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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搬弄：班農的王者製造地圖》劇照
Q：當季爾吉第一次因為這部片和你聯繫的時候，你是怎麼想的？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我絕對要參加 —— 但前提是我想先見過班農；我不知道他本人怎麼樣，我對於他的認知只來自媒體的描繪。
Q：描述一下你地次和他見面的情況
見到他的前五秒，我就知道這會是部有趣的電影。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2017年的9月，他剛和查理．羅斯（Charlie Rose）錄完《60分鐘》節目的第一次深度訪談。我們在錄完訪問的隔天見面，他為訪問準備了好幾天，訪談後還是很緊張和興奮——對他來說能上《60分鐘》是很大的一件事。我覺得他那時因為那個訪談還很疲憊，一分鐘內就講了超多話，不斷地從一個主題跳到另一個主題。這是在《火與怒：川普的白宮內部》出版之前——現在我們覺得他是個大嘴巴的人，但那時我並不知道這件事。
Q：你為什麼想要拍這部片？
我是個紀錄片工作者，我也正在試圖釐清我自己對於我們所處時代的反應，以及我對此能有什麼貢獻，所以這部片感覺是個獨特而且和我非常相關的機會。我將這視為發揮我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才能的機會——跟拍一年、仔細觀察、不知道自己會發現什麼。我覺得在對的狀況下，這樣的一部電影是被需要的。
Q：為什麼你覺得這部電影該以真實手法（vérité approach）呈現？
邪惡的本質，以及制訂出穆斯林旅行禁令這種有損國家的政策幕後的決策者的本質，都是適合藉由紀錄片探索的，尤其是以真實電影的方式。媒體為班農所塑造出的死神形象、背後首腦形象並不吸引我，我想要超脫表象，具批判性的和他互動。但每踏出一步，我都考慮到這是一個相當重大的責任；如果我沒辦法取得幕後具啟發性、且未經修飾的時刻的話，我早就會退出拍攝。
Q：與班農在華盛頓會面之後，你什麼時候開始跟拍他？
我們在2017年10月開始拍攝，那是第一次會面的一個月後。接下來的一年我都跟著他，包括整個中期選舉。
Q：你拍攝了多少素材？
比片中呈現的多很多——好幾百個小時，但我試著強調其中有多層涵義的時刻。在拍攝他的時候攝影機是不會停的，因為一切都非常無法預測，一切都取決於我每一天我能拍到什麼。有時候所有記憶卡都會用完，那大概會是十小時的片段。我拍到很多他上下飛機或上車的畫面，這滿有幫助的，因為飛去參加會議或演講佔據了他很大部分的時間，他的行程非常累人——他不是會五分鐘結束一場會議的人。
《全球搬弄：班農的王者製造地圖》劇照
Q：你剛開始拍攝的時候對班農有什麼想法？
他是個能自嘲的人，當然他也會開別人的玩笑。所以開始拍攝的時候我覺得成片會很好笑，同時也很嚴肅。我想真實手法會很好地呈現這一個面向；他在每天和人互動之中展現他對於權力的赤裸慾望和自負，以及不可置信地經常出錯、毫無組織的的執行力讓我想到HBO的影集《副人之仁》。那是我拍攝時早期的參考。
Q：你在跟拍他的時候還採用了什麼策略？
我試圖達到平衡，在尋找重大時刻（地緣政治）的同時，也尋找一般平凡的時刻——最終我製作的應該要是超越班農、與人們有更大程度相關的電影。從我拍攝的其他電影中我學到，如果不近距離拍攝被攝者的話，很難找到故事最重要的一塊。這也是為什麼我盡量全面地呈現他的樣貌，也因此我在拍攝時也尋找那些親密的時刻。
Q：你是否會擔心你太過人性化了他，或讓他看起來太具同情心？
