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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2

曾芷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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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只站在雞蛋的一方:專訪紀錄片導演周浩

想像一下,你在海上隻身航行,周圍浪花兇猛,無常翻轉,你只能勉力保持在固定的航道上持續前進;偶爾仰望滿天星斗,確認方向不至偏離太遠。而周浩是這樣形容自己的拍攝工作的:「我希望我是立得住的,也希望一輩子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一直拍下去,這比什麼都重要。」

世界是一片渾沌

訪問當天,周浩分毫不差準時現身,隻身翩然拐進大安區巷弄裡,熟門熟路地領我們進咖啡店,大步邁上二樓就座,原來他先前已在此接受過採訪。周浩理平頭,黑框眼鏡背後,是雙老練沉穩的眼睛,沒有一絲多餘的動作,知道什麼時候該侃侃而談,什麼時候該說笑或傾聽。

分寸的拿捏,是周浩當記者後訓練出來的敏銳。他1968年生於貴州,大學學的是機械製造,畢業後當過工程師、新聞攝影記者。2001年,站在30多歲的年紀,開始覺得當記者不那麼過癮,有了更強烈的表達慾望,才開始拍起紀錄片。周浩說自己小時候不喜歡熱鬧,學科成績也不特別好,「見到熱鬧就會躲,最大的心願是到天文台工作,看星星看一輩子,覺得那是一種好安逸的狀態。做記者後不得不跟人打交道,不知不覺就變成一種職業習慣了。這有好大的偶然性,不是必然的。」

從夢想仰看星星的男孩落地到渾沌人世,幾年的記者工作讓他磨出一種精準的人間度量,明白這個社會的紛繁構成,並在各種拉扯中揣摩眉眉角角。「紀錄片是一種分寸的拿捏,知道何可為,何可不為。攝影機的距離也是,要讓我覺得舒服、被攝者舒服,觀眾也不會太難受。」

去年蟬聯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大同》裡,我們看到鏡頭在市長的車廂、室內、電梯裡、出訪時圍繞。許多觀眾不免驚訝:怎麼可能貼身拍到共產黨官員這些鏡頭?到底是怎麼做的?周浩老回答:「人還是渴望與別人進行交流,不願意是怕受傷或不被理解,人群中總會有那十分之一是願意被拍攝的。」在第一時間清楚說明自己來此拍攝的目的緣由,不勉強說服對方,不藉組織機構的名義,也不用化名遮掩含糊,是周浩的工作方法。「如果別人不願意被拍,可以轉身就走,勉強說服最後還是會有隔閡。互相理解以後一切都有可能,並沒有想像中困難。」

影片開頭,耿彥波自行把收音麥克風別在衣服上,顯示他對於拍攝的熟悉坦然。耿彥波為什麼願意被拍攝?覺得拍攝對自己有利?還是當紀錄片是宣傳工具?不得而知。周浩說,「早期他對我沒有那麼深入的了解,也不一定完全知道我的所作所為,認知存在著差異。但你會在中間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這就變成可能。」更多時候,耿彥波當他是個朋友,「這部片是我一個人拍的,我蠻喜歡這種一對一的關係,他的確非常忙,比如拍了三週,他知道我要走了,某天晚上就一起聊天,私下聊天的時間大概一個小時。」聊天的時候,「沒有時間考慮機位,機器就放在旁邊,連腳架也沒有。」當耿彥波出差、開會,周浩就去拍廣場、被拆遷戶等支線。

大同世界在哪裡?

