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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台北,那些很小很美的事:專訪《打烊時刻》導演Nicole Vögele

(編按:Nicole Vögele導演今年參加金馬影展的紀錄片《打烊時刻》,從一家深夜營業的小店出發,帶領觀眾躍入台北不為人知的面容:一片寂靜的街道,陸續上演淡淡戲碼,闃黑的夜,包裹住城市隱約跳動的脈搏。這是部神秘、感性又詩意的作品。Giloo特別找來影評人尼可拉斯,一同約在影片拍攝所在的「阿嬌清粥小菜」,對Nicole Vögele進行專訪。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打烊時刻》導演Nicole Vögele

Giloo:首先想先問您對台北的印象是怎樣的呢?在您拍完片後,這印象有轉變嗎?

Nicole Vögele(以下簡稱Nicole):我最初來到台北,其實對這裡一無所知。幾年前,當我的製片告訴我,我的作品《霧》(Fog, 2014)受邀來參加「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時,我記得我聽到的反應是:「台灣?這是一個國家嗎?它屬於中國嗎?那是什麼地方?」對作為歐洲人的我們來說,或許現在已經稍微了解這邊的政治情況,但還是很難在地圖上標記出台灣到底在哪。我也不是到每個新的地方前,會先去閱讀相關背景的人,於是我就在什麼都不清楚的狀態下跑來台灣了。

初到的感受是這裡離我自身的文化相當遙遠,生活很不一樣,許多事情安排的方式跟思考也很不同。但坐在車裡觀看路上風景,也覺得有很多部分跟瑞士相近。除了瑞士也是小國,面積與台灣相近只是人口較少外,在這裡,我也感受到一種集體性,人們在性格上有些害羞,某個程度上態度開放,但意見又很中立。因此身處台灣,讓我感到周遭一切都很陌生,但也有種我已經很熟悉的特質。

我至今仍有這樣的感覺,儘管現在我對這城市認識得更多,更了解捷運路線,不會在路上迷路了,但我仍不會說中文。不過,我覺得台北是個很好相處的城市,很容易讓人參與其中。僅管它表象上很瘋狂、混亂,例如交通讓外國人忘之卻步,然而它就像底下有股在流動的節奏,其實很容易一躍而入 。

尼可拉斯(以下簡稱尼):那您有被這邊這麼多的機車嚇到嗎?

Nicole:我沒有開玩笑,其實我們從電視或各種資訊上,就多少耳聞台北是個機車很多的城市。當然親眼目睹還是有被震撼到啦,感覺要被那些機車的聲響給淹沒了,或是本來安靜的路口,轉綠燈後忽然有機車呼嘯而來。

「阿嬌清粥小菜」牆上的《打烊時刻》海報

Giloo:您當初怎麼遇到片中這位郭先生呢?

Nicole:我第一次拜訪台灣後,便決定我下部片要以台灣在夜間工作的人為主題,因為他們太令人著迷了。由於我的工作方式是,通常不預設概念,也不事先撰寫腳本,而是與我的工作夥伴一起到現場,從頭到尾一同完成影片。所以我和我的攝影師便來到台北,不帶任何計畫,單純只是待到晚上外出,看我們能拍到什麼。我記得第二天我們到士林夜市去,拎著啤酒,就在那裡觀察夜市最後如何收攤,人潮怎麼散去,結果當要回下榻旅館時,我們竟然迷路了!後來走著走著,發現路旁有家小店燈還亮著,裡頭有人在吃著食物。這時已是凌晨3點,我們想說可以在此吃點東西,結果老闆說只能外帶。我們本來以為他們準備要休息、清理廚房了,但後來發現不對呀,人怎麼還是一直進來?一點都沒有要關門的跡象。

回去以後,我的攝影師覺得這裡可以是我們拍攝的起點,於是我們找了人幫忙翻譯,再度回到那家小店。這位郭老闆一看到我們就說有印象,還說,當時他一看到我們人高馬大、手裡拿啤酒,讓他驚慌不已,所以只敢讓我們外帶。他說他從來沒看過阿兜仔來這邊,更何況是手裡還拎著啤酒的阿兜仔(笑)!當我們提出想拍攝此處,老闆隨性的說,可以呀,只要客人覺得沒關係,都歡迎你們來拍。不過他又補了句:「要把我拍得像湯姆‧克魯斯才可以~」我們當然拍胸脯保證沒問題(笑)!

Giloo:拍攝上有遇到什麼挑戰或難忘的經驗嗎?

Nicole:我想一般人通常會認為最大的挑戰是語言,但實際上不是,或許語言最初是障礙,但隨著我們長時間待在店裡,也很快地發展出跟人溝通的模式。我想最大的挑戰,反而是在夜間保持清醒。因為當拍攝結束後要休息,你的身體反而常會讓你覺得現在應該是要梳洗好、出門去工作的時刻。我們花了很大的氣力才習慣,讓身體和頭腦都適應夜間節奏,特別是當你必須從半夜2點一直醒到早上7點,那真會讓人精疲力竭,只想找張床立刻躺上去。另外,夜間長時間無法接觸到陽光,也會對身體造成影響。這個經驗讓我發覺自己真的很需要陽光跟維他命D。

Giloo:《打烊時刻》的最後,老闆郭先生突然騎車上路遠行,這是他的一時興起?還是您刻意的安排?

