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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風暴終將結束，人類將繼續存在。我們絶大多數人都還活著，但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中。我們需要做出選擇，要走全球團結的道路，還是繼續各據一方？——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COVID-19疫情爆發後，《人類簡史》三部曲作者、以色列歷史學者哈拉瑞撰文提出他的擔憂。此次疫情殘酷地曝露出早已存在人類社會的各種問題，一如《微物之神》作者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所形容的，疫情照亮了本來被遮蔽之物。當商店、餐廳、工廠和建築工地關閉，富人和中產階級將自己隔離在他們的安居之所時，城鎮開始擠壓出其中的勞動和底層階級，移工、難民首當其衝。此外，疫情亦明顯曝露出，全球最大的公共衛生治理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在面對COVID-19此類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時，無法協助會員國及早建立應變機制的失能狀態。
《還能相信WHO》劇照
德國導演莉莉安・法蘭克的紀錄片《還能相信WHO？》（Trust WHO）即試圖帶領觀眾穿透如迷宮般的WHO。從檢視推動「菸草控制框架公約」、防治伊波拉病毒、H1N1到面對車諾比與福島核災的過程中，顯示出WHO這掌管、統籌全世界公衛資源的全球性機構，它本身作為一種公衛治理的技術，如何透過層層官僚體制、充滿科學術語的知識門檻、各種國際機制與檯面上／下的運籌帷幄，築起一道高聳不見頂的牆，阻擋著外界對其運作效能的檢視。《還能相信WHO？》中，我們看見導演必須用盡力氣比它具備更多的公衛知識和科學數據，必須出盡奇招想辦法在約訪談被拒後，擠身各種公開場合向WHO人員提問；影片讓我們看見，WHO這決策不透明、不公開，又高度技術官僚的機制是如何姿態傲慢地高踞在自己構築出的高牆之中，握有龐大資源與權力，但同時又捉襟見肘、處處受制於國際強權、私人企業的醜態。整部影片最驚悚的，莫過是當前任WHO總幹事陳馮富珍口中說出了這樣一段話：「WHO的預算只有30％是可預測的資金，其他的70％我必須拿著帽子到世界各地乞討。當他們給我們錢時，都指定與自己的利益相關，但這些卻未必是WHO優先考慮的事。」
對照回此次疫情WHO各種失職的反應，令這一切並不顯意外。當現任總幹事譚德塞日前呼籲各國加入全球疫苗協議，共享研究資源，不要「疫苗民族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時，不禁讓人懷疑WHO在各國（企業）傾注資源於疫苗大競賽的情況下，能有多大的號召力。先不論疫苗能否作為COVID-19的殺手鐧，影片《疫苗抉擇》（Family Shot）便呈現一位平凡的父親——即導演大衛希維金，是如何因著妻子和他在接種疫苗一事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循線抽絲剝繭，走訪相關機構和專業人員，展開一場關於是否讓女兒接種疫苗的思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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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抉擇》劇照
疫苗，作為現代國家的防疫工具之一，亦是一種治理的技術，其之所以可以防疫，是因為個體接種疫苗後，會產生抗體，達到免疫狀態。換句話說，接種疫苗是個體自願或受迫讓疫苗介入身體，身體被馴化後產生免疫反應，是交出身體免疫主權的行為。因此，談論疫苗，其實是關乎允許國家的公衛機制以什麼樣的程度入侵個體身體。且疫苗的研發背後不僅牽涉諸多技術與權力，更涉及龐大的利益，從疫苗的生產、供應到接種這整套體系，還有相關知識的話語權，不僅作用在個別肉體上，更牽動著社會集體對疫苗的觀感，而社會集體對疫苗的態度，亦會回頭過來施壓在個體身上。特別是當疫苗成為人們全心全意相信的唯一解方時，誰能掌握疫苗資源、誰能接種疫苗，便會是相當關鍵的問題。而先不論《疫苗抉擇》最終作出了什麼抉擇，至少影片提供我們重新思考接種疫苗是否絕對有效、必然的機會。
《我可能不會生下你》（The Third Option）則從另一個角度呈現醫療技術與權利／權力的關係。影片呈現視覺技術結合醫療知識的產前造影檢測，以確保母親生出「正常」孩子此一當代社會現象，對現代醫療與優生學提出尖銳的質疑：這是否像玩具工廠的生產線般，要求產出一個個規格一模一樣、符合常規的個體？導演湯瑪士．弗荷塔拍攝實驗室般冰冷、充滿科學儀器的場景、按表操課的工廠生產線，對比新生命誕生的紊亂與生機盎然；當現代醫療在乎的不是如何讓不同的個體生存，而是想著如何避免其誕生的時候，何謂主流社會要的「正常」？而什麼又是被排除在外的？「人生而平等」顯得虛偽而荒謬，因為更多時候我們可能早已是被「篩選」過的了。