市長耿彥波的宏大計畫是:為了搶救被煤礦工業污染的大同市,他要恢復古城面貌,以文化底蘊為後工業再造想像,為此不惜拆遷14萬戶人家,50餘萬人被迫遷居別處。他2008年上任,心急地想在三年任期內超英趕美。大手一揮,城牆、佛塔就建起來了。然而鏡頭帶我們深入中國政府的運作機制與人的內在特徵,裡面有高層領導談笑風生、有建築包商偷搞豆腐渣工程、有貧窮迫遷戶揚言自殺、有腿腳不好的老婆婆泣訴陳情、有焦急丈夫健康而破口大罵的妻子⋯⋯。用周浩的詞概括,便是「渾沌」。

大千世界紛繁複雜,有這群人那群人,有這種階級與那種利益,周浩紀錄片的巧妙之處便在於看遍百態,從不同層次勾勒面貌,卻不輕易選擇立場。他舉《血色海灣》(The Cove, 2009)為例,「所有人看了都會義憤填膺,但殺海豚是個偽命題,影片從頭到尾沒有採訪當地漁民,只有一家之言就是一種宣傳。我起碼要聽一下對面的聲音吧?我認為它缺少力量,至少它沒有說服我。」他亦不贊同那種溫情呼籲或提供答案的紀錄片,「特別是美國觀眾,他們會希望導演告訴他們要怎麼做,這不是很low嗎?你習慣被教化,跟我們習慣說的強權國家有什麼分別?」

他引用村上春樹的說法,「作家永遠要站在雞蛋的那一方,向石頭抗爭。但我並不完全認同,我更喜歡的是退一步,不往死胡同裡鑽,可以說的話反而更多。《大同》聽了官的聲音,聽了民的聲音。我希望我是立得住的,而不是選擇了一種立場,終有一天被反對的聲音淹沒。剪輯時,我對剪輯師說,我希望二十年後回頭看,它還能成立,像美酒一樣愈陳愈香。我是站在這樣的高度把握分寸問題,也許我的野心更大。」

影評人聞天祥說,「周浩蠻敢的,他退一步呈現不同立場,但又不會宣稱自己是對的。」也有人認為他立場不夠鮮明,獨立導演應亮便為文評論:正是這種「善意」,才造就「通往地獄之路」。

周浩的立場為何?從結果來說,這樣的游移視角反而造就了不同解讀,勾出觀者本身的真實慾望。有台灣觀眾看到的是自己的低效率,欣羨中國大陸有這樣高效率的市長;大同的觀眾可能會無比懷念這位前市長,當時反對拆遷的,現在可能又對耿彥波無比崇敬;歐美觀眾可能會驚訝於中國超現實般的政治文化⋯⋯。「當你缺失什麼,就會想要互補,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就笑一笑囉!也不會去爭辯,傾向開放解讀。」

一部《大同》,各自解讀大大不同。話鋒一轉,他說,「大部分人把希望全寄託在這個人身上,從來沒想過這是一個由我們共同組成的社會。」世界形形色色,黑白混雜,盡力漂白或揭黑,均反映了心之所向,或所欲屏棄遮蔽,其後設立場保留了反思的距離。相較於近年中國獨立紀錄片或者強烈採取反抗姿態、為弱勢代言發聲、或體制內的電視台製作,周浩極其特殊地在不同邊緣上行險遊走,來回於體制內外與矛盾之中,試圖呈現更全觀的社會整體。

周浩說,他還是關注人的狀態,「前提是人本身,國家、政治比較後面。片名也很有意思,大同世界存在的嗎?人類社會到底有沒有理想國?我們需要怎樣的城市?需要怎樣的行政長官?這個問題很複雜,沒有定論,不是站在雞蛋的一方就能夠解決。」

從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走向改革開放,片中好幾位棉花工人、老者都不約而同懷念起毛澤東時代,認為過去比較美好。如何看待個人與社會體制之間的關係?周浩發揮記者本領分析,「真實客觀地前後比較,現在中國最底層的生活狀態,還是比30年前好得很多。我小時候生活必需品,包括柴米油鹽肉都要憑票供應,那時候經濟相對貧瘠。現在基尼係數當然比以前大,跟有錢人橫向比較,差距當然是非常明顯的,他覺得自己落後好多,但跟以前比還是好些。他們的判斷是一種說詞,表現了自己的心態。」對於社會主義體制均富貴的齊頭式平等,周浩持懷疑態度,「必須承認這個世界一定存在著差異。」