Nicole:是我安排的,裡頭有幾個原因,一來是我們身處異鄉拍攝這家深夜營業的小店,每晚都去找老闆聊天,久了,其實身心都很疲累。另外,每當小吃店關門後,我們會繼續拍攝老闆到市場的採買,此刻剛好是晨曦灑落的時光。有天早上,我坐在計程車上尾隨老闆時,忽然好希望他何不擺脫每天的例行公事,去戶外透透氣呢?於是有了這樣子的安排,也算是上演著我自己的夢想吧,這是一直跟著他們在夜間作息的我最深的渴望。而我們在剪輯時,也很早便確定要以這段作結尾。

Giloo:那麼會跑去廬山是設定好的?還是隨機決定的?

Nicole:我初次來到台灣,便覺得這島嶼的自然風景很美。影片結尾設定在廬山,背後有個小故事:當我第一次在台灣乘車旅行,也是徹底地迷路,剛好在廬山這邊,遇到很多好心人指引我們方向跟可下榻的地方,另外,我也感受到跟這裡有某種連結,好像跟自然可以深刻地相遇。這讓我覺得廬山可以跟片尾想傳達的訊息有所呼應。

尼:最後騎摩托車的段落,讓我聯想到台灣新電影,或是侯孝賢、蔡明亮以緩慢著稱的作品。特別是您還以超16毫米拍攝,產生出一種老電影的質感……您自己有意識到這點嗎?

Nicole:我的作品都是以超16毫米拍攝,倒不是為了本片特別使用。其實在拍攝之前,我並不知道台灣新電影的存在,而在第二趟來台拍攝期間,我抽空看了侯孝賢、尤其是楊德昌的作品。才察覺到我拍《打烊時刻》和先前作品的方法,與他們很類似。這就好像忽然發現到,其實已有許多先行的大師們,在和你用相同方式拍電影那樣的驚喜。我覺得台灣新電影似乎有種特定的文化存在,這當中包括觀察的方式、影片的緩慢節奏,以及微小事物在世界中的重要性。這也是電影最吸引我的部分。

Giloo:在《打烊時刻》及您先前的《霧》中,你的鏡頭經常不介入拍攝對象,並且很仔細觀察人類活動的細節、以及環境的聲音跟氛圍,您是怎麼發展出這樣的創作方式?

Nicole: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我的攝影師Stefan Sick,我剛才說過,我習慣與工作夥伴一起發展作品。我自己是喜歡東看西看、對什麼都感到好奇的人,Stefan則是步調很慢,所以他就採取了這樣的拍攝手法,來容納我無窮無盡的好奇心。也是透過他,我才發覺自己喜歡觀察微小事物, 以及它們被放在一塊時交互營造出的氛圍。

對我而言,要去描繪一個空間或人物的最佳方式,是將鏡頭固定在某個點長時間拍攝,這比起以數個畫面構成分鏡銜接要好得多;我個人認為,透過分鏡會減損畫面中那些事物的豐富性。而這樣的定鏡長拍,也像創造出一個舞台,等待事物上演著它們自身的戲碼,讓我對面前景象保持高度開放的心態。我們常是將鏡頭架在某個角落就一口氣拍了2小時,頂多有時調換鏡頭。我覺得這很適合我想觀察與訴說的。我們在現場的許多決定,都是當下很直覺地認為這樣就對了,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反覆思索為何要這麽做。

尼:您在剪接上怎麼思考呢?例如你會剪進一個婦人闖紅燈的畫面、或是颱風夜的場景、撞倒路旁腳踏車又莫名暴怒的機車騎士等等……

Nicole:倒不是說是思考,比較像是怎麼將這些「片刻」集合起來。當你進到剪接室裡,會發覺裡頭已累積無數的「片刻」在等著你,而你還不曉得它們之間可以有什麼關係?或是會產生什麼故事?所以我們會將不同的素材,各自以某個影像列印在紙張上,然後我們便放在桌面上來回調動這些紙,找出可行的關連性,找出適合它們的某種節奏。剪接這部片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花了11個月、將近一年。整個過程就是一直不斷在反覆試驗,嘗試新的組合的可能性。

尼:開頭和結尾的段落,是在這過程之前便確定了嗎?拍攝這些素材大概花了多長時間?當初有考慮申請台灣這邊的資金嗎?

