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燈初上,我坐在燈光昏華的小酒館,杯觥言歡,熱菜一道接著一道上桌,煙火如夢——這是台北城許多夜生活的選擇之一,你可以揀一扇看得順眼的門,門後透著誘人的溫暖的燈光,清涼的空調與滿觥的酒水。選擇讓我們感到快樂,恍若自己是個富人,暫且坐擁這一個夜晚的不虞匱乏。
然而,這樣的門,這樣的去處,同時是許多人無法選擇的選項——他們身無分文,一無所有,故縱然眼光流連在那燈火繁鬧的屋簷之內,仍舊身為這座城市的局外人。
譬如莫娜。
安妮華達在《無法無家》這部電影裡,使用了紀錄片的視角,透過一名年輕的流浪女之死,述說著這名看似放蕩不羈、離經叛道的年輕女孩,她的流浪在各種階級、各種背景、各種心境的人眼中,折射出怎麼樣的,個人乃至接近私密式的凝視。
他們凝視著她,一如凝視著那個失落的、心虛的、悲傷的、孤獨的自己。
我們總以為選擇釋放我們的囚窖,讓我們握取自由。但像莫娜這樣的人,正因為一無所有,使他們無從選擇,故而才接近了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並非將慾望的一切盡攬手底,而是放棄、放棄、放棄,直至身無他物,只剩下自己,與自己。
莫娜是唯一真正了解這點的實踐者:她從不逗留一個地方太久,縱使有了像樣的條件與機會,她也輕易地浪擲掉、毫不猶豫地轉頭離開。
這樣的舉動很輕易地可以激怒旁人——尤其是在那些自居為施捨者與幫助者的眼中,莫娜簡直是無藥可救地墮落。她與男生廝混,投機取巧,誰都可以依靠;只願意做粗重的簡單勞動;從不清理自己,一頭雜亂的長髮像巫婆般,在冬天的寒風中恣意地舞動。明明可以在某個地方穩定下來,她卻只想抽大麻與睡覺;做甚麼都是出於玩票,從不認真看待任何事情。
莫娜像一具空殼,四處遊蕩的虛無形體,她是一隻偶然被海水沖上岸、等待被沙礫填滿的貝殼,誰都自以為可以命名她、重塑她、填補她。
但當他們發現自己辦不到、或根本沒有能力真正觸碰她,這種時候,他們便覺得憤怒或被背叛了。譬如一頭亂鬍隱身於牧羊人之中的學者;譬如被孤獨感緊縛的大屋的女傭。他們詛咒她,或者掛記她。他們以為她是自己從未實現或白白浪擲的一部分,不明白她根本不屬於任何徒有名諱的關係。
包括她自己。
身為女人,像莫娜這樣的浪蕩者,總是一不留心便面臨危險的。譬如當她被女教授隨意放下車在樹林中野營時,便遭到了被陌生男子強暴的事件。奇異的是,這些創傷似乎並沒有在莫娜身上留下太多的鑿痕,她依舊是她自己,那麼任性,依靠直覺,從不計畫。
我們可以從她的眼睛讀到一些些痛苦或疲憊的餘漬,但她整個人並沒有因此被擊垮,她仍然信任著人,那些對她伸出援手、眼睛善良的陌生人,不分男人或女人,年老或年輕,膚色或國籍。
真正擊垮莫娜的,是寒冷,以及肺炎。
電影的後半部,莫娜很明顯地患上了肺炎,因為濫酒無度,因為總是處於寒風凜凜之中,她不斷地咳嗽,披著破爛的被布,外套拉鍊壞了靴子也折損了,她就是那麼不經心地將就著,將就著流浪者無可選擇的現實,也不願意在他人幫助下謀得安定。
因為她連自己都可以徹底拋棄,一無所有乃至無可選擇,她在所有人眼中才是真切的自由之身。
直到最後,就算她不敵虛弱與寒冷,而滑落溝渠的時候,她都是徹底自由的。
我們那麼捨不得拋棄自己,曾有的與可能擁有的,所有的失去、可能、機會和錯誤,我們以為自己總有選擇,以為人生不過就是不間斷的選擇所串聯堆疊的巍巍的城垛,豈知道我們自以為穩固溫暖的柴垛城牆不過是虛假的自滿與建構;所謂的選擇,不過是意識上的奢侈的虛無。當我們面臨毫無選擇的境地時,現實才真真確確地撞到了我們眼前,撞得我們暈頭轉向,毫無還手的餘地。
所謂的自由世界,不過是有些人不慎跌倒,有些人縮脖熟睡,有些人偶然地、因為莫娜這樣的闖入者、而倏然驚醒。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