面對複雜場域中的倫理問題,周浩在內心不斷辯證,並強調真誠。「人這輩子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永遠要過自己這一關,別自己騙自己、騙別人。」

在渾沌中糾結

周浩的另一句名言是:「紀錄片是有原罪的。」每個人活在自己的世界,拍片像是進入別外打開的一扇門,展示別人的生活,而這種展示有時違背常理,要有足夠的心理能力承受傷害或後果。「為了生活,人有時候是選擇性記憶,忘掉不愉快的事情,但紀錄片又會努力想把那些事記下來,有時違背人性。以前總覺得記錄愈多愈好,後期常覺得,該遺忘的還是遺忘吧,不一定非得把現實勾勒出來。順其自然,有些記憶就讓它消失吧。」語氣中帶有深沈無奈。

拍《龍哥》時,他不諱言,與龍哥打交道時有些被動,他找不到龍哥,只有龍哥主動打電話給他。而原因不外乎是缺錢、交租、被警察抓,所面對的事件、情緒都充滿負能量,內心總有意無意在躲,因此有幾次根本沒去拍攝,全部素材僅20小時不到。面對鏡頭,龍哥也未必說真話,甚至充滿欺瞞與表演。然而事實上,龍哥很需要周浩。他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會借他錢的人,龍哥入獄時,周浩是極少數的外界聯繫。《龍哥》的英文片名「Using」明示了兩人間的拉扯關係,呈現底層的生存狀態,並質疑觀眾的認知。

拍完大同市長耿彥波後,周浩又陷入種種糾結。原計畫拍攝三年,耿彥波卻在2013年被調去太原擔任代理市長,幸好第一年拍攝的素材量夠大,總共有100多個小時。加上台灣剪輯師林欣民、大陸剪輯師于小川、監製趙琦,最後的版本是在四人拉扯下,花了七、八個月產生的。由於耿彥波仍在位,為了不帶來太多麻煩,最後忍痛捨去了幾個可能傷害被攝者的爭議片段。

為了不讓發言傷害被攝者,周浩也格外低調,極少公開發言、不積極參加影展、也不出席頒獎典禮。「去年CNEX堅持送金馬獎,我說別送了吧!金馬獎影響好大的!」連續兩年分別以《棉花》、《大同》得到金馬獎,儘管並未造成拍攝的困擾,耿彥波至今也沒有遇到大麻煩,但仍帶來一些壓力。「中共是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你造次或僭越了,肯定會有相應的後果。至少你出風頭了,或沒有經過組織同意就接受拍攝,這些都可以是問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行險著走入一團渾沌,周浩卻不刻意挑戰、撩撥政府,「也許是我更加老奸巨猾,因為我要活下去,繼續拍片,不能自己把這條路堵死。」如同他常說的,沒有一張照片值得你付出生命,拍紀錄片,也未必要為了對抗國家機器。「也許等到七、八十歲的時候,再來評估我們到底做了些什麼,而不是踩在當下比對錯,或是誰掙得錢多。」

面對複雜場域中的倫理問題,周浩在內心不斷辯證,並強調真誠。「人這輩子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永遠要過自己這一關,別自己騙自己、騙別人。」周浩舉了個例子:《差館》中,一位因在車站賣板凳而違反治安條例的60歲老人被居留,他在鏡頭前感嘆底層生活困難,懷念起毛時代,並交代周浩千萬不要播出。「但我放出來了,我理解成他擔心大家會看不起他,所以我剪出來,讓觀眾評斷。」周浩說服了自己,便過了心裡這道坎。

從一個人的電影到國際合製

世界紛繁多變,由各種人組成,有《龍哥》中底層邊緣的吸毒者、有《差館》中的警察官僚、有《大同》中的強人市長耿彥波,糾纏著各自的利益,沒有絕對的對錯。周浩像在慨嘆,「這一輩子就生活在苦難糾結中,體會完了,好像也可以離開了。」但拍片仍然帶給他快樂,與各種人打交道,像是生活中開了扇門,「還是有一種蠻強烈的偷窺的快樂。」

