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金馬獎
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導演、最佳女配角、最佳攝影、最佳美術設計、最佳錄音、最佳造型設計提名
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導演、最佳女配角、最佳攝影、最佳美術設計、最佳錄音、最佳造型設計提名
對於青春的迷茫暴戾，時代的壓抑，以及少年對於戀愛的憧憬，皆有很深的刻畫
一九八七年七月，台灣正式解嚴，楊德昌開始籌劃《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下稱《牯嶺街》），並在一九八九年八月成立自己的電影工作室「Yang and His Gang Filmmakers」（楊德昌電影公司）。一九九〇年八月八日，《牯嶺街》正式開拍，一幫人靠著對電影天真的熱情，從北拍到南，在九〇年代的屏東建構出了六〇年代劇變中的的台北。《牯嶺街》的英文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取自貓王〈Are You Lonesome Tonight〉，除了貓王，電影中也用了幾首瑞奇尼爾森的歌作為插曲，在楊導就讀建中的六〇年代，西方的搖滾樂、電影等流行文化成為青少年在閉塞時代裡的救贖，影響著那一代對思想的追逐。 楊德昌曾說：「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A Brighter Summer Day 所代表的一瞬之光和《牯嶺街》的現實黑暗相互矛盾，但正是在那樣的黑裡，楊導澄澈的眼光洞穿了封閉的年代，在三十二年後的今日，仍舊純真、年輕。
1:31:18 在楊德昌的鏡頭下，場景時常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下，反而襯托出大時代之下，校園中男女之間的複雜情感、青少年和大人們的鬱悶、男人之間的成群結黨，更顯抑鬱、愁苦。尤其喜歡一幕鏡頭（【01:31:18】）停留在保健室的門上，門上倒映出小明和小四對話的身影，奶油色的木門、少年少女的模糊身影，彼此訴說著煩惱；還有另一幕（【02:02:18】）在嘈雜的器樂演奏聲中，小四對小明大喊出自己的心情，也分外青澀可愛。從那些細碎的美好畫面中，對比出其他佔多數的危險暴力場景，彰顯出青少年無法自由自在成長的狀態，讓人對於戒嚴時期之於人們生活的影響有了更完整的想像。
在楊德昌的鏡頭下，場景時常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下，反而襯托出大時代之下，校園中男女之間的複雜情感、青少年和大人們的鬱悶、男人之間的成群結黨，更顯抑鬱、愁苦。尤其喜歡一幕鏡頭（【01:31:18】）停留在保健室的門上，門上倒映出小明和小四對話的身影，奶油色的木門、少年少女的模糊身影，彼此訴說著煩惱；還有另一幕（【02:02:18】）在嘈雜的器樂演奏聲中，小四對小明大喊出自己的心情，也分外青澀可愛。從那些細碎的美好畫面中，對比出其他佔多數的危險暴力場景，彰顯出青少年無法自由自在成長的狀態，讓人對於戒嚴時期之於人們生活的影響有了更完整的想像。
楊德昌攤開年少時代的記憶，讓觀眾直面茅武／小四的殺人事實，並於其中堆疊時代內盪的戾氣和相似動機不穩定的殺人事件。本片多次提到的書籍《戰爭與和平》，正呼應著臺灣軍事戒嚴、白色恐怖的背景，在戰爭的陰影、高壓的統治之下，學校成為國家暴力縮影，也是小公園和 217 兩個幫派角力的場域，無法超越大環境的宿命，任何人都可能是另一個「小四」。
本片改編自發生於牯嶺街的真實命案，1961 年 6 月 15 日晚間十點，位於牯嶺街 5 巷 10 號後門，一名女學生劉敏（山東人）被七刀奪命，兇嫌則為建中初二男學生茅武（浙江人）。由於兇殺現場在美國新聞處附近，而且撫養孤女的國軍遺孀企圖吞金自殺，國軍裡還有大量被拉伕而來的山東農民（如後來犯下土銀搶案的李師科）。 這些情節具高度政治敏感，所以情治機關將此定調為單純的「情殺」，然而背後的動機其實源自白色恐怖之下，更為龐雜的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文化衝突，以及外省第一代離鄉背井的徬徨不安。
電影中一幕在巨型冰磚上書寫的畫面，其實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刑求方式之一「跪冰塊」。 除此之外，在當時還有利用性、性別的刑求手段，例如「螞蟻上樹」是使人裸身淋糖水丟室外招螞蟻咬；或以尖細鋼琴線穿過乳頭；甚至讓懷有身孕的女性政治犯長髮高高懸吊在樑柱，並持續遭受刑求導致胎盤剝離等殘忍行徑。