Nicole:我雖然確定了結尾段落,但怎麼讓影片到達那裡,仍進行了許多嘗試。比如有時我為了銜接一個藍色的影像,就會在桌面擺上所有其他藍色的影像任意挑選。這樣的方式帶給我一種對影像的創造性結合。除了顏色之外,像聲音、構圖、動線也是。總之,它是有機性的。

在拍攝素材上,我們拍了大約14個小時,雖然以紀錄片來並不算很多,但由於我們以底片拍攝,必須要有所節制。我們很幸運,有來自瑞士和德國的資金,可以讓我們負擔這樣的成本。當初我的製片有和我討論過申請台灣資金,但那時我們已經啟動拍攝了,而一般來說,已啟動的計畫要再去申請新的資金並不容易,他們通常是希望在事前的企劃階段時便能參與。

Nicole導演與郭老闆

Giloo:您在影片有使用到Alva Noto的音樂作為配樂,可以請您談談和他合作的經驗嗎?

Nicole:這件事的緣起是,有天我的剪接師帶來Alva Noto的音樂,我們開始用在片中的某些場景,結果我們非常喜歡!但他是那麼重量級的藝術家,而且還幫《神鬼獵人》(The Revenant, 2015)做過配樂,他會理我們嗎?可是我又想,他就住在柏林,難道我們不能試著聯繫看看?後來透過朋友找到聯絡方式,寫了電子郵件說明始末,並附上5分鐘配上他音樂的片段。沒想到他竟然回信:「蠻酷的,咱們來聊聊吧。」於是我們一起吃了午餐,變成了朋友,而且他很大方地讓我們任意選用他的音樂,只需支付我們可負擔的價格。他是個很隨和、很好親近的人。他還與我們相約,希望下次拍片時能幫我們做配樂。我們現在仍一直保持聯絡。

另一位因此結緣的朋友是Mica Levi,她曾做過《肌膚之侵》(Under the Skin, 2013)的配樂,當初,也是我們將影片片段寄給她的經紀人而認識。我們經常在靠近他人時會感到害怕,但只要你是真的是在做某件事,不論成果好壞,都應該多方嘗試。我經常和我教電影的學生講,不管你要做什麼,找人加入團隊或訪談也好,就算對方是首相,電話打下去就對了,千萬別覺得有什麼是不可能發生的。

Giloo:哪些紀錄片工作者是您特別欣賞或仰慕的呢?您覺得您有受到他們的影響嗎?

Nicole:我認爲一般來說會有兩類電影工作者,一種是完全不看電影的,另外一種是影癡型的。我算是前一類,雖然我因為去上電影學校,有看過一些作品,但嚴格來說不算很多。然而,還是有些紀錄片工作者對我非常重要,他們大多數的作品,啟發我以另一種方式製作電影。像是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的《沒有太陽》(Sans Soleil, 1983)或其他的散文電影(essay film),讓我了解到電影不是只有新聞式紀錄片或好萊塢風格的劇情片。此外,兩位對我影響很深的紀錄片工作者,一位是Nicolas Humbert,他在1980年代曾拍攝關於音樂人Fred Frith的紀錄片《Step Across the Border》(1990),另外則是Peter Mettler的《Gambling, Gods and LSD》(2002)。對我而言,它們都是非常精彩的傑作,也教會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電影不必然需要敘事導向。另外還有的,像是什麼是敘事?什麼是戲劇性?電影或故事應該如何被塑造?它們應該被塑造嗎?這對剛開始創作的我非常重要。因為我本來從事新聞業,新聞工作要求快速、重點式地講完事件;然而紀錄片允許你拍攝、描繪某人,但敘事又可以相當自由而開放。

訪談後,Nicole導演也順道拜訪當初認識的街坊

Giloo:目前在著手什麼新的計畫?願意與我們分享一下嗎?

Nicole:現在暫時沒有想要拍攝新作品,不過我現在正著手幾個新聞報導的案子。主要是因為,在《打烊時刻》拍完後,我已帶著它跑過幾個影展,分享過很多感性的看法;同時,在歐洲這裡,像是難民危機、政治上越來越往右傾這些問題越來越明顯,我覺得此刻似乎有必要重新回到新聞這一塊,對現實採取更多具有能動性的發聲。但我希望明年夏天能啟動新的拍片計劃。

尼:外國導演以台灣為主題拍攝的作品非常地少。我想,您能像這樣直接融入進來拍攝,或許也是因為瑞士是小國家,並摻雜不同族群和語言的緣故。您會推薦其他導演來台灣拍攝嗎?另外,其他國家觀眾對於《打烊時刻》的反應如何呢?

Nicole:會的。像我的製片也說,台灣許多地方的場景與光線,就像專為拍攝電影所打造;同時我覺得台灣人非常友善,我有時會看到有人直接將家裡大門敞開,就像是隨時歡迎你進來。這樣的氛圍,讓人可以很輕易地就融入。而《打烊時刻》在其他地區放映時,我們收到很多迴響,觀眾們很享受跟著影片潛入台北的城市生活。這就像進入另一個世界,隨著影片的緩慢跟重複,會慢慢讓人也變成其中的一部分,就算不熟悉本地文化也能有同感。這點對我很重要,因為我並不想做一部異國情調的電影,而是希望這部電影能連結到彼此人性共通的部分。

(訪談:林忠模、尼可拉斯;整理:林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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