《大同》裡,鏡頭拍到廣場老馬對他說,你就像那個義大利記者安東尼奧尼。「拍到的時候心裡簡直狂喜呀!」紀錄片是與拍攝對象合作的結果,對此,周浩心存感激。

從處女作《厚街》獲得雲之南人類學影像展最佳新人獎,並入選瑞士佛瑞堡國際影展、上海國際雙年展、廣州國際三年展等影展;《龍哥》獲得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亞洲競賽首獎,加之連續兩屆得到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得獎仿若水到渠成。對他來說,獎項都是自然而然就來了,並未刻意追求,「如果是我一個人做的,我可能會放一段時間,不會這麼急迫,金馬也肯定不送。」

從過去沒有專業收音、攝影,完全沉浸於一個人的工作狀態,周浩說自己喜歡這樣,「但沒有收音、攝影,會比較粗糙。畫面美是有代價的,屏蔽掉不美才會有美。」後期多了國際資金、相對較大的團隊規模,周浩的影像風格也因加入了不同人而有了轉變。拍完《棉花》後,周浩不知道怎麼剪輯,因為畫面缺乏故事性,每個片段都像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最後由中國、法國剪輯師(Axelle Schatz)完成。周浩說,第一眼看到《棉花》時,覺得「這是我的孩子嗎?怎麼像個混血兒一樣?」不同於以往的風格他也欣然接受,比起一個人,團隊合作可拓展另外一種路數。

不少人說,《棉花》很不同於周浩過往的風格;然而《大同》又重新專注於拍攝者與被攝者關係,敘事也更為完整。監製趙琦幫忙取得國內外資金,包含IDFA、BBC、CNEX都投入資源,監製、海外市場推廣發行、版權管理,就交給相當了解海外市場的監製趙琦打理。如此一來,從影片的長度、哪些細節該保留或捨棄,需要更精細的考量。而從結果論,這未必表示閹割導演的創作意志,在各方拉扯角力下,更能容納各方資金,並進入不同海內外放映管道,包含網路視頻、影展、電視台。好似海上衝浪,掌握了平衡,便能更加游刃有餘。

周浩確實在生活、工作上都按照穩定規律進行。他把紀錄片作為生活方式,每週都出去拍攝,在與世界接觸中保持興奮感受,覺得自己在進步,也不因為資金到位、影展獎項而急迫交片。「現在同時拍攝四、五個題目,但我從來沒覺得自己忙不過來,拍完就把注意力放在下一個片子,是在一種很放鬆的狀態下,團隊也是鬆散的。像《棉花》拍了八年,也是像擠牙膏一樣,擠一點出一點,慢慢做下去。」

這樣的工作方法聽來相當理想,亦無須為錢奔波。目前其中一個拍攝計畫是中國股民,周浩說,「但蠻難的,因為沒有畫面。」哪怕是手上掌握幾個億的經理,也就坐在電腦前操作,賺賠也沒那麼喜形於色,像老僧入定。「慢慢拍囉,會出來的喲!」

周浩開心說起另一個計畫,是創建微信WeChat的團隊,可能是他目前為止最感興趣的題目。「WeChat已經影響人們的交往方式,這群人不經意間的決定,就像蝴蝶效應,改變了未來人們的生活方式。」從現金交易進入電子支付系統,從微博到微信,這群從事互聯網工作的浪頭上的人,他們推出的商品正決定中國的未來。有人問他,這部片會變成企業的宣傳片嗎?打算拍到什麼時候呢?周浩露出一抹笑容,「拍到微信死掉,被另一種社交軟體取代的時候囉。」

就像市長調任、產業遽變、龍哥入獄,未知的事件為拍攝畫下節點,剪輯成篇。然而戲裡戲外的故事仍未完結,當下的結論顯然不是周浩要的,持續在凶險海面上航行,才可能朝向彼岸,張望著。

(本文原載於《放映週報》第564期:線上連結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研究所畢,曾任《破週報》記者、國家電影中心、《蘋果日報》人間異語專欄記者。現任《鏡週刊》人物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