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初落幕的 2022 台北國際書展，九歌出版社與 Giloo 紀實影音合辦了一場主題為「因為她是瑪格麗特．愛特伍：小說家與社會運動」的講座沙龍，邀請到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策展人羅珮嘉與《女神自助餐》作者劉芷妤對談，兩人除了介紹愛特伍這位現象級小說家，也梳理愛特伍的文學創作與女性主義運動的深厚淵源。
女性主義運動的果實
愛特伍是加拿大詩人、小說家和社會運動家，相較於在運動現場親自上陣，她多以筆為武器，傳達其女性主義思想。近年，她也投入環境運動，以文字探討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自然的關係。珮嘉首先爬梳愛特伍與女性主義運動史的關聯，她認為，現年 80 多歲的愛特伍，是一路跟著女性主義運動史走過來的。
女性主義運動百年來大概分為四波。第一波發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女性上街呼喊「我們要麵包，也要玫瑰」，爭取工作權、投票權和教育權。生於 1930 年代的愛特伍，在 1950 年代有機會念書，正是第一波女性運動爭取受教權的成果。1969 年愛特伍把日常所觀察到的不平等，集結各式各樣女性議題，寫下第一本小說《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
到了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愛特伍從上一波運動的受惠者，變身運動先鋒者。研究普遍把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定調在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以凱特．米列（Kate Millett）的《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作為分水嶺。愛特伍早從 1960 年代開始便持續醞釀與書寫，因此被認為是先鋒者之一。1970 年代她陸續寫了打破男女二元對立的《浮出水面》（Surfacing, 1972），以及首次探討婚姻關係的《女祭司》（Lady Oracle, 1976）。
珮嘉認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最重要的訴求，是談女性的夢想和覺醒之外，更是進一步討論女性情慾和母性究竟為何？愛特伍許多作品都會處理到婚姻，並不斷探問「為什麼女人永遠得跟母性綁在一起？」「女性情慾、身體可否展演？」珮嘉提醒，閱讀愛特伍時必須把這些元素都考慮進去，因為她的每部作品都緊扣當時的社會氛圍。
1985 年愛特伍出版《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下稱《使女》）時引起軒然大波，很多人覺得太前衛、太衝擊。小說背景設定在未來，珮嘉表示可以把「未來小說」想成是「思辨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它看起來很科幻，但並不是科幻。兩者差別在於科幻小說奠基在虛構的結構裡，未來小說則以現實為基礎設定故事，《使女》便是藉由許多真人真事、實際發生過的事件所寫成。
1990 年代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發生更多變革，不只女性，酷兒、性少數、多元性別運動百花齊放。父權體制下的弱勢男性，以及「男性的包袱是什麼？」都在此時被廣泛地討論。愛特伍當時先後出版了《貓眼》（Cat's Eye, 1988）、《強盜新娘》（The Robber Bride, 1993）、《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 1996）與《盲眼刺客》（The Blind Assassin, 2000）。
直至如今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2017 年《使女》因影集改編播映，再度引起話題風潮。同時國際社會 #MeToo 運動風起雲湧，加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愛特伍在《使女》出版 34 年後，寫出續集《證詞》（The Testaments, 2019）來回應當代社會。
虛實互涉的恐懼
《使女》1985 年出版，背景設定在近未來。根據訪談，愛特伍當時所描繪的世界，差不多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芷妤認為「現在看這本書仍感覺像近未來，一切好像沒有發生，卻快要發生。」對比這本書的創作年代與其所描繪的「近未來」，會發現當年愛特伍的恐懼，跟現在的我們一模一樣。
愛特伍所描寫的「恐懼」正是小說核心。在近未來世界，汙染輻射導致生育率大幅下降，美國因戰爭分裂，變成由極右派宗教把持的「基列共和國」。國度裡階級分明、採行激烈手段控制人民。其中一個階級是「使女」，此名來自聖經中的章節。由於大主教及其夫人無法生育，使女會被分配到大主教家，為其生小孩。受孕儀式非常獵奇，夫人坐在床上兩腳張開，使女躺在中間，主教則面對兩人，跟使女交配。使女如同一個工具、通道，介於主教和夫人之間。
