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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彬彬的早餐時間:談談《星國戀》

今年2月,陳彬彬導演因《星國戀》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覽「烏鬼」放映之故,特地來到台灣一趟,Giloo趁此與她相約了一次早餐專訪。一派和氣的陳彬彬思路清晰,言談間不時流露出機靈俏皮的眼神。對於《星國戀》,她與我們分享許多過程中的細節,也談到她對台灣紀錄片的觀感,以及對紀錄片本身的看法。

Giloo:對於還沒看過《星國戀》的觀眾,導演您可以快速地用您的方式介紹這部片嗎?

陳彬彬(以下簡稱陳):《星國戀》是我追尋新加坡過去歷史的一部作品。我訪談了一些政治流亡者。當中有些人已超過50年無法回到新加坡。這些人是在1960-1980年代間離開,也分別代表了不同世代新加坡行動主義者的多樣性。在影片中,他們提到了為何他們會做那樣的事、當時新加坡當時的情況、曾經可能發生的走向、以及對於現今新加坡的看法。

Giloo:這個拍攝計畫當初是怎麼開始的?

陳:起源是我在做一個錄像裝置作品的計畫。當時是想表現新加坡在視覺上呈現出的樣貌,因此想嘗試些像是從外部觀察新加坡、類似導覽的形式。當我在做相關研究時,意外讀到了《獅爪逃生》這本書。它談到一些新加坡政治流亡人士的切身經歷及想法。特別的是,裡面避開了像共產黨員這樣身份的例子,或許是刻意想避免被視作同路人。我覺得這點很有趣,當書中其中一位人物洪瑞釵到了吉隆坡時,我對她做了訪談。從她訪談中提到的故事,忽然讓我覺得應該有必要為此做部紀錄片,結果原來的錄像裝置構想反而拋到一邊了。而在拍攝當中,除了需要了解大量的背景知識,我也意識到這議題的敏感,可能會讓別人陷入麻煩,所以都是我自己一人拍攝剪接。

Giloo:拍完《星國戀》之後,你還有持續和你片子中的人物保持聯絡嗎?

陳:有的。像是前幾年曼谷國際電影節本來要放映《星國戀》,但影展前一星期忽然來電取消。這讓我覺得可惜,因為我本來可以請泰國的受訪者一起到場,讓他們直接上台談談自己。但是在倫敦放映時,我就有機會讓受訪者們齊聚一起上台了。那樣的感覺真的很好。

Giloo:《星國戀》採用許多訪談,跟你先前的作品,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請你談談這部分嗎?

陳:我覺得就形式上來說,我有些作品彼此差異蠻大的;但相同的是它們都是關於新加坡的影像。例如《新加坡風》(Singapore GaGa)是針對不同特色的人的訪談,《備忘錄》(Invisible City)也是;而《Imposibility of Knowing》就是比較實驗性的,是用靜照架構出新加坡某些空間的故事。《IN TIME TO COME》裡,我則是完全捨棄訪談,你看到的都是廣角拍攝的鏡頭。

回到《星國戀》,當初我確實有設想別的形式,但後來決定還是不該玩太多花樣。我認為應該要直接讓他們在鏡頭前出現,因為在新加坡,有很多人並不承認、甚至不知道他們,讓他們在鏡頭前直白陳述自己的故事,反而是最好的,也因此觀眾會看到像何元泰等人對著鏡頭說話、唸詩這樣的畫面。拍攝時也會發現,像這些從前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面對訪問和鏡頭其實都非常坦然,彷彿想說的話一早就在腦子裡都想好了,而且他們說起話來的姿態非常有張力。

Giloo:一般觀眾對《星國戀》這些流亡者的背景可能並不熟悉,曾想過要在片裡放入更多相關資訊嗎?

陳:有想過。但這些人的差異性很大,例如那些共產黨員,多半從前是華文學校學生、有反殖民的觀念,和洪瑞釵、陳華彪這些說英語的社會主義人士背景不同,然後也和1980年代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社會工作者有區別。另外,由於內部安全局的管制,我們並沒有留下太多那時的紀錄。所以後來我是用「流亡」這樣的概念,將他們各自複雜的人生故事去結合起來。

Giloo:《星國戀》片中,有些流亡者後來去了馬來西亞跟馬共在一起。廖克發導演的《不即不離》也涉及到馬共那段歷史。不知道您對這部作品的觀感如何?

陳:我覺得他家族和這段歷史的關係,是影片的重要關鍵。當這部片最初的短版到釜山影展去募集後續製作的資金時。我曾遇到導演並對他說:「你的作品不只談共產黨那段時期的歷史,更多是關於你和你家庭之間的關係,千萬別忘了這點。」就我從外部的角度來看,它其實是家庭故事,我很高興他也採取了這樣的角度處理。我覺得當你太集中在處理政治這一塊,你反而很難脫離出來,去講你為什麼要說這故事;相對來說,從一個家庭故事出發,反而更讓人易於感受到普遍性。

Giloo:你對於台灣紀錄片的印象是什麼?近期有讓你特別印象深刻的台灣紀錄片作品嗎?

陳:去年的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有放映一些台灣紀錄片。像吳耀東導演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Goodnight & Goodbye》,以及賀照緹導演的《只要我長大》是我特別有印象的,形式上簡單,但讓人難忘。我覺得台灣紀錄片似乎都是比較感性的,不過我自己拍片的話,則是希望一半感性,另一半理性。

有些人認為紀錄片應該是行動主義的,但對我來說,紀錄片其實是實驗。我認為紀錄片的潛力在新加坡還未完全實現,或許是因為商業機制力量太強。相較尋找一個有趣的人物,我會對於使用各種形式來表達他們想說的紀錄片作品更感興趣。先前有部《新加坡2066》(Snakeskin, 2014)便很有趣,那位年輕導演深受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的影響。Sandi Tan的《消失的膠卷》(Shirkers, 2018)我也很喜歡。

Giloo:您接下來有什麼新的計畫嗎?

陳:有一個關於新加坡教育系統的拍攝計畫,不過我在裡頭是擔任製片。這個計畫追蹤了一些13-16歲的中學生過去四年來的學習情況。在新加坡,小學畢業的學生會參加「小學離校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你的成績會決定你接下來被分配到怎樣的班級。而我們的拍攝計畫是聚焦在最末段的那些班級的學生。

訪談:鄧兆旻、林忠模
整理:林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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