重點並不是將他人性化，而是去神秘化。我並不是以將他人性化作為本片的架構——他很明顯地是個人，他會飢餓、會生氣。你希望你的敵人是個怪物，但事實上，他們都是人。對我來說，這讓他們變得更可怕。
Q：你覺得是什麼讓他這麼令人害怕？
片中有一幕，他在談論他自己的電影《Trump@War》，他自己也承認那是宣傳片。對我來說，那是最可怕不過的事。真實電影是拍攝他的唯一方法的原因也是因為——訪問他是個問題。
Q：鏡頭外你和他的關係如何？
在片中你們會看到他和我有少許的交談，但當然我們在鏡頭前其實很常交談，不是正式坐下來的訪問，但在長途飛行或行車途中、或是會議中間在他家的等待時間都會談話。在這些時刻中讓我擔心的是，班農傾向以偏頗的方式呈現事實——通常都是錯誤的事實。在謹慎的剪接之後，我想你會看到事實有多重要，以及事實有多容易被扭曲。
《全球搬弄：班農的王者製造地圖》劇照
Q：就一個觀察者的角色，你有注意到什麼關於他令你驚訝的事嗎？
當你是個拍攝真實電影的觀察者時，你不該插嘴，但我很常被激怒－譬如說，他在跟記者講話的時候，我覺得對方應該要反駁，但我也了解我的角色並不該干預或反駁。他很常在鏡頭前和人談話，而那些人也都同意他說的，這對我來說非常不真實。我們身處在如此破碎的時代，我在那裡靜靜地拍攝、怒火沸騰、在腦中大聲尖叫，而他則說出和事實完全不符、或讓我憤怒的言論。他很會辯論，而因為他並不尊重真相，或者是事情之中的些微差異，我了解到他對於許多事情的了解都非常表面。他沒有答案的時候，就會切到其他的主題。他讓你覺得他知道很多，但我跟拍的那一年，我看到他永遠都在說一樣的論點，因為他也只有這些論點。他所沒有的是政策的解決方案——他並沒有為小人物或工人做出任何措施，沒有做出任何他在他的民粹運動中說他會做的事。有時候我太沮喪而反駁他的時候——像是談論資本控管這種過於書卷味無法放進電影中的對話，他的答案可能和他所對抗的資本主義菁英一樣，要不然他就是會承認他對那個問題還沒有答案。這些都只是說明有很多時候我都得忍住不說話！
Q：看到當今飽具爭議的人物進到旅館房間和班農見面的感覺如何？
當像是艾瑞克．普林斯（Erik Prince）或是奈傑．法發吉（Nigel Farage）這樣的人物在房裡時，我真的是背脊發涼。我很興奮可以拍到他們，但我也知道我拍到的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在我的經驗中，普林斯的那一幕非常具代表性。在拍攝期間我看過他很多次，但我沒辦法拍到太多。他會和班農進行表面上的談話，然後請我離開。郭文貴也一樣，他會坐下和班農用餐，然後會有人請我離開（班農會開口）。我知道我被允許拍攝的，和鏡頭外我實際觀察或聽到的會有所不同。
Q：你跟拍他的這年旅行行程是怎麼樣的？
對我來說最具挑戰性的事是要隨機應變。拍攝時有很多等待的時間，這也是我和他的隨行人員培養出情誼的時間，我依賴他們告訴我他的旅行行程。倫敦五天、威尼斯五天、再加上羅馬五天，因為他喜歡羅馬。在另一趟去羅馬的旅程，他早上去了布拉格，傍晚去了布達佩斯，然後晚上回到羅馬。大部分時候我完全不會知道行程，他的隨行人員也不會知道，因為行程隨時都會變。我的朋友和家人會問我某一天在不在，那一整年我都沒辦法給他們答覆。另外，班農也會談論到一些不會發生的旅程，例如一趟沒有成行的巴西行。有一半的行程都是突然冒出來的，而且我都是最後一刻才會知道。
Q：班農是否有不配合、或是不想被拍攝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我出現都是在等待，有時候班農累了、有時差，或是他心情不好，或是那場會議是機密會議，不能拍攝。有很多時候我被通知可以拍攝，但整天的時間都花在等待，只拍到很短的時間。有些天我什麼都沒拍到。但這就是記錄的工作——接受實際情況，這樣我進到房裡時才能爭取留下來拍攝。我對於拍攝倫敦討論運動（The Movement）的會議感到特別驕傲，那場拍攝絕對是爭取留下來拍攝的結果。