《我可能不會生下你》劇照
《我可能不會生下你》提出關鍵的一點，乃在於現代醫療透過造影技術，讓子宮內的胚胎被看見，透過各種視覺化的曲線、圖像呈現其生命跡象，讓外界看見胎兒具有生命的特性，強化其與母親的連結。這類視覺技術的運用在各種社會議題中愈顯頻繁與重要，在高度仰賴數據科學的時代，如何將資訊與現象視覺化傳達給社會大眾，會進而決定公眾對現象的認識。不僅在公衛、醫療等領域，近年來引發世界關注的國際移動議題，伴隨而生的大量動態與靜態影像，紛紛以不同程度組構成大眾對難民、移民議題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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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之聲》劇照
今年人權影展選映的《瞄準難民》（The Migrating Image）拆解監控科技、影像技術是如何相互形塑出對特定群體的形象，以達成治理的目的；《滯海》（Purple Sea）呈現搭上偷渡船發生船難的導演阿梅爾阿爾札庫特從死裡走過一遭，重生後的生命痕跡。而《水泥的滋味》（Taste of Cement）關注流亡到貝魯特的敘利亞建築工，他們白天在濱海的大樓建地勞動，夜晚則在地底下壅擠的宿舍裡，透過手機螢幕，看見被砲火轟炸的家鄉敘利亞，畫面穿梭於兩地的水泥構建物，同樣是廢墟般的景象，一是前景看好仍在構建中，另一卻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夜裡，斷垣殘壁充填了死亡的氣息。《86天裡的69分鐘》（69 Minutes of 86 Days）、《邊境之聲》（Walls）則是拍攝者貼身紀錄遊走在國界之間的人們，以親身經歷、共同參與的時間與情感所換來的影像。柏林圍牆雖然早已倒塌，但仍有更多各種有形、無形的邊界與牆正築起，阻礙著《世界人權宣言》所聲稱保障的遷徙自由。《邊境之聲》片中受訪者感慨地說道：「築牆，不該是我們追逐的事情，搭建橋樑，才讓人們有相互理解的可能。」然而，這樣的可能如何跨越地理上的界線，甚而穿越時空，世代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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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事件之謎：誰是金君？》劇照
轉型正義，是許多經歷過威權統治之民主國家的未竟之業。對過往受壓迫之歷史真相的釐清、還給受害者應有的正義、對加害者於法律和道德上的咎責，以修補已然造成的分裂進而避免未來重蹈覆徹，這是一個漫長的善後工作，且該是永續傳承的任務。在林欣怡導演的《第六十九信》（Letter #69）試圖透過重演、模擬的方式，將消逝的記憶賦予肉身轉生，在音畫部署間重現台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施水環的故事。《光州事件之謎：誰是金君》（Kim-Gun）的導演姜相宇，則一一走訪南韓光州事件的倖存者，試圖以人們的口述記憶，推翻官方運用攝影技術捏造出來的「北韓陰謀論」——指稱光州事件是北韓派遣到光州的特殊間諜（光殊）策動的，意圖打擊南韓政府，讓共產主義滲透。南韓政府的作為再次凸顯了統治者將影像技術作為治理的工具，誰掌控了歷史論述誰就能掌握未來。但《光州事件之謎：誰是金君》讓我們看到，紀錄片如何聯合諸眾之力，破除虛假的國家歷史神話。
《借問阿嬤》（Granny Project）則是三位背景不同的奶奶——前英國間諜、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匈牙利共產黨員，以及崇拜過納粹的德國人，與三位孫子一起展開的重返歷史記憶現場、跨世代對談的生命之旅。雖然影片有不少篇幅關於二戰的影響，沈重的歷史包袱無可避免地貫穿三位奶奶漫長的人生，然而《借問阿嬤》更關鍵的乃是世代之間記憶與經驗的傳承，在智性與情感的層面相互溝通、理解，進而攜手一起邁向未來的可能性。奠基在個體經驗的感知與交流，或許是《借問阿嬤》帶給我們最珍貴的啟示，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我們要一起坐下來觀看紀錄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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