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美稱的吳文光導演，在2010年所發起的「民間記憶計劃」，鼓勵作者拿著攝影機回到各自家鄉，對老人進行口述訪談，追探被消音的歷史，進而累積出數量可觀的民間記憶檔案。除了社會與歷史層面⋯⋯
把一對母女關在心理諮商師的診療室裡，會產生怎麼樣的結果呢？這也許視該對母女的關係而定。要是母女關係良好，會不會輕鬆、自在如一頓閒話家常的下午茶？這樣一來，診療室就不是個多特殊的空間，純粹是襯托母女互動的某個場景。母女互動可以在任何地方⋯⋯
黃惠偵導演的首部紀錄長片《日常對話》以黑馬之姿，在本屆金馬影展曾打敗了經典國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世界》盤據觀眾票選獎榜首長達十日。今年初，《日常對話》的短版《我和我的T媽媽》在金穗獎影展首映，隨即造成轟動迴響，本片鏡頭對準導演的母親，她是一位來自中部⋯⋯
立法院在2019年5月17日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從此，同性可以登記結婚。幸福雖然不再需要坎坷地匍匐前進，但踏入婚姻結構後，轉眼而來的就是跨國伴侶適法性、收養與生育法規配套等議題，仍然考驗著所有已婚、未婚的同性伴侶們。
《偶然與想像》主要有推動敘事的三個偶然，分別為：朋友喜歡上前男友、發錯信件、在故鄉將陌生人誤認為同學。不過，濱口龍介卻疊加更多巧合，來讓這些偶然的意義浮現，比如和朋友下午茶時偏偏遇見前男友、多年以後遇到唆使仙人跳的砲友等等。一系列的偶然沒有讓故事失重，反而提供了一個在高度管理的時間、機械化的行程表之外，看見生活不同面貌的窗口。這樣的處理手法也常見於短篇小說，利用偶然做為契機，靜靜擾動日常，到達啟蒙般的時刻。
《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開場的第一顆鏡頭，即耐人尋味。是枝裕和將攝影機與被攝者的距離拉開，畫面構圖則讓人物接近景框邊緣，幾近於壓迫的位置。此鏡位的意義，在於將觀眾強行排除，是枝裕和在此行使有效的導演權力，讓觀眾無可選擇地棲身於「窺視」的位置，便捏塑出觀眾與角色之間冷冽、遙遠的疏離感，更藉此強調角色的迷樣性，給予觀眾偷窺的慾望，加深探索角色深層內心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