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何欣潔曾投入樂生療養院的保存運動，現職端傳媒資深記者。我們邀請她在珍雅各的實踐基礎上來看台北，作為我們思考台北下一步的再出發點。）
——珍雅各
在2018年的開始，若能邀請所有居民——或過客——想想記憶中「台北」的經典樣貌，眾人腦海中會浮現什麼畫面？是高聳入雲的101大樓？抑或是藍白相間的中正紀念堂？吸引世界遊客朝聖的士林故宮？或者霓虹喧嘩的商業大街？但若繞過這些光鮮亮麗的門面景點，漫無目的地穿街走巷，進入台北的後台妳將會發現：台北這個城市，其實是由一批四至五層樓高的集合住宅所構成的。
矮樓外貌看來灰撲撲、不太起眼，多半裝有鐵窗——那是在9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綁架、闖空門案頻傳的歷史痕跡——不少住戶在鐵窗內栽種一些花朵，盡力裝飾門面。若遊客再閒散些，可以看到有些「五樓」是由不規則亦不太美觀的鐵皮所構成，它有很高的機率屬於「違章建築」，即所謂的非正式住宅。夏炎冬寒，通常是貧窮的家庭或自鄉村北上求學的學生居所。
比起那些常被推出去「迎客」的世界高樓或繁華街區，事實上，這些矮樓與矮樓構成的巷弄，才是半世紀來「台北生活」的本體。根據中央政府統計資料，全台「老屋」總數佔所有房屋比例46.55％，台北市高達66.9％，新北市亦有42.98％。而「老屋」定義，即是屋齡介於30至50年之間者，再進一步地說：一整批興建於1960至70年代左右的公寓，是「台北人」現身的主要場景，台北的所有魅力與缺陷的根源，亦來自於此。
若要仔細回顧這批建築的前世今生，恐怕必須用上萬字專書的規格。最簡單地說，自1963年大陸工程以美援在光武新村興建一批四樓公寓開始，「四樓公寓」便開始在台北城裡形成風潮。當中最典型的作品之一，是今日被泛稱為「民生社區」的聯合二村。聯合二村以聯合國住宅援建（第三世界）計畫標準興建，基本住宅單位36坪，三房兩廳，前後各有陽台，擁有社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暗埋電線與瓦斯管線，短短數百公尺內便有小公園。甚至在1960年代便有容積率規劃，提前台灣全島20餘年。即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都是規劃完善的「好」社區。
在1970年代，類似聯合二村這樣，適宜四口之家入住的四樓公寓，曾構成許多鄉村青年男女「台北夢」的經典場景。他們哼著〈孤女的願望〉出發，要「借問種田的田莊阿伯啊／人在講繁華都市台北哪裡去？」再過數年，他們可以擺脫這略帶悲情的日本歌曲腔調，改唱林強的〈向前走〉，高唱「欲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講／什麼好康的都在那裡」，辭別父母、玩伴，到台北拼一個出人頭地。
少男少女構成的城鄉移民，與當時在冷戰情勢急速起飛的台灣經濟，是四樓公寓在台北膨脹發展的歷史背景。未必每批四樓公寓都能如聯合二村一樣完美，卻保存些許「雞犬相聞」的空間品質，即便是最窮、只能住在「四樓」（因諧音「死」而非住屋首選）的居民，都能清楚聽見一樓的商販叫賣、郵差喊人、鄰居閒聊，距離「地面」不算太遠。根據Alexander Christopher在《建築模式語言》（The Pattern Language）當中的模式分析，四層樓是在無電梯的狀態下，人們所能夠感到舒服的樓層極限。再上五樓、六樓，恐怕就要開始覺得疏離吃力，甚至必須要有電梯支援了。
當然，這批「四樓公寓」並未讓所有來到台北的人圓夢。2017年末，台北連續發生兩場火災，這批70年代留下的四樓公寓正是災難現場。11月22日，新北市中和區公寓發生住戶口角，一男子於樓梯潑汽油縱火，因該公寓4樓被木板隔成12間、5樓隔成13間出租套房，木板隔間燃燒快，造成9死2傷。12月5日，台北市八德路一棟5層樓公寓，因住戶煮飯不慎失火，由於該建築4至5樓以木板隔間為出租房，造成1死1傷。從火災現場可以清楚看見，這批脫胎自聯合二村、曾承載聯合國住宅計畫夢想的建築，在種種條件作用下，已經成為不適人居的居所。更悲哀的是，在收入停滯、經濟發展趨緩的現狀下，它是許多台北人唯一能選擇的居所。即便不提火災的風險，也不提貧窮的悲哀，當初成功在台北市安身立命、買下四樓公寓的第一代人也已垂垂老矣，即便爬上二樓、三樓亦是沈重負擔，亟需解決上下樓的問題。
四樓公寓見證了台北夢的許諾、無情吞噬了台北夢的失落，這使它成為眾矢之的。雙北市政府都宣示將拆除「違章建築」，行政院會亦加快腳步通過《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目標是促進「危老建築」都更，給城市換上一張新的臉孔，這聽來合情合理，作為二十一世紀的「新台北夢」構想，它足夠體面稱頭。
不過，若《紐約大國民：珍雅各》的主角、《美國大城市的誕生與死亡》作者珍雅各能來到今日的台北，她會怎麼說？讓我們大膽猜測吧？這位曾帶領街坊發起都市社會運動、保存紐約蘇活區的行動者，或許會很快警醒到，當今正是台北城市命運的十字路口。她或許會朗聲提醒：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台北必須保留這些「四樓公寓」的部分遺產，保留人們接近地面的權利，而非全數拆除改建高樓；保留那些容許居民行走、停留、交談、相遇的人行道，以最低成本的方式維護社區安全，也保留社會活力。甚至，她或許會主張，應該找出一種方式讓騎樓下的攤販、人們自力加蓋的「五樓」、漫出住宅基地的花園，與新的台北夢共存共榮。
這些聽來有些天馬行空、不可思議的構想，並非珍雅各在書房中的狂想，而是她與夥伴們在1960年代的紐約、在多倫多曾親身實踐、力行不輟的夢想。珍雅各已經在2006年逝世，台北已然沒有機會邀請這位戰功彪炳的城市行動者到訪，與她一同行走、觀察、思考、辯論「新台北夢」該有的未來，但《紐約大國民：珍雅各》留下了她與當時兩種城市典範交鋒對戰的吉光片羽。在可預見的將來，《都更條例》將被立法院快速三讀通過，台北將面對自身如何更新、何者該拆除，如何重建下一個三十年的城市生活形式的選擇題。於此時刻，如何再度「看見」珍雅各、珍雅各的朋友與對手，讓三者走過的道路與我們同行，至為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