Q：你是一個人進行這項拍攝，你用了什麼器材呢？
我用兩臺不同的SONY攝影機拍攝，隨著進行換到更高階的器材；一開始是HD的SONY FS700，之後是可以拍攝4K畫質的SONY FS7。我在旅行期間帶了非常多張記憶卡，因為有些拍攝的日子我沒法中途停下來下載檔案。另外我還用了單腳架和槍型指向性麥克風，我在班農身上也裝了無線麥克風，如果是拍攝一群人的話，我會在桌上架麥克風。
Q：你有曾經感覺你可能有生命危險嗎？
在歐洲要到群眾前面時，他有自己的保全人員，這也讓我比較安全，因為保全知道要進入和離開的最佳動線。大部分時候我和隨行人員一起和保全移動，保全團隊一直都對我很好，從來沒刁難過我。讓我拍攝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從沒因為靠近而和他們爭執，因為讓我這麼做是他們收到的指令之一。
《全球搬弄：班農的王者製造地圖》劇照
Q：這部電影的重要性是什麼？
我剛遇到班農的時候，一開始暫定的片名是《鏡子》（Looking Glass），因為我覺得我好像穿過了那面鏡子，身處在一個反轉的世界，所有我覺得是壞的事物被當作是好的，而我認為這個國家好的事物則正被系統性地摧毀。看到一個充滿希望和史蒂芬．班農合照的人們的世界非常令我震驚。最後我們決定將片子定為 The Brink（邊緣），我們希望找到一個不會支撐他、或加強他，但屬於他身分語彙的名字，一個關於我們正位於毀滅邊緣的詞彙。有一天班農從他到哪都帶著的書《林肯總統》念了一段文字，一段說我們正在毀滅邊緣的文字。那就是我們的片名；這個詞很陽剛、帶有軍事感，點出電影的主題但又不落俗套，或是是太落入他所謂「民粹運動」的範疇。「邊緣」有很多的意涵－他是那個將所有事物推到邊緣，還繼續推的人。他在邊緣上茁壯興旺，而邊緣也感覺像是我們所有人現在的所處之地。
Q：身為隨行人員中的唯一女性感覺如何？
我無意中聽到很多懼怕跨性別者、反自由主義的言論，但我一直試著當隱形人，即便大部分時候我都是在場的唯一女性，我也不會拿我的性別做文章。我也想能自己揹我的設備、自給自足。班農是個非常老派的人，他有時會叫我「親愛的」，那真的讓我很生氣，但我也只是閉口不說話。我不想要被以女性電影工作者的身分單獨審視，但同時這部片是兩個試圖捕捉系統上問題的革新主義的女性拍的——這部電影是關於希望傳統階級制度能繼續存在在現今社會，以藉此繼續占有優勢的男性。
Q：和班農相處一年之後，你對他的印象有改變嗎？
一開始我對他的了解並不足，所以我也沒有可以改變的意見，如果說有任何改變的話，拍攝他的這一年更銳化了我對他的批評。現在我認識他了，而我也知道還是有部分的他是我不了解的。這部電影的重點是呈現他的動作、他與誰為伍，以及他的言辭。我不知道他的內心裝了什麼，我也不在乎。
關於艾莉森．克萊曼（ALISON KLAYMAN）｜導演暨製片
艾莉森．克萊曼關於中國藝術家和社運家艾未未的處女座《艾未未：草泥馬》於2015年在日舞影展首映，並獲得美國紀錄片捍衛精神特別評審獎（US Documentary Special Jury Prize for Spirit of Defiance）。該片於全球戲院播映，並被提名奧斯卡。她的其他作品還包括關於古巴裔美國人藝術家卡門．埃雷拉（Carmen Herrera）的《The 100 Years Show》、Netflix原創電影《請服藥》，以及關於日本藝術家東信（AzumaMakoto），即將成片的《Flower Punk》。她也監製了《流氓燕》和《倖存的女孩》等獲獎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