生下小孩後，使女的任務就完成，接著會被派往另一個大主教家，繼續進行繁衍的責任。社會階級低下的使女，甚至沒有名字，如本書女主角之所以叫奧芙弗雷德（Offred），是因為她被分配給一位叫弗雷德（Fred）的大主教—— of 是介系詞，代表她是「屬於」Fred 大主教的使女，而每換一個大主教，她的名字便隨之改變。
芷妤談到《使女》寫完 34 年後，續集出版又引發話題效應。除影集播出反映熱烈，當時也正好發生美國各保守州決議禁止人工流產，對比小說，大家突然有種莫名的既視感：難道我們真的要變成生小孩的工具嗎？女性沒有自己身體、子宮的決定權嗎？當虛構故事與現實如此貼近，恐慌於焉湧現。
紀錄片中愛特伍說：「《使女》裡每一個你覺得可怕的情節，都曾真實發生在歷史上。」如此虛實互涉的恐懼，既像小說，又不是小說。而在講座當下，正在現實世界發生的是，美國大法官正要推翻羅素韋德案，形同收回美國憲法已承認的人工流產權，這也意味著美國這個相對而言更為自由、開放和進步的國家，正在「努力」地倒退。
我所相信的，會不會造成他人痛苦？
續集《證詞》的故事背景發生在《使女》結束後的 15 年，女主角逃離基列共和國後生死未卜。芷妤談到小說以三個不同面向進行書寫，除了兩位新登場的年輕女性，另一位則是曾在《使女》作為反派的麗迪亞嬤嬤。「從反方角度書寫，並非是單純地洗白。很多時候我們確實需要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才知道原來角色的所作所為不是因為恨或是壞，而是因為相信」，芷妤補充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所信仰的價值觀，但很少人反思自己所相信的事會不會壓迫到他人，或者就算知道會壓迫到他人，卻自圓其說地認為「我在做我相信正確的事，如果壓迫到別人，那是他們不對、不好」，因此將自己對別人的傷害當成理所當然。芷妤認為在網路上這類言論格外常見，每當看見有人理直氣壯地說「我是不知道ＸＸＸ，但我只知道ＯＯ一定是對／錯的」，那樣的思考方式，就算結論和她的立場相近，都會讓她覺得很痛苦。
《證詞》的其中一個重要性便在於，讓讀者看見一個反派也只是為其心中的正義和信仰而戰，我們每個人何嘗不是？那麼，我們在為正義奮鬥時是不是要更提醒自己，不要因為信念而太理所當然地刺傷他人？有些人罪不至死，只是需要被提醒，執意用刀槍對著他，並不會讓他跟你站在同一邊，只會導致對立更深、仇恨更多。
影像中的女性意識
珮嘉提到小說其實很難呈現「影像感」，但如果有看過《使女》小說，一定對顏色有非常強烈的印象。愛特伍處理色彩十分細緻，比方使女穿紅色，代表性與生育，諷刺的是小說裡女性的性和慾望都不被承認。大主教夫人穿藍綠色，是基列國的中產階級，這些高貴優雅、知識豐富的女人因不能生育，而呈現絕望的狀態。女僕、女傭穿灰色，身分地位薄弱。最下層則為妓女，穿著用皮與垃圾組合起來的混雜色。珮嘉提醒我們看《使女》時，可以留心整個社會體制綁架了誰，會發現受害者絕非只有使女。
珮嘉笑著分享第一次接觸《使女》，其實不是小說，而是 15 年前在龍祥電影台看到的電影，當時她還以為是色情片。1990 年代電影版不像小說使用第一人稱，且幾乎抽掉小說中的內省價值。1990 年代女性運動沒有觸及整個影視產業，而好萊塢是非常父權的體制，當時製片、導演、改編劇本都是男性，愛特伍雖有部分參與，但整個電影工業仍完全忽略小說中的女性意識。
相比之下，2017 年影集版則幾乎打破小說結構，且更加女性主義。影集版導演、製片及一半以上編劇團隊都是女性（飾演女主角的伊莉莎白．摩斯就是製片人）。有趣的是，1990 年電影版幾乎按小說照本宣科，唯獨一幕為改成愛情片而把關係人殺死，其餘結構完全一致，最後卻拍成一部奇怪的色情片。而 2017 年影集版改編更多，以女主角為例，1985 年愛特伍的書寫其實想要呈現一種無奈，甚至被迫臣服於體制；但到了影集版，她已經知道如何擺脫束縛。後來歐美很多 #MeToo 運動參與者會穿紅袍、戴白帽，因為使女的裝束已成為「反對女性壓迫」的象徵標誌。
書寫之外，如何迎戰世界？
講座尾聲，珮嘉問芷妤除了《使女》，想推薦愛特伍的哪本書？芷妤答最喜歡《盲眼刺客》，這是她與愛特伍的初相見，年輕時讀完覺得驚為天人，拓展她對小說創作的想像空間。另外，以真實世紀案例為基礎寫成的《雙面葛蕾斯》，情節既壓抑又唯美；而深富女性覺醒意識的《女祭司》和隨筆集也都相當推薦。
珮嘉也提及對愛特伍的欣賞，認為她不只寫小說、詩集，還寫評論、發推特，是位相當多才多產的作家，現年 80 多歲仍十分活躍，講話妙語如珠。芷妤回應自己特別喜歡愛特伍的調皮幽默，比方《使女》曾被保守宗教團體指為邪書、禁書，並焚其書以示抗議，愛特伍於是製作了一個燒不壞的版本，還在宣傳影片中親自拿火槍燒書，而書仍好端端在那，非常俏皮可愛。
愛特伍生活中以幽默從容面對所有威脅、挑戰，小說裡又充滿柔情地去書寫女性處境。芷妤表示愛特伍在書寫之外，以既幽默又帥氣的方式迎戰世界，而非悲情式反擊。兩位與談人直言愛特伍是她們的理想狀態，希望 80 歲時也能和她一樣。
延伸閱讀｜劉芷妤／所幸，我們有愛特伍之鏡——《使女無懼：瑪格麗特愛特伍》
文／林鈺芩（九歌出版社行銷助理）；圖／九歌出版社、Giloo紀實影音；責任編輯／林潔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