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05

林易澄

那個終於變成反體制漢子的雞冠頭青年:《絕不鬆開我的拳頭》

很多年前,聽搖滾樂還沒有太久的時候,我曾去過一次北京城郊的樹村。那是外省年輕樂隊的聚集地,在圓明園北邊,從長安大街打車,師傅開了一個多小時才停下來,周圍都是平房,依稀還有幾塊田,剛鋪好的水泥路上揚著黃沙。夏天尾聲,光線透亮,樹村給我的印象是一團喧囂的空氣。站在最後一排的長凳上,看日本前衛樂隊Ruins的演出,我一邊聽著「牛逼,再來一個」的叫喊,一邊覺得這搖晃的凳子隨時要斷成兩截。

那是中國搖滾樂正離開主流媒體視野,也正在地下悄然蔓長的時刻。改革開放時代的共同心聲,港台唱片技術資本注入的榮景,都從舞台上退卻。更年輕的小伙,從打口 [1] 與盜版的西方唱片,找著更噪動更尖銳的聲音。說唱金屬、龐克、後龐克,把一批沒有答案的年輕人,從各地聚集過來,尋找同伴。在大娘「等哪天在電視上看到你們,嘿,那不是跟我租過房的嗎」的笑聲裡,他們用家裡寄來的一點錢,拚了命地排練,演出,畫畫,作行為藝術,或者整天躺著。

後來,看到了幾部畫質稀爛,但照實記下那份喧囂的紀錄片,我才逐漸察覺到,他們心中的搖滾,跟我的並不完全一樣。在五道口的小店裡,我拿到櫃台結帳的幾十張打口唱片,大概是他們一個月的生活費,而在方舟書店,那一張一張的小樣 [2],或許是這個月樂隊唯一的收入。但那時,跟他們差不多年紀的我並沒有想到這些,只是好奇於那吸收了西方片段而自行生長的奇特聲音,也始終不太明白為什麼網路討論區裡,比起音樂內容,老吵著哪個樂隊更有搖滾精神。

再後來,中國GDP和房價不斷攀升,北京五環甚至六環都蓋起高樓。父母的眼裡,搖滾樂不再跟吸毒劃上等號,live house越來越多,音樂節成了都市消費生活的一部分。當年從北京背回來的那一櫃唱片跟小樣,有一些名字復出了,有一些名字就這樣消失。偶爾翻到時,總會想,那個村子大概不在了吧,那些人不知道變成什麼樣了?

在《自由邊緣》(2000)、《後革命時代》(2005)之後多年,當樹村的形象慢慢變成一種烏托邦似的記憶,圍繞生命之餅樂隊主唱吳維,這個撐了二十幾年始終沒有賺到錢的武漢龐克,《絕不鬆開我的拳頭》(2014),回答了我這些年的疑問,也留下了更多的困惑。

不同於每一篇介紹裡都會有的「抵抗的姿態」、「永不妥協」、「真實」,以至於導演王水泊說的「一個唐吉軻德式的英雄,十幾年來一直在孤獨抵抗一個幾乎是無法撼動的龐然大物」,當片尾高速的節拍與蘇格蘭風笛響起時,這部片卻像是更接近這樣的故事:一個橫衝直撞的雞冠頭青年,如何在時代的戰鬥和掙扎裡將自己定格,永久停在一個反體制漢子。你沒有辦法說哪一個比較好,但比起「堅持」,你知道裡頭有許多跟堅持一起失去的東西。

1995年,吳維從武漢去了北京。只聽過Beyond,買了店裡最貴的貝斯,看到傳單就報名了迷笛音樂學校。面對一批同樣愣頭的小伙,問他最喜歡哪個樂隊,只能「啊?」以對。但他說,這批人跟以前在武漢混的朋友都不一樣,「特別特別真誠」。

我到樹村的時候,吳維已經離開那裡好一陣了。片子裡,他沒有說回去的原因,只是組了樂隊,問團員想不想一起去武漢。另一篇訪談中,吳維提到村子的另一面,在自由的空氣下,樂手們總互相攀比。片中另一個來自武漢的女生,Subs樂隊主唱抗貓則說,搬去北京之後,發現那裡的龐克跟武漢很不一樣,津津樂道的是皮衣上的釘子跟牛仔褲的牌子,武漢是個充滿二手舊貨的城市,氣質熱烈,沒有太多規矩。

吳維的離開,或許可以說,他以一種直覺的方式,察覺到樹村矛盾的核心。從家庭、學校、工廠來到樹村,無法接受社會條條框框的青年,儘管那麼真誠,但在這條遠離城市的土路上,仍然有著各種規矩。跟現實的社會分開來,帶來一種烏托邦的錯覺,也隔開了真正的對自己的注視。

這也就是為什麼,片子前半描繪的,武漢龐克場景顯得那麼沸騰。跟城市的距離是零,每天都要直接撞在上頭。沒有地方排練,樂器一開下去,整棟樓都被掀翻。樂手很少,鼓手一度要打五支樂隊的鼓,打到隔天手都舉不起來。場地是沒有的,每個酒吧演出後就謝絕聯絡。巡演的管道全靠自己去問,畫海報宣傳,談判演出費,搭上長途巴士到了才發現政府下令不給演,主辦單位跑了,湊滿全部人的零錢,終於買到車票回家。

那些在北京理所當然存在的,這裡都沒有。那些沒有的,喊完一聲「真他媽操蛋」,也沒有人接腔。在這裡,甚至沒有城裡的唱片公司,問你的歌詞能不能改一改,然後遞上一紙合約。這裡有的,只是來自父母,工作的種種壓力。

