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風一向低調避世、鮮少接受訪問的Robert Frank，是攝影史公認的巨匠。1924年出生於瑞士的他，在青年時代移民美國，適逢攝影行業的發展盛世，但他在新聞與廣告攝影外另闢途徑，在攝影集《The Americans》（1958）裡以一種疏離冷峻、孤絕獨立的異鄉人角度，尖銳剖析了戰後50年代美國社會的內部分化、歇斯底里與恐慌失序。針對這本剛問世時飽受譏諷的名作，敲打派（Beat Generation）作家Jack Kerouac曾如此生動地形容Robert Frank的影像詩人特質：「他手持相機、舉起抓拍，從美國內裡直接吮吸出一首哀愁詩歌，銘寫於底片上」。可以說從《The Americans》起，紀實攝影得到了新的表現方式，一種較為奠基於個人主觀視野，影像序列飽含意識流風格，並重視照片節奏感的創作手法，逐漸被公認為也可以是一種攝影家面對、並處理「真實」的正當態度與創作典範。
然而，極度強調個別視野的Robert Frank，影響力因此除了膾炙人口的《The Americans》外，他生涯中後期較為私人的日記式影像創作，以及一系列被低估的實驗電影與紀錄片，其實引發了另一波持續至今的，從Jonas Mekas、Nan Goldin到Jim Goldberg都受其影響，以「獨立創作」為旗幟的影像潮流。事實上自《The Americans》為他獲得成功名聲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將相機放下，努力讓自己變成一個持攝影機的人：「⋯⋯我把萊卡相機收到櫥櫃裡。受夠了（拍照時）那些無盡的等待與追索，以及有時自以為捕捉到了黑白的精髓⋯⋯如今我改拍影片，可以與觀景窗裡的人直接進行互動與對話。這可不簡單，而我並沒有很成功。」
作為電影導演的Robert Frank，是一般觀眾較為陌生的。記憶所及，過去只有2002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裡，曾經選映過他六十多分鐘「一鏡到底」的實驗紀錄片《One Hour》（1990）。但自1957年拍攝Allen Ginsberg等敲打派友人的名作《Pull My Daisy》以來，他執導的動態影像作品其實已經有27部，產量極為豐富。就此而言，《法蘭克不眨眼》雖然並不是第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先前已有成績不惡的《Fire in the East：A Portrait of Robert Frank》（1986）與《Leaving Home，Coming Home：A Portrait of Robert Frank》（2005）——但本片導演Laura Israel是Robert Frank長年合作的影片剪接師，節奏豐富、敘事活潑的《法蘭克不眨眼》對於他影片創作的著墨份量，因此格外豐富可貴。我們見到的，是一位極度誠實自省的創作者，戲稱自己很少事前計畫，更乏盤算打量，而是極度信任個人主觀直覺（intuition），以及拍攝氛圍是否渾然自發（spontaneous），這使得他的電影雖然有著粗糙即興的外貌，但總能以個人生活體驗為依歸，大膽混淆紀實與虛構的人為界線，認為在不斷顛簸搖晃的嘗試過程裡，人們總能對影音所可能處理的「現實」，敘事或可貼近的「真實」，以及影像是否能體現某種「真理」，不斷進行創作上的試探與致意。
作為一個早已功成名就的攝影大師，他不畏懼於將自己打回某種「業餘者」的狀態，改用相對生澀的電影實驗，嘗試捕捉周遭友朋與家族親人的生命經驗，尤以他與伴侶至避世隱居至加拿大Mabou漁港，以及兩位孩子先後早逝的不幸際遇，使得他中後期的作品大多帶有「日記電影」（Diary Film）的況味。而他受此生命變動，重拾攝影後的靜照創作，有別於早期紀實攝影的外向抓拍，則開始展現出一種強調情動（affect）、重視內在探索的嶄新傾向——他開始大量實驗現成圖像的組裝拼貼、影像與文字的並置或疊寫，甚至對照片的物質面（materiality）進行刮磨塗繪的影像隨筆。凡此種種，都可說開啟了另一種極度誠實自省、立場毫不妥協、且嚴拒商業媚俗的「私影像」創作典範。
歲數屬於同一輩分、而以時尚攝影著稱的攝影大師Richard Avedon，氣味脾性與Robert Frank截然不同，便曾碎嘴抱怨過遺世隱居、個性怪異的Frank，好像老愛把自己安在一個「局外人」（outsider）的角色，默默地在攝影圈佔據了一個狀似低調無比的「悲傷角落」（sad corner），生性較為張揚、對此不以為然的Avedon認為，「這種沈默可大聲了！」（his silence is very loud）。但或許也只有這種自處邊緣、簡樸拙實、但又有稜有角的創作位置，得以讓Robert Frank在生離死別、命運起伏的時間長河裡，不斷保持影像視野的無比清明，以及難能可貴的全然獨立與拒絕妥協。當人們問他，為何不持續以早期成名的銳利抓拍與「公路攝影」，繼續穩當地經營自己，又為何後來拒絕了馬格南通訊社（Magnum Photos Agency）的邀請，他的回答是，我喜歡走在大路的邊緣，而非正中間。這種在「邊緣」比當「主流」更為自在、並總在某種命定（fate）中追求前進的創生性格，使得他周遭多是氣味相近、講求獨立的創作人士，而自成一迥然不同於「藝壇成功人士」的另一種人脈風景。
我想起，在一部關於英國前衛音樂家Fred Frith的電影《Step Across the Border》（1990，Nicolas Humbert與Werner Penzel 執導）裡，Robert Frank突然像個友善的老幽靈，莫名其妙地出現在紐約的電車車廂裡，喃喃自語地對著鏡頭說，這電車，它就像生命，人身在其中，正如只能活在當下，你覺得搖晃不適，磨損耗傷，但總是不斷前進，年紀歲數到了，也就能逐漸體驗這種恍惚震動，享受其中的顛簸無常，而不再做無謂的掙扎抵抗。
一個相信個人直覺、渾然自發與命運定數的攝影家，如今也已經九十多歲了。在那部近三十年前的實驗電影裡，他扮演的無名角色便已是：一位火車上的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