浩露出一抹笑容，「拍到微信死掉，被另一種社交軟體取代的時候囉。」
就像市長調任、產業遽變、龍哥入獄，未知的事件為拍攝畫下節點，剪輯成篇。然而戲裡戲外的故事仍未完結，當下的結論顯然不是周浩要的，持續在凶險海面上航行，才可能朝向彼岸，張望著。
（本文原載於《放映週報》第564期：線上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