提到白色恐怖相關的影視作品，除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外，還有萬仁執導的《超級大國民》，以及侯孝賢執導的《好男好女》、《悲情城市》等，其中《悲情城市》也在 2023 年修復後經典重映。
這部片最打動我的一幕是小四在暗夜之中，原本要拿磚頭攻擊某一位對他們家十分惡劣的鄰人，為父親出氣，躲在陰影之中等待鄰人走過的時候，鄰人卻突然身體不適（心臟病發？）倒地。結果小四一怔，放下磚頭，跑上前去救人。青少年的心思真的就是如此變化莫測，殺人救人一秒之間。因此，小四走向最後的悲劇結局的過程中，是否有轉寰的餘地，在哪裏、何時、誰又能夠修復他的心智像巧手伸進精密鐘錶的動力內核，成為了我觀影最大的懸念。
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需時時提防，畫面嚇人（小四兒和小明都把槍對著鏡頭），聲音也嚇人（你時不聽到，砰的一聲），電影狠在，楊德昌提供太多可以殺，必須殺，能夠殺的原因。小四夜歸時看到雜貨店胖叔又喝醉了顛顛倒倒甚至碎嘴他幾句，便從後繞近並悄悄拿起了磚頭。別笑柯南有鼻屎般的殺機便引發汪洋般的殺人案，小四兒是連在路邊都能狠下心腸的，這個時代的台北太擁擠了，所有人都應該死，雜貨店老闆也不能放過。但為什麼最後死的必須是小明？
1982年8月28日，《光陰的故事》上映，為台灣新電影運動揭開了序幕。2022年夏天，害喜影音出版《未來的光陰：給台灣新電影四十年的備忘錄》，以20個關鍵字重訪台灣新電影。秋天，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將推出「再新電影出發的時候：台灣新電影四十年回顧」專題影展，尋訪歷史角落中許多已被世人遺忘的逸作。夏秋之間，影視聽中心攜手害喜影音，邀請觀眾透過16部我們熟知的台灣新電影與關於台灣新電影的電影，為四十年後行將到來的未來，預作準備。
楊德昌，相比同期其他導演，明顯更受歐陸導演風格影響。他的作品多以當代台北為主要背景，大量而犀利的對話與情境，充斥著濃厚的都會色彩與現代主義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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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追求幸福，所以變得不幸。青春物語總是燦爛而殘酷，家族情感總是一觸即爆發，但也總是要等到後青春期，才逐漸明白幸福終究無法定格。這個炎炎又黏黏的夏天，Giloo精選11部大師經典電影，以岩井俊二《青春電幻物語》為始，以楊德昌《一一》作結；從李安的「父親三部曲」，到蔡明亮的「水之三部曲」；有時還有侯孝賢與是枝裕和。跟著大師一起探索無人知曉的家族幸福論，或者說，幸福悖論。
隨著時間的流逝，眷村後代們陸陸續續的搬離眷村，而離開後的他們紛紛開始用著屬於自己的方式紀錄及保留眷村，其中影像拍攝，就像將時間凍結了一樣，總讓那些已經不存在的建築物、物件或是記憶一一呈現在眼前。本次的台北眷村文化節線上影展，邀請大家透過小螢幕，穿梭光陰，一同從電影與紀錄片裡發現更不一樣的眷村容貌。
青春的孤獨與躁動、愛情的美好與殘酷、性別的迷惘與追求，往往隱藏在校園一角，長成難以向外人訴說的祕密。當祕密東窗事發，是否就是青春的結束？而長大，難道是生而為人必經的潰爛？Giloo精選5部青春校園電影，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易智言《藍色大門》、陳正道《盛夏光年》、岩井俊二《青春電幻物語》及《花與愛麗絲》，帶你重溫青春期必經的成長痛。
1949 年起的戒嚴，纏繞臺灣島上近 40 年。法律、政治、軍事等力量在維持大局的同時也為社會帶來難以抹滅的傷痕。1987 年解嚴了，但傷痕不會自動復原，我們應該時時回望，謹記那些苦難的過去是如何引領我們走向自由。 我們以此為題，挑選了三部台灣電影，述說戒嚴的苦難與影響。此外，也選了波蘭導演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的經典作品《機遇之歌》，以及以紀錄片形式，追問韓國民主運動——光州事件背後真相的《光州事件之謎：誰是金君？》呈現跨越國族的極權統治，會對個人及社會帶來何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