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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5

郭力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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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不死,只是需要反省:關於《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

繼《活在三里塚》(2014),代島治彥導演再接再厲,將採訪對象對準當年成田機場抗爭運動的多位身份或路線不同的運動領袖,製作了《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The Fall of Icarus: Narita Stories, 2017)。三里塚是日本左翼運動一個特殊的紀念碑,它也好像是一個訴說不完的故事,或者一個無法離開、又醒不過來的惡夢。

這部紀錄片,試圖訴說一個「徹底失敗」的日本左翼青年協助農民保衛土地的運動。片名以「伊卡洛斯的殞落」描述這些成田機場抗爭的故事,典故出自希臘神話:伊卡洛斯穿著父親以蠟和鳥羽毛製作的飛行翼,但不聽忠告,得意的在空中飛行且越飛越高,終因太靠近太陽而被高溫融化了蠟翼,跌落海中身亡。影片首尾以手繪動畫描繪伊卡洛斯的墜落,成為對當年那些激進左翼青年的隱喻。

影片開場的文字介紹,扼要點出了阻止機場興建運動的來龍去脈:日本政府於1966年無預警的宣佈將在三里塚農地興建成田機場後,引發當地農民反抗,全國各地的左翼力量紛至聲援,並且在三里塚匯集了反越戰、反美日安保條約、反資本主義、環境問題、歸還沖繩等等各種政治議題。老左人士在運動初期就退出三里塚,激進的新左翼青年進場,路線不一;有些主張武力鬥爭,或者恐怖主義路線,引發派系之間的內鬥與相互傷害,從而削弱了面對國家暴力的運動能量。對於積弱的新左翼而言,「三里塚成為一場失去方向的運動的最後一個庇護所。」

一位坐了八年牢的三里塚運動領袖,在片中唸出他寫給妻子的信:「個人的決心與行動驅動著歷史。人民是形成歷史的主要角色,不是學者、史家或統治者。人民才是驅力。」在「台灣左翼聯盟」近日主辦的一場演講活動裡,左翼當代藝術家陳界仁就〈藝術與「人民」〉這個主題,提醒我們「人民」這個詞彙與概念,在今日的情境需要重新理解、仔細區辨。

1960-70年代,全球的青年左翼運動串出一個史無前例的高潮。受到「為人民服務」這樣在道德上動人的行動綱領,「人民」與「左翼青年」作為對抗政府或國家暴力的對立面,都自動成為政治道德上純潔、無私、一致的統合或化約的概念。「人民」既然是受壓迫者,在「人民」內部可能的相互壓迫就不在視線裡、不成為問題;「左翼」既是理想性的、是對抗右翼政府與資本主義的不正義,那麼左翼陣營裡的派系權力鬥爭、人性陰暗、某些集體的深層文化病灶,以至於「左派政府」可以成為迫害、貪婪、極權的合理化藉口,也就不檢討不面對了。

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作為紀錄片的重要價值與問題,可能都在這裡。影片能讓這些當年帶領運動的核心人物,重述抗爭經驗的心情與細節,非常不容易;導演在一些訪談報導或映後問答裡表示,要讓那些一度覺得運動成功(例如短暫攻破了機場控制塔台)、最後仍落入深沈失敗情緒裡的運動領袖,開口追憶這個挫敗經驗,是非常困難的。在這個意義上,此片的價值已不可磨滅。

不過,影片大部分的篇幅,仍是受訪人物詳細重述當時抗爭運動的細節過程;雖時有核心人物對運動的分裂、內鬥,與最後終歸「失敗」的低迴鬱悶心情,但我們仍難以從這些陳述裡更清楚的瞭解,運動路線的分歧究竟在哪裡、細節原因為何?左翼青年運動在1960-70年代的日本,還有哪些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使得運動只能如此收場,成為一種甩不掉又重啟不了的緬懷與遺憾?日本青年左翼是在運動目標上、策略方法上、或者怎樣的國民性格上,需要檢討?

一般認為德國民族勇於面對、檢討他們在納粹時期製造的巨大人禍,而日本右翼政府至今不願面對日本帝國在亞洲的侵略歷史。那麼,對抗右翼政府與國家發展暴力的日本左翼青年,能有足夠勇氣面對自身的深層問題嗎?台灣的國民性格,跟日本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台灣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精神的青年世代,也許可以藉助這部影片,作為參與反對政治、對抗國家右翼政經統治集團時,一個深刻反省自身的對照材料。

影像文化評論者,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媒體與傳播系博士,現任政大傳播學院廣電系教授。歷任各類新聞攝影獎與電影獎的評審委員,並曾在傳統與網路媒體擔任專欄作者。著作包括《電視批評與媒體觀察》(1990)、《書寫攝影:相片的文本與文化》(1998)、《再寫攝影》(2013)、《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2014)、《製造意義:現實主義攝影的話語、權力與文化政治》(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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