但也在這裡,把從小長大的武漢變成一個龐克城市的過程,有著真正美好的事物。當台下聚集了越來越多的新面孔,當年輕的抗貓對著鏡頭喊著「過來過來,把我們拍進去」,還不知道怎麼正確灌下啤酒的胡娟,正在心裡準備學鼓,那「特別特別真誠」的東西,正在這個粗糙燥熱的城市,用比明亮透光的樹村更真實的方式扎進土裡。

這個時期,生命之餅做出了他們最好的一些歌。在那張被改了歌詞,以為可以拿到五萬塊版稅卻沒有的第一張專輯《50000》,夾雜著龐克、grunge、ska的詭譎節奏,吳維用一種嘲諷靠北又大開大闔的囈語朝著大街掃射:「大便過後我忘記了你,嘔吐過後我忘記了你,一個惡夢讓我忘記你,一次委身我要忘記你。切,切!自己。切,切!分離。上身給你,下身給你!」在那裡面,可以看到真誠與城市的碰撞中,雞冠頭青年的鼻青臉腫,看到撞擊下變形的自己,也看到戲謔下的坦然無所畏懼。他這麼唱著:「你說看見我好像很痛苦,其實我只是有些腳氣。我已來勁我要以牙還牙,那是因為我生來就傻。」

只是,這也是一個非常消耗的過程。當這些早期歌詞與舊日影像穿插在訪談中,而你想起片頭那首大合唱的曲子,唱著「Scream for the life, Scream for the right, Scream the truth and faith, We never stop singing!」,當你發現吳維自己的身影在新歌裡面越來越淡,越來越被一個強壯的、勇敢的呼喊取代,儘管鼓的拍子還是一樣飆在180bpm,你知道,這十幾年裡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

然後在片子後半,我們看到了許多音樂場景都會有的結局。能量終有耗盡的一天,有人去雲南,有人留在了北京,有的退下來開了live house,有的改當經紀人。像大部分評論寫道的,堅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對堅持的敬佩裡,有個細節也常常被遺漏:堅持或許並不那麼美麗。

在吳維看來,他跟鼓手胡娟的離婚,或者其他朋友的各奔東西,更多來自於生活的選擇。他選擇了這個,沒車沒錢沒房,在武漢顧著酒吧一個月幾千塊錢,這是他要的,而其他人也有不同的生活理想。他說,他並不是堅持,他很享受這樣的生活。

但胡娟心裡擱的從來不是這個,她說,「只要樂隊能繼續,其他ok。」問題在於,隨著演出一次又一次打壓歌詞被刪減,吳維對社會的看法越發激進。樂隊的走向越發政治化,然而在表達方向上,吳維的意志,卻不容許任何動搖,胡娟說,當她只能服從,有的只剩下痛苦。

先是台下樂迷,再成為鼓手,然後結婚,離婚,當胡娟用政治性與音樂性談著樂隊的方向,那於是不只是一段愛情故事的離合,她彷彿問著,埋頭寫著反抗歌曲的吳維,還是不是當年自己抬頭望著的那個人?問著,如果一個龐克不容許挑戰,那他還是不是一個龐克?

片子結束在〈Chinalism〉,重組了樂隊的吳維再一次呼籲,中國的希望在於台下每個人,每個人做好自己,這個制度才能改變。但在大合唱時,我心裡卻一直浮現出前面一點的畫面:胡娟一個人整理著店裡的搖滾服飾,鏡頭慢慢轉到街上,剩下畫外音,「我的店就在他的酒吧旁邊,但是沒有交流,沒有任何的交流。」

當吳維唱起「你的生活正在被他們代替,你的思想就是你的監獄,血肉之驅已不再是你的身體!」當依舊「又高又壯,像條大狗」的他,愛國歌曲倒立鏡像一般,歌唱自由民主的理想,在重疊的畫面裡,奇怪地,那些字句也像是描繪著他自己。在那一瞬間,我甚至有了錯覺,也許這才是導演真正想要拍的故事,只是對於這支「中國需要這樣的樂隊」,他終究沒有這樣拍下去。

也在這時,我想起了《自由邊緣》的片尾。幾支樂隊攔了大半晚上的車,終於講好價錢,一起擠進卡車後車廂,開上北京五環外的公路。許多年後,在那個村子裡住過的樂隊,有的消失,有的做起更流行的歌,賺到了錢,有的依然專注在音樂風格上,而有一支樂隊更早一步離開了村子,試圖回到自己的老家,建起一個場景,然後狠狠地撞在政治的牆上,把自己變成了跟現實一樣堅硬一樣無懈可擊的漢子。

如果你也在那台車上,往哪裡去比較好呢,看完這部片的晚上,我沒有想到好的答案,只是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問題。那時我始終不懂的,中國的音樂討論區裡,總是夾纏不清,最後變成罵戰的「搖滾精神是什麼」。如果在這個年頭,還有人問起這個,或許我會去回一篇帖子,說前陣子有一部海報高舉拳頭的紀錄片,可以去找來看一看,雖然那裡頭,可能比你想的要多上許多哀傷。

 

註1:1990年代,部分歐美廠牌把滯銷CD用機器打上切口廢棄,之後被當作塑膠材料進口到中國。一張打口的CD,多半還能播放半張的歌,成為許多年輕人的音樂養料。

註2:樂隊自主錄製發行的demo專輯。

歷史工作者,座右銘是Bowie的"My mother said, to get things done, you'd better not mess with Major 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