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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3

三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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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自由時光》: 來自死刑犯家屬的沉痛呢喃

1980年,Manny Babbitt因為在侵入住居行搶中,殺害78歲的Leah Schendel,經陪審團判處死刑,在入獄約20年後,於1999年5月4日以注射毒液方式執行死刑。這幾行簡短、敘述性的文字紀錄了Manny犯案到執行死刑這段長達20年的時間,而如同這段冰冷的文字,在執行死刑後,這兩條生命就應該像被冷凍到地底,漸漸被世人遺忘。直到2015年《最後的自由時光》短片問世,訴說任何失去的生命都不曾被忘記,Leah Schendel不會被遺忘,Manny 也不該被遺忘。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本片以Manny兄長Bill Babbitt訪談的過程為軸心,描繪出Manny 從出生到遭執行死刑的日子(美國並非是廢除死刑的國家,部分州仍存在死刑),透過拍攝真人訪談過程,再以動畫方式顯現,除了讓Bill的回憶能更以畫面、象徵方式呈現外,透過除去Bill的膚色,以強烈方式傳達對於Manny案中種族歧視的抗議。Bill平實卻富含遺憾的口吻,撕去死刑犯「怪獸」標籤,刻劃出的Manny的真實人生,從小因車禍而導致學習緩慢,輟學、從軍參與越戰、戰後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住過精神病院、離婚、成為遊民,然後犯案。在審判過程中,因大選將至而求處死刑的檢察官,未盡辯護責任的律師,全白人的陪審團,結構性的導致Manny遭判處死刑,且遭執行死刑。這類案件在當時實在不算少見,以描繪Bryan Stevenson律師真實故事的《不完美正義電影》中Herbert Richardson也是因參與越戰而患有精神疾病,犯下殺人案件而遭判處並執行死刑的案件。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Manny案件不會被稱為嚴格定義下的「冤案」,死刑議題上被拿來討論最多的就是司法誤判的危險性,但抽掉誤判的討論後,Manny案更能反應出精神病患、弱勢社經地位的被告在整個司法程序中所面臨的困境。Bill原先是一個支持死刑論者,但從局外人角色變成死刑犯的家屬,甚至是因自己的舉發而讓弟弟遭查獲,透過講述者角色的切換,引發觀看者去內化省思種族歧視、精神疾病、司法制度、死刑議題。Bill在Manny執行死刑時,看到Leah的家屬,猜想他們對於死刑的期待,受害者家屬的苦痛,確實讓人動搖,但死刑犯家屬的角度確實是在整個議題面向中最被忽視的聲音,也最容易被連坐法式汙名化的角色。Bill對於Manny的種種不捨,並非淡化犯行,反而更是思考司法制度進步的契機。

歐陽修《瀧岡阡表》中:「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意思大概是若已經盡力替死刑犯尋求求生機會,但仍然找不到活路,那麼被判死罪的人與我都沒有遺憾。但這段說寫來簡單,但做起來永遠都是無比艱難的,就像張娟芬老師在《殺戮的艱難》所提到的,「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最後的自由時光,究竟何時是Manny最後的自由,是執行死刑前?犯案前?遭逮捕前?或是參與戰爭前?在罹患精神疾病後,活在地獄的人,又有什麼時候是真正的自由時光?我只希望說完這些故事的Bill,可以真正自由而不帶枷鎖活著。若是本片是一個沉重且深刻的怒吼,那請讓更多人看見,思考後存在的回音,可能就是我們能給受害者們最後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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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可以活在夢中,卻發現工作是如此真實,把繼續浪漫,當成人生課題的法 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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